“举人坯子”是吾师

诗与书的历史与文字的历史一样久远，诗书文化的典籍，宛如苍穹里璀璨的星辰，照耀了历史的长夜。在中外历史上，经典都曾是先驱者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知天命、过花甲的壮年、老年人以及他们每个家庭来说，经典又意味着什么呢？

《老人天地》杂志社和长期致力于经典诵读工程的四海经典文化传播中心一起，从今年起，特辟“诗书传家”栏目。栏目以弘扬文化经典、建设和谐家庭为目的，文章内容围绕不同家庭几代人阅读中外诗书典籍的经历、故事，展现祖孙、父子孜孜同读、口传心授的生动故事，以彰显诗书经典与家庭文化传承、家风传承的关系，与家庭和谐的关系，昭示传统文化的力量。

欢迎读者积极参与投稿。

――编者

老朽幼年读书际遇，堪称“传奇”。

我的第一位老师“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第二位老师是清朝末年最后一班秀才，外号“举人坯子”。

我的故乡非常贫穷：孔子在此“绝粮”，包公有“陈州粜米”。这样的穷乡僻壤，我家也从父亲上溯3代没有出过读书人。这样的“文盲之家”大概不会氤氲着“书香”吧。

然而，我非常幸运，我有一个“满腹经纶”的母亲，她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却能背诵《离骚》，讲解《诗经》，讲述《史记》的故事和元曲戏文。我至今能背诵的《出师表》、《赤壁赋》、《正气歌》等诗文，都是上学前，母亲一句一句“口授”的。我儿时唱的儿歌也与众不同，全是唐宋诗词。母亲这些“口授”，让我在日后煮字烹文的生涯中，舞文弄墨时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受用终生。

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我的姥爷。姥爷堪称“乡下奇人”，启蒙前，他常到一座私塾窗下“窃听”，听会了《三字经》、《百家姓》。他记忆力惊人，可谓“过耳不忘”。年方弱冠，“红顶蓝衫”（当时秀才的衣着），凭他的才识考取举人不在话下，人送外号“举人坯子”。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时，科举制度被废了。

姥爷无可奈何做了塾师。他脾气古怪，要求弟子读书要“摇头晃脑”、“声震屋瓦”，要熟得能“倒背如流”。背错一字打一板子，背错一句打三戒尺。许多学生被“戒”得手如气蛤蟆，头像疙瘩梨。他唯独对我很少“开杀戒”，这并非因祖孙关系而徇私情，我的书确实背得好，很少出错。那时记忆力强，一篇文章看两三遍，便能复述。这和姥爷对母亲的熏陶，而母亲的基因又遗传给我，不无关系。

在私塾里，我与姥爷朝夕相处，同榻而眠。他有个深夜独自背书的习惯，我常常在朗朗的背书声中进入梦乡。他背书一为“自娱”，二为“抒怀”，背的内容自然也就不同了。“自娱”时，常背《归去来辞》、《醉翁亭记》、《爱莲说》等，背得轻松愉快，如同唱歌一般。“抒怀”时则是另一面孔，当时神州动荡，日寇侵犯，汪伪卖国，民不聊生。他常常双眉紧锁，长吁短叹，深夜常背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以抒发胸中的愤慨。每当背到“义不与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便声泪俱下，像发疯似的。这忧国忧民之思，如同一颗爱国的种子，播入我的童心，没齿难忘。

我家世代白丁，本没有经史子集。我入私塾读书，母亲正为家中无书发愁，忽然有大批国学典籍随着黄河泛滥的洪水“涌”到家门口。原来，1938年夏天，为阻止日寇西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许多逃难者来到我的故乡，其中有不少人家用衣服、首饰换取食物，当然也有书香门第，带来许多古籍。母亲见此情景，便叫我在街口“放哨”，凡有以书易食者，便引到家里。灾荒岁月，两块红薯就能换部《诗经》，一升谷子换来《资治通鉴》。书越换越多，柴房成了书屋，也成为我的乐园。

我的古文底子就是那时积累的，我的文学之根也就萌发于倒背如流的故纸堆。而今，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是仍嗜背成性，乐此不疲。

尤感欣慰的是，姥爷的记忆力不但传给母亲，传给了我，如今传到了第五代――我三岁的小孙女在幼儿园娃娃班背诵唐诗比赛中也“蟾宫折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