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人身侵权下破产债权清偿顺位探析

摘 要：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制定法和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利益衡量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司法实践当中。这对我国《破产法》提出新的挑战，大规模人身侵权下破产债权清偿顺位应重新被利益衡量，以司法判例的形式填补这段法律空白,并对未来类似案件产生影响。

关键词：利益衡量；大规模人身侵权；破产清偿顺位；担保物权优先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87-02

“三鹿”奶粉大规模侵权案件，其受害者虽然在“三鹿”申请破产之前就已经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了清偿或清偿保证，但却是政府从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公共利益角度给予的清偿，并非《破产法》本身给受害人提供的赔偿，侵权损害之债根本未曾进入破产程序[1]。我国《破产法》对公司破产清偿顺序的设置本身，使大规模侵权下的公司侵权赔偿责任可能逃脱。所以，“三鹿”奶粉大规模侵权事件，其所引发的不单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更是对破产清偿顺序的深思。《破产法》对破产债权的清偿顺位规定并未遵循民法中一般债务平等受偿的原则，而体现了较多公共政策的需要。担保物权绝对优先，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优先清偿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金；为维护公家财政安全再优先清偿企业所欠税款，最后剩余款项平等清偿其他债务。这种利益衡量看似合理，但当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时，这种立法的利益衡量则显得不近人情、有失公允，需要司法中再次的利益衡量。

一、利益衡量的基本理论及意义

受传统“概念法学”推崇成文法，排斥习惯法与判例的影响，我国法院在审判中推崇法律的权威性。法官自己并不进行个人的价值判断或利益衡量，而像自动贩卖机那样，接受法律的约束，从法规中引出结论，仅仅起到一种自动机械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众多新型案件陆续发生，严重地暴露了成文法的滞后性，或者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机械使用法律推导出明显不合理难以为公众接受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家加藤一郎教授和星野英一教授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基础上提出利益衡量理论，认为法的解释、适用终究取决于价值判断，法官应当先进行利益衡量，再适用相应的法律，法律只不过是为了取得说服力而赋予理由的检证。其精神内涵在于法官阐释法律时，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2]，保护更应该保护的利益。这一法律理念的产生对大规模人身侵权案件的处理给予重大启发。如果按照一般企业破产清偿顺序，将众多的受害者作为普通债权最后受偿，那么他们很难得到赔偿，这是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以及社会公众情感的。之所以大规模人身侵权情况下需要打破法律规定，运用利益衡量的法律方法，一方面是这类案件属于工业发展以来的新型案件，存在法律空白。更重要的是大规模人身侵权案件具有其自身的特殊之处，处理的得失关系众多公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大规模人身侵权对利益衡量提出新要求

大规模侵权，简单而言是指大量人群因为同一事实原因而遭受的一系列、连续性的损害，尤其是人身损害[3]。大规模人身侵权的最大特点是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不特定公众的权利受到威胁，企业因面临巨额赔偿而倒闭。大规模侵权清偿顺序需重新利益衡量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1.大规模人身侵权具有获赔的迫切性

侵权行为分为对人身侵权与对财产侵权，人身损害，很多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危及生命，需要第一时间的治疗以挽救生命或者避免终身残疾。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事故造成几省近30万婴幼儿患结石病，群众难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此时便急需侵害法人的赔偿。如果按照《破产法》规定，债务人在别出担保物权，清偿共益债务、职工工资、所欠税款后将所剩无几。再按比例清偿各个合同之债以及侵权之债，这导致受害人不但不能得到及时赔偿，更可能无法获得任何赔偿。

2.大规模人身侵权具有被迫性

合同之债的债权人，是正常的经济交往中为获得利益，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订立买卖、借贷或其他种类的合同。商业活动蕴含风险，每个经济人也应对所遇的风险有合理的预测，对方因企业破产无法履行合同之债便是正常风险之一。比较而言，大规模侵权债权人是不因自己的自由意愿而加入到债权债务关系中来的，是加害人的加害行为迫使受害人进入债权关系，并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非自愿性，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不仅是对现实损害的弥补，更是法律公平正义理念对侵权受害者的救助。如果法律，固守现有的破产清产顺序，那就无异于纵容加害人对他人合法权益肆意践踏。

另一方面，合同的相对方一般是法人，对于风险有更高的承担能力，同时相对方受到的一般是经济损失，全然不像自然人，资本实力远远低于法人，同时受到的损害与生命健康相关。所以按照现行《破产法》规定，将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一同归为最后同等比例受偿的范围明显利益失衡。

面对大规模人身侵权特点，我们需要重新进行利益衡量，突破现有的破产清偿顺位，使大规模侵权损害受众的侵权债权优先于企业的其他债权。调整侵权损害受偿顺位，首先要打破破产法上担保物权绝对优先这一规则。这是因为企业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将资产抵押、质押以获得更多融资。同时用于担保的一般是企业的优质资产，一旦企业濒临破产，这些设定了担保的资产都被划入别除权范围，供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而不在破产财产之内。这就大大减少了破产财产，降低了大规模人身侵权的受偿几率。

三、根据利益层次的利益衡量

面对大规模人身侵权案件，我们呼吁在个案的司法过程中重新进行利益衡量，法官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但是这种能动性又不能是肆意的，因为担保物权制度在社会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了保障企业的顺利融资亦需要按照一些相对确定的原则，使担保物权人在提供担保时可以大致估量债权受偿的可能性，不至于陷入对利益衡量的恐惧而拒绝提供资金，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那么在解决大规模人身侵权下破产债权分配问题时，如何权衡担保物权的制度利益与人身被侵权人的利益，寻求尽可能的妥当呢？按照我国学者梁上上的观点，利益可分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且四者间具有一定的层次。当事人的具体利益是指具体案件中的个体利益；群体利益是具有类似情况可能发生类似案件的一类人；制度利益是指一项法律制度所固有的根本性利益,如婚姻制度的一夫一妻制和禁止重婚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四者中群体利益是个体利益与制度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连接点，当个体发生矛盾，双方均提出保护自己利益的要求时法院该保护何方？比如在大规模侵权关系中，侵权企业与被侵权的自然人以及担保物权人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的，在平等的主体间只能按照法律规定来决定保护哪一方的利益。但在这种层次利益的衡量方法下，作出取舍需将个体放大，衡量该群体利益是否应得到保护而进行裁决[4]。当制度利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理念时，该制度就不应被，只是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弥补漏洞。反之，则应变更该制度。

大规模人身侵权案件中，破产法的制度利益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破产债务人的公平受偿。担保物权绝对优先则是为保证商事领域的效率，促进交易，这些制度利益均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大规模人身侵权情况发生是法律规定的漏洞，出现这种法律空白时该怎么办呢？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由图表可知，法律未对大规模人身侵权进行特别规定，如按一般破产清偿顺序不优先被侵权人清偿顺位，那么虽然保护了担保物权人群体的利益和担保物权制度利益但明显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违背。相反，如果将人身被侵权人的受偿顺位优先，虽然损害了担保物权人利益，但大量被侵权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同时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权也得到保护。由此认为法律在大规模人身侵权情况下应对担保物权绝对优先的地位进行变更、限制。就制度利益而言,由于法律的价值在于追求安定性和妥当性,要考虑未来类似案件的判决后果,特别是利益衡量往往因法律空白而出现,必然对未来类似案件产生影响。

结论

担保物权绝对优先原则通过赋予债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帮助债务人获得融资、促进经济发展。这一制度符合上市交易中的效益原则，符合社会需求和利益。但当大规模人身侵权事件发生时，依照固有规定的分配方式则明显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法律最本质的公平正义的制度利益。经过利益衡量，我们承认在大规模人身侵权事件发生时需要一种有别于既定法律的规范，在当前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保障人的生命健康等重要人权。同时，受偿顺位中的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律方法，其不但为个案提供解决方案，也填补了法律空白，以司法判例的形式对今后的类似案件产生影响。因此，只要我们认定在大规模人身侵权情况下担保物权的绝对优先地位可以变更，那么个案的处理就可由法官依照判例，在个案发生时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发挥主观能动性，保障受害者权益，实现法律最高层次的公平与公正。

参考文献:

[1]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石家庄市政府通报三鹿集团破产案情况.[EB/OL].cn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胡卫萍.大规模侵权下的破产债务清偿探析[J].经济与法,2011,(4).

[4]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J].法学研究,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