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业反洗钱信息系统情报收集、分析、监管模式的调整与完善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现有反洗钱制度框架下，围绕进一步提高报送大额与可疑交易数据的质量，分别从情报收集、可疑交易分析判断、情报收集监管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设想与建议。

关键词：反洗钱；银行业；信息系统；数据库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0-0035-04

一、当前银行业反洗钱信息系统基本模式与主要问题

现阶段银行业反洗钱信息收集主要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金融机构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它从定量的角度界定一定金额以上的交易为大额交易，从定性的角度列举了部分可疑交易模型，规定了数据的报告流程、方式等，其基本模式如下：

上述模式，基本实现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以下简称“FIU”）与商业银行主报告行“总对总"联网报告数据，部分大额实现了系统自动化提取数据。数据报送的及时性较以前仅通过人民银行各地分支行收集后手工导入FIU数据库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反洗钱信息系统建立时间不长，部分数据资源还没有及时整合，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大额交易的错报、重报问题较难克服，许多交易要素需要营业网点进行手工补入，影响工作效率发挥，数据的可靠性与及时性受到影响，大大降低了数据利用价值。

由于各类支付工具的不同特点，将所有大额交易数据要素都通过系统进行自动化采集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部分业务的交易对手信息，尚需要通过手工补入相关要素。比如银行本票、单位或个人支票等，付款行较难及时获知收款人、收款行以及具体收付款日期等信息要素。只有当本票、支票解付提回时，并且收付款人在同一银行开户，付款行才可以通过该银行系统完整提取出收付款人双方身份信息。银行汇票也是如此，付款行如是委托其他银行开立汇票业务，也无法填写收款行和收款人账号等信息，一般此类信息是保留在行。同样，通过银联进行大额转账业务数据报送也会遇到上述相类似的问题。因此，只要是跨行支付的大额交易，在一般情况下付款行报送收款人的信息存在困难，同样要求收款行报送跨行的付款人信息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要求双方行都报送收付款人双方信息，就有一家银行将重复报送同一笔交易，数据库大量的重报信息妨碍了对情报的分析与统计。由于重报的交易信息中部分要素为手工填入，两笔数据无法完全吻合，很难通过系统设计剔除重报的信息。

2、可疑报告内容不够详实，情报价值不高，商业银行内部尚缺乏对可疑交易的综合分析判断过程。

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发现可疑交易情报的途径单一，银行内部各业务条线无法整合和合理分工，仅依靠各营业网点进行简单的判断，机械地对照已公布的可疑模型对号入座，填写可疑报告，并传递到该行的反洗钱情报收集人员。由情报收集人员集中所有网点递交的可疑报告，一般不加更多的分析就集中报告其总行或当地人民银行。整个过程，情报收集人员只是一名二传手，并未对可疑账户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也未对所有可疑账户进行风险分类管理、了解交易背景和对交易特征进行长时间的观察。商业银行报送的大量可疑交易主要是为了应付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检查。我国FIU因此要分析处理大量防卫性的可疑报告，难度相当大，真正重要的可疑线索可能因此掩盖在海量的报告中,无法得到及时处理，影响了正常效率的发挥。

3、现场监管成本高、效率低，非现场分类指导实施困难，全国各地区的监管力度与监管要求较难平衡。

主要原因是现场监管与情报收集整体工作脱节，尚没有建立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监管部门对被监管机构的数据漏报、错报、重报等不能及时掌握，较难实施全面有效的监管。非现场监管没有手段，分类指导实施困难，无法为现场检查“精确制导”。现场监管难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工作不重视或工作流程中存在缺陷的银行进行，现场检查的频度与深度也较难准确把握。由于缺乏非现场信息系统，对报送单位各地分支机构也不能形成统一有效的监管模式。因各地行政监管部门的认识不同，对同一类事件，处理也不尽相同。现场检查的处罚等级不分明，甚至相悖的现象时有发生，处罚激励效果受到影响。

二、对进一步完善银行业反洗钱情报信息系统模式的设想与建议

（一）调整反洗钱的情报收集模式，采取数据分类收集处理

上述流程相比原来的情报收集模式主要是补入了跨行支付平台在大额数据报送过程的责任。可疑报告根据进一步判断分析的优势不同，传递对象的不同，同时兼顾效率，商业银行任何一级都有直接向FIU报告可疑的权力与义务。跨行支付平台的补入主要是为了减少手工操作，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实现所有数据自动化提取。银行一旦发生跨行交易，只负责报送发生在本银行开户的单边交易数据，交易对方信息由对方银行负责报送，双方信息通过人民银行大额支付平台或其他相关支付平台的信息进行数据匹配，从而完成一笔完整的跨行交易记录。尽管在系统建设初期，这种操作模式可能会在匹配过程中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如各银行系统不同的因素、数据提取方式、部分业务的退票处理等等导致无法实现成功匹配，但这些问题随着工作推进都是可以进行分类解决与克服。只要对无法匹配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再进行分类处理，通过退回商业银行自查或交给各地反洗钱现场监管机构核查，将可以大大减少大额重报、漏报、错报现象。监管机构也可以因此及时掌握银行的报送情况，了解报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商业银行认真履行数据报送义务，纠正错报与重报现象，实现对数据漏报、错报的非现场监管，现场监管也因此可以有的放矢，有据可查。

对大额数据的接收与匹配处理流程如下：

商业银行报送的大额数据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不需要进行匹配的单边交易信息，因其业务本身只有收、付款一方信息，如大额现金存取数据；第二类是双边交易信息，主要是以各银行为单位的非跨行交易信息，不必通过人民银行支付平台或其他跨行支付清算平台，只通过本行业务系统进行清算的交易信息。含同行异地结算的各类业务，此类交易收付款双方信息可以通过该行系统自动化完整获取；第三类是跨行支付结算信息，一般只能从商业银行系统中自动提取单边交易信息，提取交易对手信息存在一定的困难。这类交易主要是通过一些跨行支付平台或一些机构等实现结算，一般需要通过中国银联、人民银行支付系统或一些机构等进行数据关联匹配才能取得交易双方完整信息的数据。前两类数据设计与提取比较容易，第三类数据要素的设计要重点考虑匹配字段，需要唯一识别码，它是将单边信息转变为双边信息的关键。当然还可以有辅助识别要素，如交易日期、交易金额等，确保数据可以与两银行所报的单方信息进行匹配，实现跨行交易数据的链接，以便进行非现场交易分析时，重现跨行交易完整过程。

（二）进一步完善可疑交易的分析判断流程

1、加强商业银行内部的综合分析与判断流程。提高可疑线索的报告质量，不仅要关注法律体系中的模型定义，更需要依赖商业银行自我进行深入挖掘线索，综合分析判断，总结积累经验，归纳不同类型的洗钱特征。商业银行最了解其本身的业务系统与客户，行政管理及FIU难以替代或超越商业银行去发现与挖掘所有可能的洗钱线索。对可疑交易的分析判断需要建立在分析人员对客户长时间的观察分析，该流程在银行内部形成，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业务操作流程、合规管理等工作联系密切。下面是对银行内部可疑交易分析判断流程的设想：

上图是以商业银行一级分行的反洗钱分析管理部门为枢纽的可疑交易分析判断流程。经反洗钱专职管理人员分析判断之后，可疑报告可直接报送FIU，当遇可疑交易需要商业银行总行进行分析判断时（如交易发生在同行异地），报送总行请求协助一起分析判断；当遇可疑账户与当地多家银行发生资金往来时，可以将可疑交易报告到当地人民银行请求协助共同分析。但所有可疑交易数据报送总行与当地人民银行的同时需一并将数据报送FIU，经商业银行总行及各地人民银行综合分析之后，再进一步上报可疑报告，各级主体都可履行报告义务。

商业银行各业务条线在可疑交易分析与判断过程中，除了要进行本身业务合规管理外，因各业务条线职责不同，承担的角色与作用也有所不同。如现金管理部门应重点关注一些不合理的大额取现，通过客户提供的现金付款依据、用途，判断大额现金提取的合理性；账户管理部门重点要预防账户开户之后是否被利用于洗钱，特别要关注短期内频繁开销户或多头开立的账户；信贷管理部门，则是重点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管，以及关联企业相互担保贷款等信息及时发现异常线索；各营业网点直接面对客户，它是发现可疑交易的主要部门。可以重点关注形迹可疑的交易人，如有意回避银行了解客户身份与资金拥有与交易情形等存在明显不符合的异常交易；国际业务部门应重点关注跨境资金流动的合理性，如：对同一家企业或同一个法人投资多家没实际业务的空壳公司，一次性结汇基本没有其他款项往来的企业；结算管理部门与营运管理部门可以关注票据收付款人的相关性，对没有真实交易背景下使用票据的账户进行分析判断，并报告反洗钱分析管理部门。

反洗钱专职分析管理部门不仅是该机构反洗钱业务管理部门，也是反洗钱线索分析判断的主要机构。各业务条线将各类信息定期集中反馈到反洗钱专职管理部门，由该部门专职分析人员进行分析判断并提出下一步调查处理方案，根据分析结果，将异常账户进行风险等级划分，确定各类风险账户的关注周期，指导业务部门配合调查等，通过一段时间的分析调查之后形成可疑报告，并确认可疑关注的级别，上报FIU。

总之，根据各自的业务特点，上述业务条线的管理部门与反洗钱专职管理部门可以形成分工有序、相互配合、有效合作的机制，定期与反洗钱专职分析管理部门交流信息，或随时交流发现的可疑线索，协助反洗钱专职管理部门调查，并进行线索的研判。

2、整合全国的企业与个人的账户管理信息与征信管理信息，增强FIU对可疑交易账户的非现场分析能力。人民银行已建立的企业账户管理系统、征信系统的企业与个人结算账户信息内容完整丰富，它们可以为FIU非现场了解可疑账户，及时分辨可疑交易线索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例如企业账户管理信息涵盖所有开立账户的企事业单位名称、电话、地址、存款人类别、组织机构代码、企业法人信息或单位负责人信息、行业分类、注册资金、地区代码、经营范围、关联企业、账户性质、开户银行名称、开户银行代码、账号、开户日期、信贷信息，以及该客户在其他银行开立的所有账户信息等。征信系统中的个人结算账户管理信息也非常丰富，有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信息、信贷情况、工作单位、住址、学历、本人所有个人结算账户信息等。以账户为交易网络中的节点，对进出此节点的资金流量、流动频率、流向以及相对量变化等情况，就可以制作出各类异常资金流动模型，进而分析筛选出可疑交易报告。例如，选择账户的四项指标，分别为企业事业单位的地区代码（d）、账户性质（x）、行业分类（h）、经营范围（j），假设某一个账户节点I（d1、x1、h1、j1），它与另一节点L（d2、x2、h2、j2）之间业务不相关，但却频繁发生大额交易，则可认为异常交易；假设某类行业（h）账户节点频繁发生提现或取现行为，与其经营范围（j）明显不符，则可认定为异常交易；假设相同收付款人不同账户性质（x）的资金频繁异动，将大额款项来回摆渡，明显没有交易背景，可视为异常交易；对公对私账户频繁往来，或与敏感地区（d）、敏感账户频繁往来，可以重点关注。在模型设计时重点关注跨地区、跨银行进行交易的账户，此类交易在一个网点的交易一般比较分散，单一网点发现可疑较为困难，一定要借助系统才能进行。分析的基本流程图如下：

（三）进一步完善监管流程

在数据“总对总”报告模式下，在设计监管流程时，建议采取全国统一的封闭式监管方式，通过系统监管，协助商业银行总行与其各地分支机构之间建立一套有效的报告体系，确实提高反洗钱大额与可疑的报送质量。下面是以银行业为例的监管模式设想：

该监管流程中的政策制定部门主要是负责制定修改我国银行业大额与可疑收集标准，对存在的制度性问题与工作瓶颈等从政策上进行研究解决，确定基本工作流程及工作制度；政策执行部门主要是按照政策制定部门的要求，实施大额与可疑交易报告的收集及业务咨询；信息分析部门主要是负责分析研究已收集的大额与可疑交易数据，按月生成大额与可疑收集情况报表，对采集的单方交易信息负责进行匹配，分析漏报、错报、重报的原因，评价各报送机构报送数据的质量；监督管理部主要是及时掌握全国报送机构的报送情况和收集情况，按照信息分析部门反映的情况，确定各地的反洗钱监督检查方案及处理方案，指导并监督报送机构按照要求完整报送数据。

上述模式可以有效防止监管检查脱离报送要求，避免滥用行政处罚权力而产生的相关问题。被检查单位的选择是监督管理部门结合情报信息分析部门、政策执行部门以及各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等各方面反馈被监管机构履行义务的综合信息进行选择。主要是选择在报送过程中存在问题、管理不力或反洗钱意识不强、工作不重视的银行进行检查。有效防止在选择被查商业银行过程中，夹带个人感彩，厚此薄彼，在对银行报送情况不了解情况下选择被查银行。同时各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选择被检查机构时，享有建议权，可以将信息反馈给监督管理部门，但最终名单的确认保留在监督管理部，各地均要按照该部门的统一要求与内容实施。这种模式下，有利于该部汇总全国各地方的检查材料与结果，然后根据各地监管部门的处罚建议，综合评判，审定处罚结果。避免各地因检查目标不同与检查的标准不一致，处罚银行轻重不均，产生较大差异的问题，综合各地监管机构对同一被监管机构各地分支机构的检查情况，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该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之间整体执行情况进行总体评价，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促进反洗钱工作在该机构内部有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