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代铜镜纹饰中的人文思想特征

摘 要： 汉代铜镜装饰艺术是当时科技水平、社会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等的综合体现。汉代铜镜种类繁多，纹饰精美，铭文丰富，折射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纹饰同时也反射出汉代人对富贵、亲情、爱情、长寿及美好生活的期待。

关键词： 汉代铜镜 纹饰 人文思想

在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汉代青铜器已处在衰退期，但汉代铜器制造业规模依然很大，铜器制品数量和种类非常多。这一时期留下的青铜器精品，彰显汉代在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卓越的艺术成就。汉代青铜器已逐渐失去礼器意义，在造型上基本摆脱了商周时期神秘、厚重的风格，器形显得更加灵动、精巧，以适应现实生活需要。

两汉一统的政治局面，带来繁荣的经济文化和广泛的交流沟通，中华文化日趋统一，作为日用青铜器，铜镜得到空前快速发展和进步。两汉时期铜镜装饰艺术主要在纹饰处理上打破了战国时期的形式单一化，尤其是抽象纹饰与具体形象纹饰相互运用，铭文、图式及几何装饰纹巧妙结合，动物纹和人物纹表现生动等方面都极具时代特色。在表现技法上突破了战国时期单线勾勒的局限，综合运用浅浮雕、高浮雕，装饰纹样华美动人，空间立体层次上更加丰富多变、错落有致。

一、汉代铜镜纹饰的种类

汉代铜镜纹饰样式繁复、形制多样、做工精良、纹饰优美，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珍品。西汉时期著名的铜镜品类有昭明镜、草叶纹镜、星云镜和四神博局镜等。镜体较战国镜稍厚，纹饰也更加精美。新莽时期铜镜铸造非常规整、细腻，并出现了浮雕工艺，为历来藏家所重视。汉镜装饰题材颇为丰富，尤其是铭文的出现，使铜镜装饰艺术出现了一种新气息。这时期铜镜铭纹大多十分简短，多是吉祥用语，亦称吉语镜。汉镜纹饰主要种类有四神纹镜，动、植物纹镜，铭文纹镜，规矩镜，草叶纹镜，连弧纹镜等。最具有代表性的纹饰有四种：

（一）四神纹饰

四神，一般指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汉代铜镜中神兽镜、博古镜、画像镜都能看到以四神为题材装饰纹样和文字，早期纹饰简单清晰，将夸张与写实很好地结合起来，以生动有张力的线条刻画出四神形态，使欣赏者产生震撼，从而引起关注、兴趣及情感共鸣。汉代四神镜，构造丰满，寓动于静，统一中求变化，对比中寓和谐，图形纹饰体现汉代造型语言单一和洗练，不仅重视外在形式，而且更加重视造型艺术中精、气、神的理解，并充分运用夸张、概括、变形、演绎手法，从中传达出强烈感染气氛。镜背画面以内方外圆相结合，象征日月相结合，天地交汇，具备阴阳交合的特征，被古人视为和顺美满，正因镜的文化和四神文化背景相互结合而形成艺术形象，象征天地相通、阴阳结合，表达汉代人们希望除邪趋祥、吉祥安康的生活希望。[1]

（二）动、植物纹饰

西汉前期的铜镜，继承战国铜镜传统的云雷纹和蟠螭纹，还新添花纹及四叶纹。武帝后期铜镜形制及花纹发生显著变化，地纹逐渐消失，出现边缘有连弧纹的草叶纹镜及星云纹镜，西汉后期出现鸟兽纹带镜，东汉初期出现连弧云雷纹镜，东汉中后期镜钮变得更厚大结实、此时最流行夔凤纹镜、兽首纹镜及直行铭文双兽镜，纹饰生动有力。植物纹以草叶纹镜为例，草叶纹镜以圆形柿蒂座，钮座外为大方格铭文带环绕，方格外为内向连弧，草叶纹分三种：草叶纹镜、四花草叶纹镜、博局草叶纹镜。[2]动物纹中以鸟兽纹镜为例，这类镜主纹是从四神图案演变而来，还夹杂着多枚乳钉为间隔，以圆钮座或柿蒂座，边缘饰以锯齿纹、双线波纹、流云纹等，种类分为两种，一种是鸟兽纹带镜，其有浮雕式鸟兽纹带镜、凤鸟纹带镜，另一种是多乳禽鸟镜。[2]

（三）铭文纹饰

汉代铜镜纹饰不但秀美奇异，而且铭文内容丰富。这类铜镜无华美纹饰，也无素雅地纹，但主题是镜背一圈或是几圈铭文，铜镜尺寸大小不一，在汉镜中有名的是西汉后期十分流行的铭文镜。镜主纹是一周铭文，副纹为钮座外的连弧纹以铭文本身内容为铜镜命名有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铜华镜等，这些铜镜钮座外有内向连弧纹，外区为铭文带，是此类镜的特征。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或“见日之光，长毋相忘”等字样者，名日光镜。“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等并在铭文之间夹以符号或夹以“昭明”二字曰昭明镜。此类镜铭文的另一显著特点，镜上出现铸镜机构和姓氏，汉代“尚方”是为皇室制作御用物的机构，许多精美铜镜都出自于此，且铭文中有不少纪年。尚方御四神规矩镜，该镜以变形柿蒂纹钮座，钮区方框内饰十二枚乳钉间地支铭，主区纹饰有规矩纹和八枚乳钉，四方有：左青龙一鸟，右白虎蟾蜍，前朱雀仙人骑鹿，后玄武羽人。边区内饰锯齿纹，外为流云纹。周围双圈内铭文为：“尚方御镜哉真大好，左龙右虎辟除道，上有神仙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传之后世乐毋。”

（四）规矩镜纹饰

西汉中期盛行规矩镜又称博局纹镜。此类镜主要特征是其装饰花纹中有规则的3个符号，国外学者依其形状像英文字母“TLV”，又称TLV镜。博局四神镜其特征：镜体较厚重，镜钮较大，多作半球形，方框形构成的钮座外规律地饰有TLV符号。缘饰为锯齿纹或飘动起伏的云气纹。从镜背布局看，充分体现中国传统道家思想。道家宇宙观把天分5个方位即东、南、西、北四方加中央，镜背中心钮孔代表着中央，以钮孔为中心形成子午线分出南、北。镜背纹饰严格按方位及五行属性来分四神各自位置。镜背纹饰有十二地支，纹饰内涵对应十个天干。镜背纹四神及十二地支所处位置，明确地体现出天干、地支、四神、五行之间相互关系。[3]

二、汉代铜镜纹饰特征

（一）图案造型丰富

东汉年间，中原文化融汇四方文化之长，吸收不少边塞和异国情调。因而此年间画像石、砖上装饰图案普遍流行人物和动物纹。铜镜工艺出现不断革新和提高的势头，前期的装饰和花纹仍沿袭新莽规矩镜为主，到中晚期，多用平剔减地工艺技术，也用高浮雕来表现物象的形态。如洛阳出土的一面东汉中期夔纹镜，两组对称龙凤形象呈“S”形扭曲环绕镜钮，动态强烈，线条流畅，构图丰满。这时期纹饰主要有龙凤、兽纹、蝙蝠、人物画像、旋涡云纹等，铜镜纹饰图案，除美观作用之外，与当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意蕴大都指向辟邪免灾、人丁兴旺，甚至死而复生的愿望。因汉代农业发达，茂盛植物花木成为生命活力象征，如草叶纹、云藻纹、缠枝花草纹在图案中大量出现，以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羽人等象征人类力量的装饰比比出现，四灵画像，鹿、牛、玉兔、蟾蜍、熊罴、瑞鸟等禽兽画像，有祥瑞辟邪之义，象征人类征服自然、征服敌人。[4]

（二）纹饰线条流畅

铜镜在图案造型上虽多以浮雕的形式表现，但对物体形的认识完全还是依赖于线条，这使得线条准确性和表现力有更加严格。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的雕刻也像画，不重视立体性，而注重流动的线条。”铜镜纹饰中，有很多把形体转化为灵动流畅的线条，有的线条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这有节奏的线条存在于画家的构思、意境中，使整个形象更美，更深层地表现画面内部节奏。汉代，不仅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且绘画、雕刻，而且呈现出飞舞的状态。[5]铜镜中四乳禽兽镜、龙虎画像镜都从动物的姿态中采撷气势美，动物形式多变，形象生动，内容丰富，动作敏捷，呈现出行云流水般的线条。人们在生命的律动中借助自然界生灵力量给铜镜注入一股勃勃的生机，寄托着人们征服自然、征服宇宙的美好愿望。

（三）纹饰表现手法多样

中国铜镜纹饰雕刻手法匠心巧思，映射了古代雕刻艺术的发展，从西汉时期到东汉早期，大多是采用单线勾勒轮廓即线条式手法，如草叶纹镜，镜上图纹均以凸起等高线条表现，而东汉中后期神兽镜、画像镜及一些奇禽异兽纹镜都采用高浮雕技法，纹饰突出高低起伏，显得栩栩如生，这些纹饰表现手法都是线条式平面状进化呈圆雕、高浮雕式，禽兽形态活灵活现，铜镜的构图布局多样化。纹饰布局一直以镜面圆心作环绕式和上下左右对称式布局，除当时流行的四分法布局外，也有重圈布局手法使铜镜小小面积上增加了丰富的多层次内容。

（四）铭文内容丰富，字体优美

铭文字来、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至三公”的铭的“蟠螭纹镜”类中。其西汉早中期铭文多表达相思之情。如“常富贵，乐未央，长相思，勿相忘。”、“君有行，妾有忧，行有日，返无期，愿君强饭多勉之。”目前发现的西汉前期流行铭文字看，仍沿袭秦代小篆书体。小篆线条秀美，便于书写，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这类小篆文字，主要出现在西汉前期的“蟠螭纹镜”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大乐贵富蟠螭纹规矩镜”，这种镜铭文通常饰于钮区方框或双圈内，铭文结构有方整与圆婉两种不同书体。[6]西汉后期，镜上铭文凸显出希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享乐富贵及长生不死的思想。如“长宜子孙，君宜高官”、“延年益寿”等。

三、汉代铜镜纹饰所体现的人文思想

（一）神文化的思想

神文化思想中，汉人喜欢代表吉祥富贵的龙凤，又好庇佑他们的四神。龙凤崇拜起源甚早，在汉代得到很大发展。铜镜上多以龙凤为体裁的花纹，龙凤镜上配有铭文常是“大乐贵富，千秋万代，宜酒食，千秋万岁”等，有的配十二地支铭文。《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凤有“羽族之长”，“百鸟之王”之称。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比喻帝王或贵人形质超凡，或喻优异才能。反映汉人对富贵美好的期望。四神中有代表东方的青龙，代表南方的朱雀，代表西方的白虎，代表北方的玄武，表现汉人地理观念，或以青龙为木，朱雀为火，白虎为金，玄武为水，中央为土，体现汉人的五行观念[7]，且汉人好借神兽力量来祈求四季风调雨顺。四神镜配有铭文常有“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详，朱鸟玄武顺阴阳，寿敝金石乐未央，长保二亲富贵昌。”等。如，1955年浙江出土的一面龙虎镜，铭文曰：“吕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8]

（二）道教文化思想

汉代是我国道教形成和发展重要时期。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之一，由先秦时期道家学说发展而来，祈求长生不老，成神之道。由于汉代道教继承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思想，虽在“形”上每个时期变化往往大相异趣，却能感受到其多样的造型中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仍呈现出惊人的生命活力。这种神韵承传来源于中华民族独有的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中国传统美学强调主客统一的“整体意识”，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都遵循同一个本质规律，故古代艺术家始终致力于“以整体为美”的创作，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看作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整体，把人的情感赋予物的形式，借物抒情，以形写意，形神兼备，表现出不重“写实”，重“传神”，不重“再现”，重“表现”，注重体现整体造型的气势，而不对客观对象详细地全盘描绘。[9]铜镜作为一种大众普及的生活用品，自然会折射出道家学说在生活中的影响。道教对铜镜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的在于修道升仙思想大量向铜镜纹饰、铭文中渗透。如汉代四神镜、画像镜、规矩镜、神兽镜上多有羽人形象。另一种以常见神话中的仙人入镜，如东王公、西王母等。这些纹饰、铭文和神像配在镜上不仅有祝福、吉祥之义，还有驱邪祛灾之功效。[10]

四、结语

汉代铜镜精美的纹饰，不仅反映了汉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人们内心思想，而且诠释了人们古朴的审美观念和深厚的精神文化。汉代铜镜不论是从造型还是纹饰上都体现了那个时代以精良铸技、美观实用的形式、华丽多姿的图饰、瑰奇繁复的铭文向世人昭示中国古代器物发展的脉络，把数千年间人们审美情趣的演变、艺术趣味的变迁展现在方寸之上。铜镜以古朴的艺术闪烁着民族光辉历史，折射出无数工匠在艺术创造上的聪明才智，同时也影响着东方其他各国的工艺技术发展。

参考文献：

[1]程万里.汉代铜镜中的四神纹饰研究[J].学院文萃，2008.

[2]管维良.中国铜镜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

[3]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M].文物出版社，1984.

[4]曹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求现代设计发展之路[J].知网.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8页、63页、62页.

[6]尹钊，薛海洋，张继超.汉代铜镜铭文书体的艺术分类[J].东方收藏，杂项珍玩.

[7]昭明，洪海.古代铜镜[M].北京：中国书店，1997，（1）.

[8]王福昌.汉代江南铜镜文化[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4，（5）.

[9]朱和平.中国工艺美术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10]赵昌.汉代铜镜的历史文化内涵[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