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看孔子教学活动的文化意义

孔子说自己十五岁便有志于学问。这学问就是以礼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孔子生长于鲁国，春秋时期的鲁国在政治上虽不是强国，但在文化上却是东部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因为鲁国保存着西周的礼乐文明，当时的人认为“鲁不弃周礼”（《左传》闵公元年），“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孔子批判职业性的“师儒”，又将师儒传播的文化遗产进行改造和提升，创立儒学。他告诫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正说明孔子所宣扬和传播的文化不仅仅是谋求衣食的、形式上的呆板传统，而是经过思考和改变的，包含创造性阐释的传统。孔子的传播实践是对西周文化传统的分享、传承和创造。

孔子对文化传统的分享可视为其传播实践的起点，其中渗透着孔子传播思想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学”。《说文解字》解释说：“学，觉悟也。”段玉裁注：“学觉叠韵，《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由此可知“学”意味着一个逐渐深入的循环过程，从实践上看就是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不断获得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刻认知，并達到觉悟。孔子一生都非常好学，他认为自己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不是先知先觉者。他学习的是自己爱好的古代文化传统，而且学习的态度是勤奋敏捷地去“求”——尽可能获取相关的信息。他还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子根据人学习与否对人进行划分，可见学习在他看来是“成人”的关键。

孔子好学，但他没有具体的师承，我们只知道他生活在保存了丰富文化传统的邹鲁之地，这为他自学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他少年即有志于学，一生勤奋求知。孔子处处留心学习，没有专门的老师进行传授。

孔子自己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的自学能力表现在他能够择善而从的自觉与主动之中，择善既包括对文化传统及发展趋向的选择，也包括对具有特长的师长的选择。“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属于前者。至洛阳向老子问礼（《史记·孔子世家》）、向郯国国君请教“官制”等则属于后者。可见孔子自学而不断进步，与他择善而从有直接关系。这种对文化传统主动的探求，是好学的重要表现。

在孔子看来，“学”是一个接受文化传统并将自己的人生意义融入其中的过程，既有传承也有创新，是对生命的塑造和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他将“学”与学习具体的谋生技能明确地区别开。樊迟想学习耕田种菜之类的实用技能，被孔子斥为“小人”。孔子关注的不是掌握稼穑等实践技术，而是学习“礼”、“义”、“信”等人文知识，分享文化传统并参与到推陈出新的创造过程之中。“学”是获得和接受传统文化的精粹，同时也涉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拓展。因此，孔子不仅强调“学”具有的仿效的一面，也强调“思”——“学”具有的反思和创造的一面。在孔子的传播思想中“学”与“思”相互作用不可忽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这些说明，“学”与“思”互相转化，传承与创新不断推进。用孔子的话说即“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学”与“思”的互动转化是有效的传播和交流机制，文化的习得性和塑造性由此体现出来。每个个体都出生并成长于既有的文化环境之中，“自我”的形成离不开内在传播，“学”与“思”的交互流动不断加深着对传统与现实的理解。因此，孔子强调“学”与“思”的意义在于创造性地充分运用已拥有的文化传统，这是理解自身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必要条件，也是自我得以实现的基础。

孔子三十多岁以后直到五十一岁出任中都宰这段时间，其主要活动是读书、学习与教学授徒，“学”的意义已略如上述，它是不断学习与反思的过程，贯穿孔子的一生。“立”的含义是“立于礼”，孔子对此非常重视，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日》）他教导儿子孔鲤也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说：“诸解‘立’为立于道，立于礼，皆统于学，学不外道与礼也。至三十后，则学立而德成之事。”可见“立于礼”是学习的结果。孔子通过学习，到“三十而立”之年，自觉地接受了文化传统并将其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基础。“四十而不惑”，即孔子所谓“知者不惑”（《论语·子罕》、《论语·宪问》），就是智者心中没有疑惑、惑乱、怪惑，不片面地刻意求深，不过分地做出诡异的行为吸引别人的眼光，欺世盗名。将“三十而立”与“四十而不惑”合起来理解，就是孔子通过对文化传统不断地“学”与“思”，对人类过去创造的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有了深刻理解，在与历史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建构起自己的心理或认知图式，这是由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内在心理过程三者互动而促成的，是充满意义的内在传播。

对于孔子来说，“礼”是一个汇聚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知识文化、信念感情等诸多意义的重要平台。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礼”传達了先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具有某种重要的教诲意义。个体在践行礼的同时，礼也塑造着个体。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孔子认为有一种人自己不懂文化传统而凭空造作，这是不足取的。他赞同的是多多地学习，有选择地加以接受，认真地看，全记在心中，这是对待以“礼”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融入传统而得到塑造。我们在《论语》中看到一个努力学习文化传统并亲身实践的孔子。他温和而严厉，有威仪而不刚暴，庄严而安详。这是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诲与熏陶的缘故。“礼”还为个人修养指明方向，在个人参与社会的过程中传達了道德、智慧、审美以及庄重的仪式感。《论语·乡党》中记载的孔子日常生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孔子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了“礼”的上述功能，成为一个不惑的智者。他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为基础，接受文化传统，又扬弃传统僵化的部分，有所创造，在现实生活中呈现着传播的本质，“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在做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我们先是用符号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居住在我们所创造的世界里。”（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孔子接受了传统文化创造的世界，又居住于其中并进行再创造。“立于礼”和“知者不惑”就在接受与再创造的过程中产生，教学活动体现着他文化传统接受与再创造的努力。

孔子的教学方式可视为有效的人际传播，在他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长成，注重对情感、品德、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在师生对话中也给弟子们充分的回应与反思的余地。他的教学是完整而深入的传播实践活动。传播的工具性和终极性特征包含在孔子的教学中，而且被作为其教学的重要思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四个方面有很强的操作性，同时对人的精神世界也具有塑造l生。“文”即对诗、书、礼、乐等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属于此。“行”即亲身实践，将书本知识融入现实生活。“忠”是尽心尽力对待别人，“信”是人与人交往诚实不欺。四者合而为一，就是成就或成全一个人的方法。

孔子的选择和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无疑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尽管他终生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尽管他的道德学说屡遭人们批评，但不可否认孔子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他以古代文化传统为基础进行了极富成效的教学传播实践，为中国文化开辟了一块富有魅力的精神家园。

（作者：山东省青岛市青岛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邮编266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