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取向

收稿日期：2013-10-13

作者简介：乔凯，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蚌埠医学院药学系讲师；朱平，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芜湖/24100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之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生成与实现机制： 以‘三观’为中心的研究”（项目编号08BKS05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功能及其实现研究”（ 项目编号12YJC710080）的研究成果。摘要：质性研究是与哲学思辨、定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不同的一种新取向，其基本特征是强调深入自然情境、主要采用深描方法、具有归纳研究取向、崇尚整体研究策略和极为重视研究关系；主要理论基础是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解释主义；目标旨趣是理解事件、情境和行为对于身处其中的特定人群的意义、认识研究参与者采取某种行为所处的特定情境以及情境对行为的具体影响、了解无法预测的现象和作用，并对此后的现象提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说明事件与活动发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建立因果关系；在结果推论方面，具有较强的内部概括力，没有也不刻意追求很好的外部概括力。最后，分析了质性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质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定量研究质性方法是一种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常使用的研究取向，国内社会科学界应用此种研究方法也有日渐增加的趋势。就国内而言，人类学、社会学早在20世纪初期曾运用质性方法取得令世界称赞的优秀研究成果，教育学也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掀起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热潮。但是，对于现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而言，质性方法仍是相对不为人熟知的研究手段。而质性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未能获得广泛的运用，主要原因并不是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水土不服，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走近质性方法并进而发现它的独特魅力。因此，系统地阐述质性研究方法，拨开其“神秘”的面纱就显得非常必要而重要。本文试从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理论基础、目标旨趣和结果推论等方面进行简要评介，并分析质性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应用前景。

一、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与理论基础

质性研究，在英语中为qualitative research，常被译为定性研究。但是，定性研究在我国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基于思辨的、形而上的传统，包括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习惯性和随意性。而qualitative research遵循的传统、分析的方式与定性研究有很大不同，二者无法对应起来，故将qualitative research译为质性研究更为妥当。究竟什么是质性研究？这是一个很难得到确切回答的问题，众说纷纭，言人人殊。我国学者陈向明的定义，获得部分学者的认同，她将质性研究理解为“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

（一）质性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显而易见，单从定义本身并不能窥出质性研究的概貌，通过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来认识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办法。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理解，我们认为质性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强调深入自然情境。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坚持给研究对象施加影响是一种正常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采用实验方法的定量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者通常会人为创设一个情境，按照实验程序操作，进而计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甚或因果关系。[2]而质性研究者常常是悄悄地进入研究现场，不会刻意对研究情境的结构和研究对象的态度施加影响，因此常被称为田野工作、现场研究。研究工具就是研究者本人，通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取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根据一定的研究框架或取舍标准，进行整理、归类，逐步将研究问题聚焦，进而提出理论。这种强调深入自然情境的研究态度使人们的生活世界、机构的日常运作等得以具体呈现。

2.主要采用深描方法。定量研究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通常是结构式访问、问卷调查和量表测验，主要用数字和量度来描述现象和表达结果。定量研究这样做的意图是提高研究的效度和可解释性。质性研究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象征、隐喻、特征和含义的理解和描述，主要用实物、文字和图片来描述现象，而非数字和量度。[3]研究者依据这些描述性的田野资料对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并向读者清晰、完整、具体地呈现出事物发展的过程。当然，读者本人也可以对这些资料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性理解。

·学科与专业· 质性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取向 3.具有归纳研究取向。定量研究的逻辑过程与演绎推理更为相似，即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的情景中去。而质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与归纳推理更为接近，即从特殊情景中归纳出一般的结论。[4]质性研究关注的并不是命题的证实与否，而是从客观事实中发现什么，通过对具体过程的调研，把握背景与现象之间的联系、事物的发展与变迁，也就是说，深入地“理解”社会事实是质性研究的主要目的。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主动深入实地，在不干预现状的情况下对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进行研究，因此它非常适合于对人的思考过程、方案的实施过程和运动的发展过程等问题的探索。[5]

4.崇尚整体研究策略。定量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静态研究，选择一个时间点将事物固态化，然后进行测量、分析和统计，以达到揭示事物本质的目标。与之相反，质性研究则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研究，重点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聚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人们为何如此思考、行事。质性研究的这种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将社会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采用系统的观点方能窥探研究现象的全貌，对事物的特征及其变化进行立体解读和多维认知。

5.极为重视研究关系。定量研究者坚守价值无涉的立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排除主观判断的介入，没有任何价值偏好是定量研究的基本要求。质性研究遵循解释性理解的原则，非常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质性研究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互动过程。质性研究者认为价值问题不应被回避，价值中立是一种理想追求。当然，质性研究者通常会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价值立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研究顺利开展和结果推论等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进行反省。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变的，其演进的过程更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需要一种具有洞察力的研究策略。质性研究的这些特征使得其具有这种洞察力，既可以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及其改变进行深入探讨，也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和革新进行全面把握。

（二）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

与定量研究身上富有鲜明的实证主义色彩不同，质性研究主要基于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后实证主义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虽有差别，但也有诸多共同点，即都认为研究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相互参与的过程，研究者选择问题的立场和视角、研究的现实情境、研究关系的和谐程度等都会影响研究的进展和结论。

1.后实证主义。质而言之，后实证主义是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波普、库恩等。从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率先向实证主义发起挑战的是波普这位“否证论”的创始人。波普认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是否具有证伪性，如果无法用经验事实来证明一个理论假设或命题，就不能称其为科学。波普认为理论是对过去的总结，并不能有效的预知未来，理论的本质终究只是科学家对客观世界的设想。为否定经验实证原则，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后实证主义，即认为经验事实的归纳并不能形成科学理论，科学的变革也不单纯是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

2.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是一种“历史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是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马克思的名言——“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然而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可以说表明了这个理论范式的基本立场。在本体论上，批判理论认为现实中存在矛盾，矛盾使事物发生变化，进而形成否定之否定。在认识论上，批判理论认为现实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现实。因此，这种理论认为科学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产生。在方法论上，批判理论提倡相互合作、批判反思，应该摆脱情绪困扰。同时，这种范式带有强烈的道德取向和政治立场，也反对把专家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关系，必须经由意识的启蒙。[6]

3.解释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不同，解释主义持相对主义的态度，代表人物有狄尔泰、韦伯、舒茨、加芬克尔和伽达默尔等。狄尔泰的名言——“自然需要说明，而人需要理解”，可以说是解释主义的经典注脚。在本体论上，解释主义认为正是行动者的解释与理解使得社会世界变得井然有序，有意义的行动等同于服从规则的行动，研究结论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在认识论上，解释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是理解社会世界有意义的秩序，这种理解只是一种解释性的理解。换而言之，解释主义的认识论坚持交往取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呈现主体间性的状态。在方法论上，解释主义从行动者的视角界定及解释人类的行动，通过“本质直观”发掘一般人前反思的自然态度，在特定情境中揭示常识理性，主张阐释循环，通过主体间性达到视域的融合。[7]

正是这三大理论基础使得质性范式非常重视研究对象对问题的理解和说明，给研究参与者或合作者以关怀和尊重，从而使得研究贴在地平线上行走，与现实生活世界更为接近。

二、质性研究的目标旨趣与结论概括

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并不是完成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途径。相反，它们的作用和逻辑不同，通常都适合各自不同的问题和目标，研究结果的推论范围也迥然不同。

（一）质性研究的目标旨趣

研究目标通常包括学术目标和应用目标，前者关心的主要是解释——充分揭示现象发生的过程和原因，或者回答某些前人研究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后者关注完成——满足某种需求、改变某种情境或者达成某个目标。[8]

1.质性研究的学术目标旨趣。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而言，特别适合质性研究的学术目标主要有：一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行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和思想政治教育事件对于置身其中的个人或集体在动机、情感和认知等方面的意义。如果研究者不仅关注客观发生的事件和行为，而且关注研究对象如何理解这些事件和行为以及他们的理解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运用质性研究非常合适。二是描述研究对象采取某种行动所处的特定情境和具体情境的影响。质性研究聚焦的常是较小的群体，甚至是个体，并且会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研究者可以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思想、行为和事件是如何受到特定情境影响的。三是探索性了解所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以获得初步印象和感性认识，同时为以后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质性研究是一个“即时”进行的过程，比较灵活，需要反复“修改”研究设计，以解释新发现的资料。四是阐述思想政治教育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演变态势，在此基础上建立因果关系。质性研究中的因果关系与定量研究有很大不同，关注的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作用机制。也就是说，定量研究者通常关心的是，变量x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变量y，而质性研究者更关心x在产生y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9]

2.质性研究的应用目标旨趣。前述的学术目标以及所要求的归纳式、开放性的研究策略使得质性研究在达成下列三种应用目标时具有相对优势：一是通过研究得出对于研究对象和其他群体都能理解的信度较高的结果。比如，采用开放式问题来评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比起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更为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研究多是哲学思辨的，与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没有联系。二是进行旨在提高实践效果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研究。比如，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在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行评估，结论大体一致，就是有效性不高。其实，我们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放在具体情境中进行评估，唯如此，才具有针对性。三是与研究参加者或具体实践者进行合作研究。质性研究的“表面效度”以及它对特定情境、其中个体的意义的关注，使得它特别适合与研究参与者进行合作。当然，质性研究需要以一种合乎伦理的方式进行，在资料收集、分析和传播的过程中设计的伦理问题通常要顾及到研究对象的处境和感受。

（二）质性研究的结果推论

推论是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概率抽样即从总体随机抽取一定样本的目的就是追求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但是质性研究没有采用概率抽样的方法，所以不可能将样本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总体。质性研究通常关注的是一个情境或个体，采用目的抽样或理论抽样而非概率抽样，其结果是否可以推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将研究结果的内部推论和外部推论区分开来。

1.内部推论与外部推论的区别。内部推论指的是将研究结果推论到所研究的情境和群体内部，可以在本样本所包含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推论。在收集资料环节，我们可以将此时收集到的关于研究对象的资料信息推论到彼时或较长一个时期。在分析资料环节和撰写研究报告时，我们也是运用内部推论的原则筛选具有代表性的材料。外部推论指的是将研究的结果推广到同类的其他情境和群体中，这一概念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中的含义类似。很显然，内部推论是任何研究具有价值的基础，也是讨论外部推论的前提。对此，古巴和林肯曾明确指出：“根本没有必要去考量无意义的信息是否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10]

2.质性研究的结论概括。当我们讨论质性研究的结论概括问题时，内部推论处于优先考虑的位置，甚至应作为研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当我们进行的是质性个案研究时，其研究结果的描述性、解释性及理论性效度都依赖于这一个案整体的内部概括力。假如对某一教室师生互动的模式进行研究，我们只关注部分师生或者某些类型的互动而忽略其他的时候，那么，我们将这个教室视为整体的认识就是错误的。通常情况下，外部推论不被视为质性研究是否成功的必要条件。进一步说，将从样本中得到的结果推论到总体本来就不是质性研究的目标所在，不追求外部推论反而使得质性研究具有特别的价值。质性研究一旦刻意把外部推论作为重要目标，必将扩大研究样本数，故而不能对小样本进行全面、动态、深入的研究，质性研究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11]这并不是说，质性研究永远不将结论推广到超越研究所关心的情境和群体中。首先，质性研究总是具有表面概括力，因此，其研究结论完全不能推广到更广的范围；其次，质性研究的外部推论一般依靠可以推广到其他情境或者群体的理论模式，而不是基于对目标群体的抽样方法；最后，质性研究的很多特点使得其也可能具有外部推论性，其中包括研究对象自己对推论的评价、和其他情境在互动和限定方面的共同性、预想的所研究现象的深度和共性以及来自其他研究的证据。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质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外部推论性，但是，仍不足以确保其具有定量研究那样的外部推论性，即将研究结果从样本推论到总体。[12]

三、质性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应用前景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一直是以定性的、思辨的研究范式为主导，人们习惯于从哲学的、逻辑的和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思考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直到20世纪末，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才对在其他社会科学大行其道的定量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且存有分歧。支持者认为定量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化应建立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之上。反对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殊性，认为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不可取的。近年来，定量研究方法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广泛认同，很少有研究者旗帜鲜明地反对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采用定量方法开展研究的并不多，而且基本上停留于百分比等简单的统计分析，运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的微乎其微。[13]总体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运用定量研究范式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这也是一种进步。不过，当我们开始选择定量的研究范式时，国际社会科学界却已经对定量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并对质性研究范式大加推崇和运用。客观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不仅没有赶上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方法发展的趋势，而且也落后于国内社会科学界研究方法运用的潮流。

当然，我们强调将质性研究方法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并不是要否定其他研究方法的价值。哲学思辨、定量调查和田野工作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使用的研究范式，均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这些研究范式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是否合适之分。研究方法的取舍与研究目标、研究问题、研究者的哲学立场及其自身条件是直接相关的。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怎样运行、如何发展的所有问题，成果最丰富的研究往往是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的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单靠主观感悟和哲学思辨研究方法不能有效获取这两个规律，必须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田野考察研究方法。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结构应该是均衡的，质性研究、哲学思辨和定量研究处于三足鼎立的态势，而不是某种研究方法一枝独秀。通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哲学思辨研究方法占据绝对的主导局面，惟有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变量问题和过程问题也都活跃着它们的身影，这不仅无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而且有损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重视质性方法的同时，结合自己研究课题的需要，运用质性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和过程等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势在必行。我们也冒昧估计，质性研究范式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产生重大影响，期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1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秦金亮.论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7）.

[3][4]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马云鹏，林智中.质的研究方法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教育学刊，1999（2）.

[6]陈向明.从“范式”的视角看质的研究之定位[J].教育研究，2008（5）.

[7][8][9][12][美]Joseph A.Maxwell著.质性研究设计[M]. 陈浪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10]Guba，E.G.，and Lincon，Y.S.Effective Evaluation.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81.

[13]乔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选择依据[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