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绝妙的创举赞“中国村民影像计划”

在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终于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向工业文明转身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在地球东部的巨大社会历史变革。作为先发世界的欧洲，自然也极其关注并期待这一演变。他们希望看到自己曾经走过几百年的道路再次被他人求证，以证明自己的先进性。

2001年，欧盟与中国民政部合作共同启动中国一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目的是促进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个项目由欧盟提供总额达一千多万欧元的技术援助，一期为五年。项目内容包括，对中国官员的培训、举办地方自治事务的研讨会等以促进中国农村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教育。如今，五年早已过去，该项目并未听到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性进展，其中的原因恐怕并不复杂，因为民主是不能输入的，民主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过高的期望并不现实。

不过，这项充满热情的计划还是在一个方面开花结果了，就是由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吴文光倡议的“中国村民影像计划”，在意料之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村民影像计划”是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大项目下的子项目，计划培训十个农民拍村民自治的纪录短片的“村民DV计划”、选取十位年轻导演拍的十部20分钟的纪录片以及一百个农民的自拍图片部分等三项内容。中国一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最初找到吴文光，希望他拍一部关于中国农村自治的纪录片，作为该项目的公关宣传片用。但吴文光灵光一现，冒出了这个“村民DV计划”，并说服了欧盟的项目执行者，顺利地展开了这项中国农民用DV自己拍自己的独特计划。

这个计划自2005年开始。吴文光首先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位村民作者进行了基本拍摄培训，然后让他们回到自己生活的村子里拍摄。到2007年底，有三位作者在吴文光的协助下完成了后期编辑，制成他们的第一部《我的村子2006年》长片。

这三部影片在交流性质的展映后，立刻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尤其引起中国纪录片界的震动。三位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作者，以草根化质朴的眼光，毫不做作的拍摄手法，颠覆了传统纪录片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化拍摄理念，真实再现了中国乡村底层民众的世俗生活。他们的实践具有两个方向的意义：

第一，他们宣告了纪录片这种专业化的影像制作权力终于从社会分工造成的专业权利中解放出来，成为一般民众以影像记录自己的生活、言说自己声音的生活方式。传统的纪录片制作者都是所谓专业的影像工作者，他们长久以来为了维护自己的专业性和特有权力创造了一套并非能够展现真实的专业纪录片理念和意识形态。他们往往从先入为主的概念出发，以一个等级俯瞰另一个等级的眼光，来粗暴地利用影像来诠释别人的生活。在他们的眼光中，记录的对象不过是他们创作艺术的材料，他们在结构自己的作品时，对象的地位是角色性的，故事的发展也无法逃脱戏剧的命运，因为他们要经过所谓的事前策划，脚本的制定。在拍摄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为了达到自己潜意识的目的而诱导对象进行符合自己要求的情节动作，导演摆布几乎是相当一部分纪录片导演无法避免的梦魇。即使是新锐的纪录片工作者，具有尽量客观真实的意识，达到了前期拍摄的客观性，但要讲故事的叙事逻辑的内在要求，还是时时处处地左右他的拍摄。这就造成了永远无法解决的间离感。所以专业的分工设定，永远在记录者与被记录者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当拍摄和记录的权利回归给原来的被记录者本身之后，这种状况获得根本的改变。我们在邵玉珍的作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邵玉珍，一个北京顺义农村的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年妇女，在她拿到欧盟提供DV摄像机后，几乎直接地将镜头毫无任何障碍地瞄向了她的“日子”。她没有任何计划，更无先期设定的概念，就是简单地记录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庸常生活――她的丈夫、她的邻里、她的劳动、她的交往。她也没有任何专业的叙事意识，只是拍摄她觉得有趣味的想要记录的眼前生活。于是，我们在她的镜头中，忽然发现了一个快乐、平凡，但却绝不富裕，甚至略感艰辛和琐碎的中国农村生活。影片中的人物说着最普通的话语，干着没有任何光彩的劳动，但却是最真实的日子，是这个充斥着眩目现代景观之后的基础景象。一个长期被专业媒体记录遮蔽和歪曲的社会状态终于真实的显现了。这之中的意义就是民众在影像普及的今天，获得自己言说自己的权利，这不是政治的民主，但却是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

其次，“中国村民影像计划”的成功终于让记录完整历史的愿望成为可能。在三位作者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当下中国农村最真实的形象状态。长期以来，由于媒体势力的体制工具性，作为历史证据的纪录片实际上是充满片面性的。它首先不接受琐碎，更不会进入私密的家庭空间。它总是在丰富的生活前保持若即若离的“观察”距离。而且由于媒体的操作性制约，也很难让纪录片从空间和时间的记录上得到充分的保证。“村民影像计划”的身份属性，让这些障碍再也不存在，历史因之得以获得细节性的保障。具有细节的材料才是真实的可供研究的史料。从三位作者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当下历史的细节，它们是农村生产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些是语言和其他记录媒介根本无法提供的。“中国村民影像计划”也正是从这一维度会具有永久和珍贵的价值，成为我们后人解读民族文化历史最有说服力的影像文本。这可能是“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计划的制订者开始所未能预料到的。他们无意中成全了一个绝妙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