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举人“大挑”轶事

一、举人大挑之缘起

明清时期，举人作为科举正途出身，其地位和前途虽比不上进士，但远比秀才要优越宽广。举人可以考进士，可以考内阁中书，可以人国子监读书再通过考试做官（《明史・选举志》云“举人、贡生不第、人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可以捐六部主事或候补道台，还可以出任地方书院的山长。在某些特定时期，举人还有直接选任部司推官或知县、同知的机会，比如在明代洪武初期（《明史・选举志》说天下初定，官多员缺，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崇祯后期（参《明史》卷二百七十四《雷柞传》）以及清顺治初年。但举人能考中进士的毕竟只是少数（约为二三十分之一），考内阁中书要擅长书法且名额有限，捐官既花银子还要候补，山长又不算正式职官，而直接任官更是机遇难逢。因此到清代科举鼎盛时期，举人积年增多而仕路受阻，统治者就要协调利益分配，为举人开辟新的人仕途径，于是到乾隆年间，举人“大挑”的选官制度便应时而生了。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二“大挑原始”条云：“举人大挑，始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年）科，吏部新议选法，一等用知县者，又借补府经历，直隶州州同、州判，属州州同、州判，县丞，盐大使，藩库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学正、教谕用，借补训导，凡三班。时谓之九流三教。”陈康祺说大挑制度始于乾隆三十一年其实有误，实际上应始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至三十一年则形成定制。

又据《清朝文献通考》所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五月五日上谕，举人大挑每六年一次，原以省份大小酌定所挑人数，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经部臣请旨，拟定远省（云贵川广等省）挑十之六，近省（直隶江浙等省）挑十之五。但乾隆认为，近省举人本来就多，远省本来就少，加之近省举人会试三科始得拣选，远省举人会试一科即可拣选，因此远省科分略深者早已挨班选用了，而近省科分较深之举人尚且雍滞，有长达30余年方得拣选者，这样有失公平。于是乾隆谕旨，除本年已经办毕毋庸再议外，到乾隆五十二年再行大挑时，无论省份远近，但就人数多寡均匀挑取，务使远近士子皆能乘时自效，以示皇上多惠寒唆之至意。举人大挑，为落第举人开辟了新的从政之路，对于缓解举人的“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二、大挑之具体操作

举人大挑之程序，有关文献记载不一。据近人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说，从前举人不中进士，即可截取，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归部轮选。到乾隆年间，乃加大挑一途。凡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每挑以12年为一次。例于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20人之内，先剔去8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其余12人，再挑3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其余9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这是先筛后选。

还有记载说，首先在20人中挑选3名体貌相对较优者，是为一等，以知县用；然后再剔除形貌较陋者8人，剩下的9人就是二等，用为教职。这是先选后筛，程序小异而原则不变。所谓“跳八仙”，是指被剔除的8人形貌老丑，要么年如张果老，要么形似李铁拐。可谓戏谑之极。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介绍举人大挑颇详细：乾隆十七年始定“大挑”制度，每6年一次，至嘉庆时改为三科一次（即十二年一次）。每逢大挑之年，会试不中的举人先要找同乡京官担保印结（要出印结费），由礼部造册，注明年岁咨送吏部。届期吏部堂官（尚书侍郎）先对大挑举人过堂查验，然后再请旨派王爷大臣面试挑选，条件重在形貌与应对，相传有个“八字标准”：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同”即面方体正，“田”即举止端凝，“贯”即身材颀长，“日”即骨骼精干，此四者为合格。“气”乃体貌歪斜，“甲”乃头大身小，“由”乃头小身胖，“申”乃两头小而中间粗，此四者不合格。凡符合前四种体貌者再审查其应对，要求言语详明，熟悉吏治。这实际是借鉴了唐代铨选标准中“身、言、书、判”中的前两条，其中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看体貌而不察应对。

齐如山先生也是科举考试的亲历者，他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也介绍了举人大挑的情形，说挑选仪式极简单，并不作文写字，只是设一公案，摆上应选举人的名簿，主持大挑的王爷入座后，即唱名传举人谒见，10个人一排齐跪下，只凭王爷大臣一看，他认准谁是一等便是一等，毫无凭据。不过这里头弊病也不大，因为举人能认识王爷的太少，果然能直接或间接认识，也可以请托，但毕竟极少，此事可以说是全凭运气。倘若这一排中多是年老或相貌猥琐的，则自己得一等较易；倘若此排多是高华英挺、气度雍容的，则想得一等就很难。齐先生说举人大挑“毫无凭据”，这话未免过头，但仅凭体貌确实不太靠谱，更何况其中难免有人为因素呢。

三、举人大挑轶事

清代举人大挑主要以体貌为取舍，一般而言，身材魁伟、相貌堂堂者必得人选，而身短貌陋者则大多无望。晚清名臣阎敬铭就曾因体短貌陋而大挑受辱。

阎敬铭系陕西朝邑（今属大荔县）人，是晚清的清廉名臣。据《春冰室野乘》说，他为人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长得像个乡巴佬。他当年参加大挑时，刚刚跪下来，就被某亲王高声喝道：“阎敬铭先起去！”一时间被羞辱得狼狈不堪，深以为憾。但这个耻辱也激励了阎敬铭，后来他发奋努力，中进士，入翰林，官居户部尚书。湘军儒将胡林翼曾称赞阎敬铭“气貌不而心雄万夫”，至光绪时阎敬铭官至东阁大学士，成为理财名臣。这说明相貌与能力政绩显然无关。

体貌虽是大挑的首要标准，但如齐如山先生所云，全凭运气的也不在少数。

徐一士《亦佳庐小品》引《闲谈笔记》说，陕西米脂人高照煦以同治癸酉科（1873年）举人应光绪庚辰年（1880年）大挑，先期前一日，高照煦被好友高子佩接到城内寓所，地处东交民巷，这里距离挑场文渊阁较近。高照煦颇为自负，以大挑一等自期，亲友也都很看好他。第二天一早，高子佩派四弟高寿卿来为高照煦送场助阵，高照煦一见高寿卿就说：“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此次赴挑，恐怕只能得二等了。”等到入场，高照煦被安排在最末一班，只剩13人，照例只能挑一等一人，而高照煦排在11名，另一人排名第九，王爷大臣将此人与高照煦再三衡量，最终将第九名挑为一等，高照煦只能屈居二等。事后高寿卿问他究竟做了何梦，如此应验。高照煦说：“我梦见有人手持红帖来请我，呼我为子夏。起初也百思不得其解，待早上行至东华门，忽然想起子夏在孔门弟子中名列文学科，我此番必得学官无疑了。”徐一士说高照煦以一等之貌名列二等，皆因排在13人之末班而吃亏。科举时代多相信梦兆，而高举人之梦兆竟如此神验，真可谓造化弄人也。

体貌魁伟而大挑落选者绝不仅高照煦一人，《归里清谭》中载有类似事例。某年大挑，有山东某举人，身材魁梧似曹交（曹交是《孟子》中的人物，身长九尺四寸），然而大挑却落选了。其人气愤不过，等王爷大臣事毕登车要走时，拦住车子诘问道：“大挑以何为凭？”王爷知道他心中不服，也高声回应道：“我挑命也！”某举人无语而退。高照煦是自己认命，某举人则是被迫认命。

选官仅凭体貌本已极不合理，而又以“挑命”来搪塞被选对象，这暴露出大挑标准不尽合理，人为因素太多。更有甚者，还有故意将貌丑者选为一等的恶搞闹剧。直隶青县有位姓金的举人，容貌极其丑陋，五官分布皆失去应在的位置，以至于人们都不好意思正视他。此人参加大挑，某王爷却挑他为一等，一时间诸大臣惊诧不已。王爷说：“诸位勿惊讶，这人的胆量可嘉。”众问其故，王爷又说：“此人长成这般模样，还敢来大挑，倘若没有姜维之胆，怎敢到此。”王爷的话虽然不乏冷幽默，但未免将选拔人才视同儿戏了。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六记载了另一则大挑轶事。道光甲辰科（1844年）举人汪叔明是江苏阳湖（今武进市）人，其人天生一副恶相，但却小有才华。他参加大挑时，起初列在二等，这时主持大挑的王爷见某大臣手中拿了一把折扇，便索要观看，对所画扇面和题字大为赞赏，某大臣说作者就是刚才挑为二等的汪某某，王爷乃道：“我见其人相貌狞恶，以为他当知县必定对百姓严苛，原来却是一位风雅之士。”于是连忙把汪举人喊回来，改挑为一等，用作知县。照说相貌较陋是不能挑为一等的，这其中的猫腻，很可能是汪叔明提前做了功课，某大臣给他当了“托儿”，而汪举人与某大臣之间必有特殊关系，或是通了关节。

按规定，大挑一等任知县，二等为教职，但也有特例。《郎潜纪闻四笔》卷二记载，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的高廷瑶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举人，嘉庆五年（1800年），高随同官军镇压青苗造反“有功”，赏六品顶戴，后以大挑二等（或曰一等）选授安徽庐州通判，调凤阳通判，升凤阳同知，官至广州知府。他为官办事认真，政声颇著，不少冤案，很得民心，被誉为嘉、道间循吏之冠。有清一代，举人大挑用为通判者，高廷瑶一人而已。

古语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举人大挑仅以体貌为取舍的确不靠谱，但做官的人诚然又不能不注重仪表举止。现如今的公务员更频繁出现在各类公开场合，亮相于媒体前，大都很注重自我形象。然而真正的好形象既不靠体貌举止，也不靠口若悬河，而要靠为地方办事实，为百姓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