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耶稣会士罗明坚在广东的传教

[摘要]本文通过简述耶稣会士罗明坚在广东的传教经历，着重分析了他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比较完整地阐述他的历史作用，并以一个人物的活动折射出近代天主教在广东传教的轨迹。

[关键词]罗明坚 耶稣会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33-02

谈起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能不涉及近代的传教活动，而在近代传教活动上就不可不谈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人物──利玛窦，他被认为是明清时期名气最大的耶稣会士。但利玛窦不是第一位来到广东，也并非最早翻译中国古典书籍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教士，真正的第一人应该是耶稣会士罗明坚。作为来华耶稣会士队伍中的先驱，罗明坚与利玛窦齐名，同时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他引领利玛窦来到中国，并帮助后者在中国生活和传教，罗明坚地位之重不可轻视，影响不容小觑。

一、罗明坚传教前的广东概况

地处大陆沿海的广东是明末天主教入华的“西来初地”，早期耶稣会调整传教方针及“学术传教”的实践也发端于广东。因此，无论从宗教传播还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广东在中西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深入了解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教事迹是探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必修课。

早期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主要依靠在华天主教会传教士的言传身教，而大部分传教士来自耶稣会。耶稣会是明代最早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会，也是在岭南影响较大的天主教会。明嘉靖年间，澳门成为葡萄牙人来华贸易的第一站，一批批天主教传教士跟随贸易船队踏上这片土地。随后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以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名义向澳门委派主教负责处理中国及周边地区的教务，并命令其在澳门建造天主教堂。澳门的耶稣会传教士以澳门为据点，吸纳在澳或近澳的广东乡民入教，传播教义，同时派遣传教士进入岭南地区传教。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广东成为传教士叩开中国大门的第一站。至明朝后期，葡萄牙的使臣进入广州贸易，传教士也得以进入广州城传教。

嘉庆二十年始，广东官员也许考虑到地方的利益，通过上书朝廷，广东的“海禁”政策有了放松的迹象。郑舜功在《日本一鉴穷河话海<海市>》里写道：“嘉靖己未（1559年），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潘季驯禁止佛郎机夷登陆至省，惟容海市”。明隆庆以后，“海禁”政策部分开放，私人海外贸易得到允许。至万历年间，允许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获得每年两次进入广州城进行贸易活动的机会，正是广州的商业贸易为天主教传教士提供了最早的通道，天主教开始进入广东。起初，传教士们传教心切又不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这使得传教活动惹了不少麻烦，例如“拐孩匪”事件，这都使得天主教在广州城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二、罗明坚的传教活动

罗明坚于1572年加入耶稣会，为了取得教士的职位，他完成了哲学和神学的学习并自愿到印度传教。同年9月，他到达了果阿，11月到马拉巴海岸。在6个月之内，他经过语言训练，已经能够听懂当地人的忏悔。正是在异域非凡的语言学习能力使得他有机会来中国传教，要知道汉语是当时天主教进行传教的最大障碍。

罗明坚遵循范礼安的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应该学习中国话及中文”的要求，并认为学习汉语“是为归化他们必须有的步骤”。1579年（万历七年），罗明坚来到澳门后为传教活动做了充足的汉语学习准备：1582年，短短两年时间他识得一万五千个汉字，可以阅读中文书籍;到达澳门的3年后，他尝试用汉语来写作。汉语能力的提升使他在传教时如虎添翼，并尝试用不同的语言为教徒传教。罗明坚在澳门建了一间名为“经言学校”的传道所，用汉语传教。它不仅是明朝末期中国第一间使用汉语的传教机构，也是在中国境内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

在澳门传教期间，罗明坚利用葡萄牙商人一年两次进入广州城贸易的机会，与传教士巴范济、利玛窦曾先后三次跟随商业贸易团进入广州，借机与一些中国官吏接触。到达广州后，能听说读写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传统礼节，谦恭的罗明坚很快赢得了地方官员的好感。广州海道认为“他是一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及老师”，并允许他在广州城逗留、过夜。罗明坚为了随风就俗，和一些中国朋友商议后，甚至改穿僧服，并且刮须剃发变成僧人模样，不久更向两广总督陈瑞奉上呈来卡申请明准其留居内地。通过与陈瑞、香山知县、肇庆知府王泮等地方大员的交涉，罗明坚最终获准在肇庆居住四五个月，于1583年9月10日成功到达肇庆天宁寺，开始传教，建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耶稣教会传教根据地。罗明坚能成为晚明时第一个进入中国内陆并长期居住的天主教传教士，与其较为熟悉中国文化和出众的汉语言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为了开展传教，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肇庆后继续学习中国语言，采用中国的服式和礼仪，与当地知识分子交往，并与利玛窦用中文编写了一部《天主教实录》，广为散发，此举吸引了数十人接受天主教会的洗礼。他还建立起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通过展示地球仪等新奇事物吸引当时中国民众，扩大影响力。1585年11月24日，得两广总督郭应聘所准，在肇庆西江的岸边、崇禧塔附近建起中国内陆第一座天主教堂“圣童贞院”，因为在教堂大门上悬挂着肇庆知府王伴赠送的亲笔题辞“仙花寺”一匾，于是教堂也叫仙花寺。

除了在广东肇庆活动，罗明坚传教的踪迹远达浙江、广西等地，天主教也因此在中国扎下根。至1586年，他已对中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自称“我们已被视为中国人了”。1588年罗明坚致信罗马教宗，请求“正式遣使于北京”，自己能返回欧洲。1589年罗明坚抵达里斯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了1607年5月11日，罗明坚在他的家乡病故，就未能再回到他开拓的中国传教事业中来。

三、罗明坚在文化传播方面的成就

作为合法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在以汉语写作、对汉字的研究、中国古典书籍的西译西传以及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等方面都开启了来华耶稣会士的先例。

罗明坚认为借用书籍在华讲圣教是一条传教捷径。1583年（万历十一年）年底，罗明坚把他撰写的《天主实录》重校完毕。之后请求利玛窦和一位在肇庆府居住的福建儒士郑郢加以润饰。1584年（万历十二年），序文才写好，直到同年11月全书才印刷完毕。此书共计印刻一千二百册，是在华天主教的第一册中文教理书籍。不久这本书又刻印第二版，题名《天主圣教实录》。它使天主教本地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天主圣教实录》不仅流传于中国，而且还远及菲律宾、安南、日本等处，并且它的样本还远达欧洲。他译述并出版了《祖传天主十诫》与《天主圣教实录》，后者可以说是第一篇在华天主教中文经言。

为了帮助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罗明坚与利玛窦合编了历史上第一本汉语――外语字典《葡汉词典》，当时编写此字典时，采用拉丁字母编订汉语拼音，其核心内容一直引用至今，这也为以后的西方汉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6世纪，他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将朱熹理学介绍到了欧洲，还独立将《三字经》《大学》等中国经典传统文献翻译为拉丁文，在罗马公开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还汇编了《中国地图集》，这是第一次在西方出版了专门的、详细的中国地图集。因为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最早翻译了朱熹的著作，一些在中国传教的西方教士也首先接触代表中国儒家朱熹的思想。

四、罗明坚的影响

关于罗明坚的历史地位，德礼贤曾有一段经典评述：“罗明坚为利玛窦铺路，将他引入中国，然后从舞台无声地消失了。”而他的“消失”主要是出于范礼安的安排。毫无疑问，当罗明坚于1588年返回欧洲后，利玛窦成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舞台的主角，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罗明坚在广东的传教活动，从文化角度出发，他开创了中西交流的新局面，拓宽了文化传播的渠道，这一点我们应铭记。

虽然，传教士们主观上是来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罗明坚也不例外，但在传教的过程中，中西方文化因此有了更大范围的交流，包括从器物到精神文化方面。从客观上来讲，以罗明坚为例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西方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功不可没。从他个人而言，罗明坚采取主动学习汉语并改穿汉服等利于传教的措施，开拓出天主教传教的新局面，显示了他深知中西文化差别而做出的努力，这是在他之前来华的传教士没有显示出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