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

学习了方法论课程，觉得很有意思，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就以下两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共性与个性”的问题

“究竟个性重要还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个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础是什么？”在课堂上曾经就这些问题做过一些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认识。

共性的问题，深究起来应该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的问题，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才能用于确定共性的问题。共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找到绝对客观的依据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真理）。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会在不断的发展中被证伪，绝对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而索罗斯则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彻底的可错性），人所认识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共性意味着绝对的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绝对客观的基础，绝对共性难以达到。从这一层次上说，绝对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两人对同一类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两个国家选择同样的社会制度，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同样的政策。这种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弱化的共性，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只能说个体从各自的认识基础（对事物的理解）出发，得到了相同的观点。由于这种基础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客观的，所以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这种基础的不断客观化，这种相同存在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越来越有意义。

一般的说，我们还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尚未被证伪的），社会科学知识（尚未被证伪的），历史、地理事实，道德伦理观等。虽然这些基础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求过于苛刻的绝对客观。过于苛刻的追求会让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共性并非绝对真实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绝对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联系到范式的概念，处于同一范式的群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对价值观、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体系等的认可），而处于不同范式的群体共性基础较弱，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差异和冲突。

个性应该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基于自己获取的一定的事实（不论是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个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也不能轻易的把一般性的差异和不同理解为个性，要注意追究这种差异产生的基础是什么。真正的个性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础上，这种共性最好是比较严格的共性（接近绝对的共性）。对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理论基础有着完全一样的认识和把握（即有相同的公理性知识），然后根据自身的认识水平，认真思考，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才可以称为个性。

个性的表现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来看。对于一个国家，只有深刻认识自身的客观基础，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条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决本国的问题。虽然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理论上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个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随便引用他人的经验，效仿他国的做法，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对于个人，基于不同的基础，在对待同一问题的时候，就会得出自己特有的结论。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有的结论越来越有意义。比如很多学术大师，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认识水平非常高，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低层次的），他们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对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问题（高层次的），比如真理观、人生观，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看作个性的方面。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础越深刻，所得到的个性越有意义。这里的个性已经没有对与错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这时的个性是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最有意义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们要尊重个性，在没有深入的思考与理解时，不能轻易的否定别人的个性。

从理论研究上来看，个性存在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的核心假设条件。核心假设条件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理论研究最终是解决共性的问题，对理论的认可构成了共性的基础。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确定的解决，只是相对的解决。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理论的证伪度越高，用它作为共性的基础就会越牢固，共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个性如果得到越来越普遍的理解和认同，也可能最终转化为共性。个性的层次的提高，最终推动共性层次的提高，推动整体的发展。这也许是每个个体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身层次的意义所在。

我们所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也许是：首先积累知识，加深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可以使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实（绝对客观），这是获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自己的信念，这是获得个性的一面。要获得更高层次的个性，就必须不断积累知识，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选择自己的真理观。这种层次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就如同选择了一种信仰，我们只能给与尊重。

范式的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

库恩从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的理解，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把科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常规科学时期和非常规科学时期，认为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才能导致科学事业的确定性的进步，常规科学时期的特征才是衡量科学的主要特征。库恩最大的思想高度是把科学理论联系到历史、社会背景。范式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对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认可，而不能将其缩小到一个具体的理论上。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应该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是物，这一对象最大的特征是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直接影响。自然世界具有独立于人的认识的客观运行规律，人类可以通过观察、猜测、实验不断的认识这些规律，但是却难以改变它。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发电、发射飞船、太阳能技术、核工程技术。由于这些规律难以改变，因而按照这些规律往往得到一些确定性的结果，即：条件一定，结果一定。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粒子运动的测不准性，不确定性，混沌效应，复杂网络等，似乎破坏了传统的“确定性”，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这些复杂的自然现象仍然有它自身的特有规律，只是过于复杂，一时之间难以把握。而且这些特有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参与而改变，一种确定性似乎仍然存在。

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有很强的被动性。当一种新的自然现象被人们观察到之后，如果现有的理论难以给出令人满意信服的解释，就必然产生对新理论的需求，或者称旧的理论被证伪。比如原子理论、量子理论的产生。当然也有一些主动的创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很强的主动性，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来源于自己的思考与兴趣。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非常的直接。这种联系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科研条件、仪器设备、技术条件，这些是由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会带来对技术设备进步的追求，从而导致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这里也存在某些个人完全处于对真理的追求而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仍然需要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才可以延续下去。

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存在更多表现为历史阶段性，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引起范式革命，新的范式的建立和旧范式的摈弃。同一时期的范式冲突一般仅局限在科学研究本身，与社会活动的联系较少，表现出来时较为缓和，社会影响也较小。科学研究的范式与社会的联系往往在于社会对于科学的利益需求，这种需求受到历史社会情况的影响。

对于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自身。研究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具有一定认识能力的人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加大了人对世界认识的偏差（索罗斯的反射性概念），也改变了社会活动的本身。人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活动的把握，也许最需要注重的是对人本身特质的把握。人的本质特征也许是思维与心理活动在社会环境及进程过程中的波动特征。

在经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特别强调了“理性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的效用”这一前提，这是对“资本主义行为”十分深刻的描述。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其实就是一种逐利的精神，对这种精神的把握，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经济现象。每个人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这种追求可以导致整体的帕累托最优，从而鼓励个体对利益的无限追求，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以保障个体的利益追求的自由为目标。然而又有理论证明，个体的理性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个体的逐利理性冲动始终引导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了资产价格的非理性波动，泡沫的产生，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理性预期又始终影响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在这些过程中，对人的特质的理解和把握，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一系列经济现象。

社会科学的范式与历史社会背景联系非常紧密，比如与政治意识形态往有很强的联系。政治形态的选择，往往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历史的进程中，一个国家选择了某种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也许只是执政党的选择，并非全体人民的共同选择，但是少数的生存必须服从于多数人的选择），必然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为政治需求服务。比如在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下，社会科学的研究被要求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如果政治体制的选择具有主观的因素，那么社会科学的范式也必然有主观选择的成分，政治的选择对范式的选择具有引导作用。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治上学习苏联体制，经济制度效仿计划经济，经济理论等社会科学的研究的范式也必然是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如经济理论范式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给以前的范式带来了巨大冲击。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入，导致了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形成。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加深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信心。至此，产生了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激烈对抗。范式的形成与冲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始终也是紧密联系的。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危机的产生，最终会形成对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冲击和挑战。计划经济的困难导致了市场化取向的选择和对“苏联范式”、“计划经济”范式的范思与批判，也导致了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形成和冲击。然而，引入西方经济理论之后，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效率的提高，但是也引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等，这又引起了对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反思和批判。当前在我国经济领域的思想冲突，其实是两种或更多种范式的冲突。总的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总是与政治体制的选择、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联系。

范式的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视角，让我们对社会现象可以有更准确合理的把握。面对种种范式的冲突，我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保持足够的理性，才可以使自己能够超越范式冲突和非理性的狂热，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认识世界，把握自己，寻求自身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