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大分工”成本极高等

中国“产业大分工”成本极高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刘良

观察中国经济的空间构局，容易发现其带有极为明显的全国性大分工特征。而且这种“大分工”已经过度，不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运输成本及土地成本。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全国性产业的过度分工、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错误配置”，北煤南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人东就……必然会对交通设施、物流人流系统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每一项需求，必然意味着占用土地和资金的增加。成本也越来越大，效率也就难以提高。

日本的都市圈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最短的空间距离内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种平衡，主要是制造业内部投入产出的平衡。我们知道，由于资源的天然禀赋不同，农产品、矿产品和能源等不会在每个都市圈内部实现自给自足，需要通过区际及国际贸易来实现总量及结构平衡。但制造业与此不同，每个都市圈都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以此来基本满足都市圈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

中小企业扎堆走出去更易成功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

中国需要不同的公司走出去。第一种是去国外寻找资源的大公司、大企业。第二种就是出口带动型的中小企业。在中国的现实发展阶段来说，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意义非常重大，从政策上，我们应该关注和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去的问题。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才刚刚开始，未来发展的潜力还非常大。

借鉴国外的经验，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做？第一，是要扎堆，中小企业要出去，最好是一群一群出去，上下游的企业一起出去，这样互相有照应。它的影响力也比较大，从对方政府拿到政策优惠应该比较容易。所以中小企业要出去，最好是扎堆式出去，或者是集约式投资，跟东莞的台商城的方式差不多。第二，一定要先把功课做好，不要盲目出去。

目前中小企业之所以没有形成一种力量，没有较大规模走出去的原因是商会、民间组织不健全。我们可以鼓励走出去的企业成立商会，或者鼓励他们在国内做一些准备工作。

走出去，还要看走到什么地方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好首先走到周边经济发展比中国慢半拍或者一拍的国家去，太穷太差的国家不能吸收大量的中国产品。比我们更先进的国家，我们产品的竞争力不一定能够达到他们的需求。另外，政府和周边国家有很多经济合作协定，这些经济合作协定都会对中国企业有很大的保护作用。

企业家的死与宏观调控有关吗

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钟朋荣

年初，山西运城市鑫龙集团董事长赵恩龙因投资决策失误跳楼自杀了。我认为，这位企业家的死与中国的宏观调控是有一定关系的，甚至是这种宏观调控方式的直接结果。这种宏观调控方式的特点是，用国家控制银行贷款的方式，对企业的资金进行突然地大幅度的存量收缩，即只收不贷。在企业资金主要依赖国家银行的经济中，银行一旦对某些企业只收不贷，这些企业经营再好，也只有死路一条。

这给了我们的宏观调控部门一个重要的警示：不能再搞这种名为宏观调控，实为行政性的、突然性的大幅度的存量收缩。我们应当通过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尽快地用企业自主的微观调控代替政府行政性的所谓宏观调控，用事先的调控代替事后的调控。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要实现三大转变：一是投资主体由政府决策或变相由政府决策，向真正由企业家决策转变；二是投资资金由银行贷款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转变；三是投资的风险由国家银行承担转向由投资者承担。

中国需要建立良好的创新激励机制

宏 集团前董事长 施振荣

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如果用10～20年建立起这样的机制，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创新核心。每个人都会跑到这里来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贡献出来，这有利于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很多的制造业转移到台湾和印度，但是美国通过这种“外包”却挣了很多钱，美国方面依然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大市场存在。当然它的经济系统吸引了世界各地最高层的人才，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他们也得到了一些东西，在将来中国也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会有很多人才，甚至比美国的人才更多。

从基本的基础科学革新到一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甚至一些商业模式，这些都涉及到革新。世界上很多的革新都是从欧美开始的，特别是看一下应用科技，那些有利于社会的实际应用。不过亚洲在这方面的技术革新也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这里有市场，而且有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和工程人员的资源。因此，亚洲会成为技术革新的一个焦点。但是，同时这些具有巅峰性作用的革新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建立良好的革新激励机制。一个大的市场就有革新的可能，在5～10年的时间里面就可以出现革新。但是我们今天看革新，只是把眼光放在未来1～2年的时间里。

衡量公司成功的六大指标

欧洲管理学大师、圣加勒管理中心总裁 弗洛蒙德・马里克

动荡的年代需要制定明确有效的标准，公司处于什么状态才算正常？衡量公司成功的指标主要有六个，如果仅仅关注于财务指标，对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予以考虑的话，走错路的危险往往会很大。

第一个指标是公司在其各项业务领域的市场地位。每个公司都需要考虑那些能充分描述公司市场地位的因素（消费群体、渠道、质量、品牌形象等），需要扩展能够体现市场地位的重要数据，仅仅考虑市场份额是不够的。第二个指标是创新能力。其重要数据是从研发到产品上市的时间、成功与失败的比例、新产品的营销额比例。第三个指标是生产力，至少需要四方面的数据：劳动生产力、资金生产力、时间生产力和知识。知识被当作生产力必须与劳动生产力、资金生产力和每一个单位时间所增加的价值相结合。第四个成功指标是对优秀员工的吸引力。当优秀员工开始离开“下沉的船”的时候，或者说当公司试图寻找优秀员工的时候，那么就要高度重视所发生的一切。第五个指标是流动性。牺牲流动资金来提高利润的做法是危险的――比如有些公司为获取更高利润而以延长收款时间为代价。当出现利润瓶颈的时候，公司通常会取消非赢利性业务，这是正确的；然而在出现流动资金瓶颈上，企业总是犯下大错，即出售赢利的部门，这对一个企业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第六个指标是公司的收益能力。但收益能力几乎很难用利润这一指标来衡量。关键的问题是：“明天要继续运营，最少需要多少利润？”

精神贿赂的成本收益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 吴克明

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不将精力用于勤奋工作以取得出色的成绩，而用于研究如何揣摩领导心思，讨领导欢心，进而获取更多私人利益的行为我们称为精神贿赂。通常，人们都期望从自己的一切活动中获得最大化的效用。人们在消费商品、接受服务时会产生心理满足感，同样，精神贿赂也能使某些人获得这种效用。

和物质贿赂相比，精神贿赂成本更低，既不用财物，也不用美色，只需张张口、动动笔，只要恰到好处，就能使领导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圈套。而且，法律中并没有精神贿赂罪，贿赂者永远不会担心受到法律的制裁，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所以，精神贿赂者既不会付出任何货币成本，也不必付出沉重的心理成本。相比之下，精神贿赂的收益却很高。只要让领导顺心了，领导自然会格外关照，为贿赂者带来更多的回报。当前，许多公司的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制度约束力不够、人治相当严重，领导的个人好恶往往对下级的奖金分配、职位升迁、发展机会等切身利益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精神贿赂大行其道的原因。

可见，精神贿赂的背后隐藏着最大化个人收益的动机。一个人是否进行精神贿赂，取决于他对精神贿赂的成本、收益权衡。当他认为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进行精神贿赂。

成功的国际化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新加坡国际企业局局长李奕贤

成功的海外运作没有一个成型的公式，不能简单地把国内成功的模式复制到海外。它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但是其中有三点可以考虑。

第一是如何制定支持公司国际化的战略，如何利用这个战略实现可持续的利润。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听起来非常简单和基础，但是这却是很多公司所忽略的，尤其是他们在国际扩张当中。在国内打下非常好的基础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在海外扩张，企业在国内的能力甚至可以起到提款机的作用，支持他们在海外的扩张。产品是很重要的，但是产品是很容易复制的，所以对公司来说要不断思考他们的经营模式，保证他们生产、提供和保持他们的新产品和服务。第二是结构和价值。因为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成功地应用，这就取决于公司的人才和支持人才的结构以及指引人才的价值。从走向国际市场起步，一个公司必须建立起让别人很难模仿的能力，先在本国开始建立这样一种能力，然后把这些公司的优势扩张到新的其他国家去，通过这些努力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保持公司的独特性，并且使得公司有能力不断在新的环境中改变自己。想在海外市场获得成功的公司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改善公司治理以达到国际标准。第三点，很多亚洲公司都制定了国际化的战略，他们都将成为全世界企业的领导者，他们都非常善于学习，也会吸取最好的经验。

要素成本上升需要其他因素的“对冲”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

中国的成本优势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要素成本上升，总要依靠其他因素来“对冲”，否则，总成本必将上升，而竞争力必将下降。

从现在的情况看，制度和组织成本至关重要，但是，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制度费用有很大难度。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非常难，比如银行改革、股市改革、土地市场改革，实际推进很难。主要是行政垄断行业改革难以深入。市场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企业治理结构，至今并没有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作用。核心部门的改革没有实质推动，中国的整体竞争优势的提高就会非常被动。从总体上看，随着经济增长，成本优势早晚要发生变化。企业的要素价格在上升，就必须依靠其他因素来消化要素价格上升的影响。虽然，现在从“下游”产品市场来看，变化似乎还不显著。但经济规律决定了上游成本的变化早晚要传递到下游。事实上，企业、地区和国家的竞争力已经开始重新定位，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