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新视野——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三论

【内容摘要】网络传播的兴起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广播电视”概念和“广播电视史”研究范畴因网络媒体的加盟而“扩容”；网络技术为广播电视史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网络传播催生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大历史观”。

【关键词】广播电视史；扩容；受众主体；大历史观

近年来，国际互联网络迅猛发展，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不仅兼有广播电视的诸多功能，例如传递信息迅速及时、声画同步等，还具有交互性强、自由度大、海量存储及全球传播等独特优势。凭借这些优势，网络在与广播电视争夺受众的过程中，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广播)电视传媒“老大”的地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其既有的传播理念与节目形态。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在竞争中既相互融合又渗透发展，已成为电子媒体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网络的崛起为广播电视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也把以广播电视历史进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广播电视史学置于新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中，一系列新的视野亟待开启。

一、网络媒体使广播电视史学研究领域“扩容”

在网络传播出现前，“广播电视”的概念被界定为“泛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或特定范围传播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按传输方式分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大类。只播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简称‘广播’；同时播出声音和图像的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把编制的声音或音像节目转换成电子信号，利用无线电波或导线等方式公开传播，人们使用收音机、电视机等接收装置收听、收看。”①

现在，随着各网站(而不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声音与图像以网络传输、以网络计算机接收这种新手段的加入，广播电视传播被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元素，过去较为单一的线性传播模式，如今变得交叉混杂，“广播电视”的原有概念限定也因此受到学术界的质疑。

今天的事实就是明天的历史。广播电视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必然引起相应的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在网络传播出现后，许多电台和电视台为求未来生存计，纷纷开办了网上广播或电视。与此同时一些非广播电视媒体网站也在积极开辟网上音乐广播、网上电视等传播业务。截止到目前，有些电台、电视台网站已发展成为用户点击率极高的知名站点(例如中央电视台网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及香港凤凰卫视中文网站等)。而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到2000年5月底，全国就有近100家广播电台、60家电视台和25家有线电视台、10家卫视台上网。②借助这些网站，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即时浏览或互动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要问，广播上网，还叫广播吗?我们同样需要追问的是，电视上网，还叫电视吗?

有观点认为，确立一种传媒是否叫做“广播”，需依据早期广播所确立的媒介特征而定，如点对面的传播形态，平民化的传播媒介等，而目前的所谓“互动式广播则基本上属于乌托邦，实际上互动不起来”，因为网络传播者仍然把着传播工具主动的一头，控制着受众的反馈，最终结果还是由他们把经过过滤的内容传播出去。③因此，这种观点强调，目前的网上广播依然属于广播的范畴。也有人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他们反对将网络广播电视称作广播电视，而干脆把网上广播电视与其他商业、政府网站统称为“网络媒体”、“新媒体”或“第四媒体”。这一争论目前仍莫衷一是，在此暂且置之不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未来的广播电视却肯定是要与网络联手走媒介融合之路。据权威人士预测，21世纪电视的主要模式将是由单向电视转变为“网络传播交互电视”，而新世纪媒体争夺受众的竞争也将主要在网上进行。④

如果说网上广播电视可以不再归属“广播电视”范畴，那么广播电视的另一未来存在形态——“交互电视”(或称互动电视)是否该划归此类?——电视依然是过去的电视，无需电脑、调制解调器或电话线路；惟一需要的是一个数字或模拟的机顶盒，一个遥控器或无线的键盘。利用以上设备的转换和接入，观众即可通过电视机浏览因特网，参加社区和全球“闲聊”，接收电子邮件——刚刚卸任的香港卫视执行主席Gareth张认为，随着因特网在全球的急速发展，电视能比电脑更好地进行因特网运作，尤其是在电脑还不多的地区。因为“因特网没有内在的因素非要求用电脑才能上网”⑤。目前，这项技术已被攻克，“交互电视”已在欧美发达地区的家庭出现，并将很快推及全球。而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受网络影响，恐怕以后的广播电视都将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原来意义上的纯粹单向传播的广播电视将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广播电视史研究者如果只拘泥于传统的媒体研究领域，而拒绝拓宽关注视野，势必使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超前于理论的发展，也使广播电视的史学研究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在不久的将来，恐怕还将陷于“领地缩小”甚或“家园失落”的尴尬境地。

目前，已有人在研究“新媒体电视”、“网上广播”、“网络广播的数字化生存”、“交互电视”等课题，“广播电视史”研究是否也该考虑一下“扩容”，是否应该把网络广播电视包括在未来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理由是，虽然传播的介质发生变化(广播电视传播加入网络计算机或网络技术)，但就目前状况看，网上广播、电视和电视的网络化传播依然具有明显的广播电视属性，依附于原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展；而各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也大多是广播电视事业的分支机构，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拥有自己的特殊称谓。况且，受网络影响，广播电视的节目栏目形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网络与广播电视已成水融的发展态势。若硬要人为地把二者区分，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关于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还要论及，此处暂不赘述。

但我们也应看到，网络广播电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单向发送的广播电视。它最终必将独立出去，并具备自己鲜明的媒体特征，“新”、“旧”媒体甚至还将面临再次的分化与整合。到那时，网络媒体的名称与所属范畴如何确立，则需另当别论了，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把年轻的网络广播电视纳入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范畴，不仅可以避免就事论事、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等缺陷；还可通过这种综合的立体考察，从中发现媒体交替过程中彼此相互借鉴与影响、渗透与互补的关系。对于广播电视的历史研究而言，可谓有多利而无一弊。

二、网络技术为广播电视史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计算机和网络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学术研究工作。只要拥有一网计算机，研究者不仅可以方便地根据自己所需进行各种网上搜索，还可以方便地进行跨馆际、跨国界的网上文字与图像阅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网络的双向传播功能，已为以计量化方法进行广播电视的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在网络传播中，过去“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变成了主动寻求和传播信息的用户。也即是说，每一个用户都同时担当着信息的接收者与发送者的双重角色。“电脑的显示器与电视大同小异(外型看起来就是一个‘电幕’)，但当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举出Internet与以电视(传统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众多差别，但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传播模式的根本差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信息传播中的‘发送者’转变为‘接收者’”。⑥可以说，无论是对广播电视媒体传播者，还是对其历史的研究者而言，没有哪一种理论，也没有哪一种号召会比网络更能活生生地展现“受众就是上帝”这一观念。网络传播使“受众”主体和传者主体的双向互动得以实现。受这种观念影响，有的电台和电视台已开始自觉地把“受众”参与传播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的组成部分，受众与媒体的沟通与互动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节目类型。以中央电视台为例，2000年4月，为纪念其名牌栏目《东方时空》开播7周年，也为增进节目制作人员与观众的交流，征询观众对这个节目的意见与希望，电视台与网站联袂出手，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把演播室的交流与网上直播的交流汇聚一起，为实现其“将沟通进行到底”的初衷开辟了新的渠道。另一个大型谈话节目《对话》，也通过网络反馈，挑选现场参与观众。可以肯定的是，今后这种受众参与和对传播效果的重视还会随网络的发展而加强。相应地，广播电视的受众研究与传播效果研究也必将被提到一个新的认知高度，纳入广播电视史的研究视野。

回顾新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以往的史学研究，多偏重于从社会政治的视角，考察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注重的是在时间流程中，描述某一阶段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大致情形。而其中的关键环节，即受众反馈情况却往往涉及较少。如此治史，自然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我们知道，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直到新时期以前，广播电视史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学科规范和学术方法较为含混的状态；(撇开民国时期尚未成型的史学研究不谈，)解放以来，国家逐步走向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时期，广播电视业本身的多种功能逐步被简化为单纯的“党和政府的喉舌”、“阶级斗争的工具”，广播电视传播主要是服从于中央的各项部署，对于传播效果和受众的需求则较少顾及。在这种以实现“上情下达”为根本任务的价值取向面前，受众的实际需求当然不会成为广播电视传播者追逐的最高目标。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广电传媒有数的几次受众调查都不是建立在科学规划与设计的基础上，受众来信与来电往往成为检验节目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因此，对传播效果的科学考察和对受众的反馈研究自然难以进入广播电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导致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史学“传统”：当牵扯到具体的节目栏目沿革、受众反映、社会影响等问题时，往往语焉不详。

当然，中华民族重总体、宏观的思维特点，重集体、轻个人的文化传统等，无疑也是导致这种史学传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网络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日益渗透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广播电视与网络的联手发展，为以计量化方式进行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和效果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所谓计量化，即自觉、系统地运用数学与统计学理论方法进行历史的描述、分析与解释的方法。新时期以来，中国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发展迅速，但由于这是一门专业性强、耗资巨大的事业，所以一般仍局限于个别高校和某些专门的舆论调查机构。而在网络形成后，这种调查活动将变得轻松易得；各网站可通过在网上的调查问卷，或统计用户点击率，判断节目栏目的受欢迎程度；还可通过设置用户联系信箱、BBS(公告栏)获知用户的真实感受；当然也可根据用户的反映及时调整节目栏目，以适应他们的欣赏口味。而受众的有效参与，也成为广播电视发展链条中一个必经环节，为以受众为主体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数据和资料。目前，许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栏目调整，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受众调查中的分析得出的收听收视率情况进行的。试想，若从节目接受者的视角，回溯中国广播电视80年所走过的历程，我们是否会发现历史的另一半面孔呢?比如，研究广播在中国诞生时受众的反应，统治时期广播承担的社会角色，或者解放后计划经济体制下附着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广播电视存在形态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这些都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过去和“以史鉴今”，为探讨广播电视的未来走向提供借鉴。当然，要想对几十年前的受众进行补课式收听收视调查，时过境迁，未免强人所难，也不具可操作性；但作为广播电视史学工作者，注重在这方面做些查漏补缺的工作，收集一些以往的文字记载，在广播电视历史研究中加以有效的重视和运用，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网络传播催生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大历史观”

加拿大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指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与储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对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式与精神状态。计算机互联网不但方便信息传输，而且使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自然地处于一种动态的交互过程中。这种迥然不同于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必然使它的使用者在思维方式和观念上发生深刻变革。

美籍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扛鼎之作《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后记(1987年版)中，曾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其所谓大历史观点，“其中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即首先要注重于以长远的眼光，“从技术上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凡是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却要看远不看近。既从世界的视角俯看历史，又出入其中，对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证据充分、逻辑严密的条分缕析。也即是说，只有以宏阔的国际视野，登高望远，才可以见微知著，正确把握历史的发展走向。

受黄先生“大历史”观的启示，笔者不禁想到，我们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是否也应该建立一种立体反映广播电视发展全貌的“大历史”观呢?在目前网络“网罗世界”、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笔者认为，这种“大历史观”的生成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所谓广播电视史学的“大历史观”，笔者尝试提出以下3层涵义：

1.完整的广播电视发展史首先就应该是其参与各方“俱在”的历史。所谓“俱在”，至少应当包括传者、受众、信息、媒介等。这一点上文已经述及，此外不再赘述。

2.应当把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就广播电视论广播电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与其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态息息相关，不同的广播电视存在状态，实际上都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要求。而广播电视业的历史演进也总是体现与反映着其动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状况的特点与要求。因此，要考察广播电视的历史发展，就不仅需要从描述、分析广播电视业本身入手，而且也应该把其发展过程置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环境中进行多维度的审视。

3.要有一种国际视野，把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世界广播电视的历史格局中加以考察。(本世纪初广播电视的出现，已使世界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效果较之从前有了突飞猛进。)世纪末互联网络的崛起，更使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开放的世界、互联的世界。只要接通网络，“世界”便扑面而来。过去只能在书中通过文字间接体悟到的西方各国广播电视媒体，现在借助网络传播，都可以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例如CNN、ABC、CBS、NBC，甚至新近开播的美国互动电视OPENTV等。地球的确越来越像一个村庄，跨文化、跨地域的交流与传播也越来越频繁。表现在中国广播电视界，则是近年来对西方广播电视从内容到形式的学习与借鉴，还有从技术到设备的引进与改造。这就要求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史的学者，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大传播观念，改变过去封闭的媒体独立发展思路，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把握个案。比如，若从世界的眼光，打量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我们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方面的工作并非我们原创，而是西方各国已经实践并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汲取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加以推广运用，可以使我们的改革少走许多弯路。而站在这样的视角治史的结果，也会更清楚地发现我们的优势与局限，从而使广播电视历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鉴古知今、鉴彼知己的社会功能。

网络媒体还处在童年阶段，它的未来发展也还需我们拭目以待。但无论怎样，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与生活内容，当然也包括学术研究方式及研究内容，包括广播电视史学研究。

注释：

①赵玉明、王福顺主编：《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7页。

②闵大洪：《中国网上广播的现状与前瞻》，2000年6月中日韩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③刘舜发、陈熙：《中国电视在网络传播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第131页。

④李幸：《早期广播所确立的媒介特征》，《现代传播》，2000年第2期，第73页。

⑤《从被动到主动》，《传媒视野》，2000年4月刊，第4页。

⑥吴伯凡：《第二次文艺复兴——信息技术视野下的现代性》，《南方文坛》，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