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内文化研究发展

新时期以来， 曾经受到冷落的文化学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得到了接续和特别的关注，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热”，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格局。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是一种形成广泛学术影响的思想文化潮流， 而且这种思潮的影响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一直还在当代中国持续着。

一

新时期以来， 我们看到的较早的关于文化学研究的文章是钱学森先生于 1982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一文。[1]钱先生认为，文化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基础理论， 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 建立文化学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同年 12 月 16 日到 1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组成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编辑部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邀集国内学术界著名学者在复旦大学召开了 “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 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复旦大学历史系周谷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王元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负责人庞朴等人。会上对文化与文明及其关系、 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化的性质、形态、结构、演化和分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1984 年 3 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4 年 11 月 3 日到 9 日，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 编委会、 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 会议讨论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作用和历史地位”等问题。 同年 12 月20 日到 27 日，上海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召开了“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讨会”。 与会者就“文化及东西方文化的概念”、“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意义”等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成立上海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此后，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 武汉成立了 “文化研究沙龙”等。

1985 年上半年，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和九州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 “中国文化讲习班”， 很多著名学者诸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等主持讲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年在深圳召开了“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 1986 年在上海举行了“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

与此同时，《文汇报》、《光明日报》相继开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专栏和出版界一批文化系列丛书的出版，对“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些系列丛书包括山东文艺出版社的 《文化哲学丛书》（198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化新视野丛书》（1987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比较文化丛书》（1987 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现代文化丛书》（1988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化丛书》（1988 年）等等。 从 1985 年开始，上海、北京、广州、厦门等相继开展了文化战略研讨活动， 使得文化学研究由书斋走向了现实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文化的热潮。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文化热”是新时期人们文化思想争论的交锋， 是一种寻找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解释的公共热情的释放。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关于文化的讨论有所沉寂，在进入新世纪后又大有再度兴起之势。 和上世纪文化讨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热”呈现了诸多新的特点：人们突破了狭隘的学术探讨，文化热潮开始波及文化的各个领域， 文化学学科向各个学科渗透， 出现了文化研究的深化发展时期。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有一个文化学和艺术学相结合的阶段， 这标志着艺术文化学的形成。 从目前的材料看，较早把文化学和艺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是张伟在1990 年第三期发表在 《广东社会科学》 上的《艺术文化学论纲》。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艺术文化学是从文化学的视野研究艺术现象的介于文化学和艺术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他在 1994 年第二期的 《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上发表了《艺术文化：生命象征符号》一文，进一步阐发了艺术文化学的构想。 1992 年， 潘泽宏出版了 《艺术文化学》（湖南文艺出版社）。王岳川主编了译文集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文化学开始向文学理论界扩展， 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关注。 1993 年 9 月 16 日，金元浦与陶东风在《文论报》发表长篇对话《在悖论中开辟道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管见》，提出必须面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变革的现实语境， 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马列主义（苏联模式）、西方文化的三重交错，形成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元共存的交叉运作形态。 陶东风发表于《文艺争鸣》1993 年第六期的 《欲望与沉沦： 大众文化批判》，开始关注文化和审美文化问题。 1994 年初，金元浦与陶东风在《文艺研究》著文《从碎片走向建设：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认为，20世纪 90 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根本性变化， 相当多的人以亲身感受表明了对“斗争模式”的厌倦和心理拒斥，进而发展为理想主义“乌托邦”的破灭，启蒙主义热情的消退和利他主义崇高感的消解，人们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 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根本性变化。 由以崇高为形态的审美道德教化文化向准审丑的、享乐的消费文化转化。 长期以来居于文化正堂的史诗、颂歌、悲剧、交响诗悄然遁形，通俗歌曲、小品、流行音像制品、通俗小说赫然居于文化正堂，形成审美文化的主形态或主范畴。1996 年，王德胜出版《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 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归根到底是在从事一项文化批评的工作， 而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强调具有建设性的文化批评意识：“批评的观念”之确立，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奠定了把握当代审美文化、 特别是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现象的主导性理论意识， 因而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区别于一般经典美学的最明显之处， 就是它从根本上指向了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活动的诞生———当代艺术活动、当代人日常生活形式在这里不是被当做一般经验的美学事实， 而是当代文化本身的一些充分直观的审美实践。

1998 年，张伟的《艺术文化学导论》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5 月，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在南京共同举办了“1999 世纪之交：全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 1999 年 12 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美学所和《文学前沿》编辑部共同举办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王宁在《外国文学》1999 年第四期发表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童庆炳在 《江海学刊》1999 年第五期发表了《文化诗学是可能的》，金元浦、陶东风的《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

2000 年，罗钢和刘象愚主编了国内第一本 《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涉及“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传媒研究”等内容。 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是最重要的全面研究文化研究的理论著作。 该书系统讨论了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批评、 后殖民批评、知识分子的关系，勾勒了文化研究的发生发展史，它的理论资源及其传播，厘清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学者阐释“文化研究”的内在脉络。

2000 年 4 月，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举办了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 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著作纷纷问世，比如，金元浦主编的“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等。

相对这些较为专门的研究成果而言，对文化研究这个新的知识生产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出现是以陶东风、金元浦等主编的《文化研究》（此刊创刊于 2000 年，是大陆唯一专门的文化研究丛刊， 第 1-3 辑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 4 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为标志。 2002 年 5 月， 国内第一家文化研究学术网站正式成立。 这家网站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推广与传播， 介绍国外前沿理论及重要理论家， 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

2003 年，孟繁华出版了《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他认为， 当代中国文化主要有主流意识形态文化、 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三种主要话语构成，但三者内部绝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又生成了一些各具特点的部落。 这是一部对中国文化各阶层分析的文化地形图。

2004 年，金元浦主编的 《文化研究 ：理论与实践》一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收集了国内专家近 30 篇文章。

2005 年，陶东风、金元浦主编的我国第一本文化研究的英文著作 Cultural Studies inChina（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2005）在新加坡出版，介绍了我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收集了国内专家的研究论文。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以学术刊物《文化研究》的创立网站《文化研究》的成立为标志得以确立。

二

新时期文化研究涉及众多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与论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大众文化的论争

大众文化研究从 20 世纪末期到本世纪初在中国学界成为学术热点问题。 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人基本都是搞文学理论出身的，这些人不再把文学理论当做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而是把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展到流行歌曲、广告、时装、卡拉 OK、体育比赛、网络媒体、城市空间等等，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新时期的大众文化有个形成和变迁的过程。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 艺术上以现实主义原则为主流， 文学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 电影 《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绘画中罗中立的《父亲》等都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立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了艺术的探索阶段， 北岛的朦胧诗和后朦胧诗，陈凯歌等人的“第五代电影”、谭盾的前卫音乐， 这些艺术更加风格化和形而上学化。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事件， 民众的政治热情为消费观念所取代。 在艺术上，英雄主义开始消退，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小说、美术等艺术形式当中，出现以性为特征的作品展示。 这一时期， 无论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启蒙文化 ，还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都被金钱、 资本和流行所取代。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了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卡拉 OK 和流行歌曲代替了古典音乐，迪斯克代替了古典舞， 通俗文学代替了严肃文学，在现实生活中，歌星、球星代替了现实社会的英雄。 受到“韩流”影响的黄头发，美国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各种流行歌曲、广告、时装、卡拉 OK、网络媒体等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小镇和乡村。

较早探讨大众文化的是陶东风 1993 年在 《文艺争鸣》 第六期发表的 《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 年第三期）、金元浦的 《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二期）、尹鸿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文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三期）、《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 年第二期） 等。 这些文章基本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待大众文化的。 他们认为，由于大众文化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一开始就形成了对传统美学的挑战。 美学的审美主义者把审美经验作为审美和艺术的尺度，将“艺术”和“非艺术”截然分开，并且把文化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俗文化”和“雅文化”等。 他们把“非功利”作为审美的唯一标准，认为大众文化在对象中看到的只是欲望和消费， 没有与现实拉开距离，没有距离就没有审美的产生。 他们否定大众文化的理由是认为， 大众文化产品作为文化工业产品其属性是商品性而不具有艺术性， 大众文化仅仅是满足欲望和提供消遣的手段也不能成为审美现象。 大众文化是统治者的“操纵意识”在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是主流意识形态控制自由意识的工具， 人民大众接触大众文化的过程就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 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通过传播技术和复制的手段生产出来的商品文化，是无深度的平面文化。 然而，应该注意到是尹鸿的文章开始了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分析和批判。

陶东风和金元浦后来对自己的观点都有所反省， 逐渐放弃了机械搬用批判理论的做法， 开始从肯定的视角关注中国本土大众文化。 陶东风认为，从道德主义的立场、审美主义或宗教性价值的尺度完全否定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是不可取的， 理解与评价世俗化与大众文化首先必须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此处的“历史主义”指的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来分析与审视当今社会文化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强调联系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历史教训来确定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即把大众消费文化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 世俗化、现代性的核心是祛魅与解神圣， 在中国新时期的语境中，世俗化所要祛的是极左的魅。 由于世俗化削弱、解构了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与“神圣”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一种超越的精神资源为其日常生活诉求进行 “辩护”，所以它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 金元浦《重新审视大众文化》的文章，也从肯定的角度反思大众文化。 他认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在于：1.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型；2.大众文化体现的是现代科技与现代生活；3.大众文化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 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以及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2]

由戴锦华撰写的《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比较早的学术专著。 探讨大众文化的专著还有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 年）；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 年）；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年）；邹广文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陆扬、合著的《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年）；王一川主编的《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此外，还有大量翻译的作品出现， 比如， 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周宪、许均主编的 “文化和传播译丛”等。

《文艺报 》 专门开设了 《“大众文化 ”论坛》， 发表了许多讨论大众文化的专题文章，使得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更加深入和热烈。

关于大众文化有不同的看法， 存在着论争。 大众文化接近于群众文化和通俗文化，但是也有所不同， 后者是以阶级、 阶层来划分的， 大众文化是以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来界定的，也有用阶级、阶层来看待大众文化的。发表在 1997 年第二期 《读书》 上的代表新“左”派理论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专题文章中就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中产阶级的文化，体现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当代的文化研究中，所謂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等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或亲缘。 这里可以将所谓的“大众文化”视为一种经由商业和媒体机制所创造出来的消费或行为趋势的文化。 学者们认为，大众文化作为全民参与接受的形式， 通过对无意识欲望的调节达到制造快乐的目的，所以它也是一种娱乐文化。 它具有拓展娱乐消遣的空间的功能。 它能够在市场经济发展生存境遇中，舒缓精神压力，充实闲暇时间，大众文化因其特有的娱乐性、消遣性满足着这方面的种种需求。

有的学者认为， 大众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与主流文化、高雅文化一起构成现实期文化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大众文化不仅有它的合理性，而且要给大众文化减负。 有的学者认为，大众文化的兴起体现了话语霸权的解体和文化平等的意识，是当代社会民主化的历史进步。 有的学者认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它本能地具有一种依托大众的、趋向民主的品格，指向开放的双向交往的多元化的意识形式。 大众文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化资源分配方式， 进行了文化资源的再分配， 建立了大量新的文化资本及其积累与运作方式， 大大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政治文化资本的拥有方式 （不需要经过政治的特许）或独享（专有）方式，创建了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文化消费空间和消费方式，使大多数人可以更自由、方便、快捷地获得自己喜爱的文化资源。[3]

在承认其正面功能的同时， 当代大众文化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的强大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学者们认为，大众文化以中性的面目出现，没有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它只有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利益原则。 大众文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占有市场并获取利润就是它最大和最后的目的。 在利益的驱使下，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这一文化形态纳入市场，经过新的发掘和包装后，使其变成文化消费品。

大众文化以自身的巨大的解构力向社会文化进行全方位渗透。 在当下中国，我们已经可以随处看到“肯德鸡”、“麦当劳”、NBA 篮球赛、麦当娜的 CD 光碟和好莱坞大片，可以随时喝到“可口可乐”等，其背后隐含着霸权文化支配和无处不在的价值观， 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精英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类型系统， 其强大的功能和价值将日益彰显， 冷战后，文化成为重要的问题，西方文化霸权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 我国大众文化独立自主的发展可以有效抵消西方文化的侵蚀， 对维护我国的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构成了维护我国国家的有效屏障。

（二）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边界扩张的论争

在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中进行了一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争论。 一批年轻学者针对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表现了强烈的反思精神，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界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先锋作用。 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再固守原来的理论模式， 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需要对文学理论再反思。 他们主张在以消费为特征的“图像”时代，要对传统的本质主义的研究加以超越，适应文化转向的需要，要打破传统研究的疆界， 扩展研究的对象和领域。 这些主张被另一些学者称为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越界”。 他们认为，文艺学就是以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为研究对象， 否则文艺学学科就不能成立。 这场争论表面看来是文学理论边界之争， 其实这其中涉及了对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反思问题。

这些争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提出要扩展文艺学， 在文艺学教学中引入文化研究， 主张文学理论应该积极回应当下现实，拓展边界，向具有“文学性”因素或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和作品开放， 尤其是应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 这种边界的扩张和研究对象的增容， 是文学理论重新迸发活力、向前发展的一次契机。 金元浦在《河北学刊》2004 年第四期撰文认为， 新世纪文化学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 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 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 面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实， 我们理应给文艺学的变革以更大的耐心、 更宽容的机制和激发创新的良好环境；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应当是以文学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特殊学科，时时应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为出发点。 童庆炳在《河北学刊》2004 年第四期撰文指出，文艺学的边界是要移动的，但是，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应该是统一的。文艺学以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大致上是确定的， 否则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就不能成立。 文艺学在其学科建设中曾走过许多弯路，长期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的阴影里徘徊，现在又遭受到大众传媒、 图像化趋势和生活的泛审美化的冲击。 文艺学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好自己的学科定位问题，回到自身，进行学科内部的建设。 有的学者认为，借鉴西方理论和学说是必要的， 但是， 更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现实存在的基本问题，提出有价值的真命题。 比如，“文学主体性”、“性格组合论”、“理性新精神”等。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依然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只要有文学的存在就有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 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范式不具有取代文学理论的必然性。 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显示了文学理论从“立法者”到“阐释者”范式的转换。 而发生这种范式转换的深层原因，是人文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问题。 文学曾经是确认知识分子的身份性标志， 文学理论曾经是知识分子掌控文学的有效话语方式。但今天，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文学的立法权，取而代之的是市场、消费和文化批评。 因而，知识分子在现实语境中只能适应一个新的身份———阐释者。 然而，这种新的身份认同，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对文学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相反，知识分子仍然能够在阐释中介入价值，灌注人文关怀，并努力将阐释和立法协调起来， 通过阐释去立法， 去寻求新的引导、提升文学与文化之途。

文学理论边界之争源自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危机。 文学理论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的冲击下，出现了自身的危机。 钱中文在《暨南学报》2004 年第四期撰文指出，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媒介、消费方式的急剧变化，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极大地冲击了文学这一艺术的形式。 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文艺学必须积极寻求回应现实的方式， 否则就将日益失去生命活力。 目前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如对现实较少回应，对大众文化现象熟视无睹，关注的内容比较单一，主要是自律性的文学观念等。 钱中文指出，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文艺学应该敢于面对，有必要拓展文艺学学科的一些概念，对之重新界定、规划、调节。文学理论边界之争， 源于审美的泛化和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 对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和文学艺术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应该认识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理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 而是在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 不能对文化研究的范式视而不见。 消费时代的文化走向决定了现实的存在就是跨越学科的存在， 不存在单一的文化现象。 文学定义的变化和文艺学学科边界的变化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必然结果。

（三）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

当代许多年轻学者认为， 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 陶东风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一文指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 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 在这些场所中， 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4]2003 年 11 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 《文艺研究》 杂志社共同举办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反思”的学术讨论会。 同年，《文艺争鸣》杂志第六期发表了王德胜、陶东风、金元浦等人探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系列文章。 他们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心是生活和审美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 审美和艺术不断地向生活领域扩展和渗透， 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断消失。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这些观点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童庆炳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 一文中指出：“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点前后召开了两次‘文艺学学科反思’会议，提出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扩容’问题，有的青年学者要把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如去研究广告、美容、美发、模特走步、街心花园、高尔夫球场、城市规划、网吧、迪厅、房屋装修、美女图……，后来他们又前后在《文艺争鸣》和《文艺研究》分别发表两组文章，大大地鼓吹了一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甚至有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研究置换原来的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倾向。 有的人走得更远， 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什么审美无功利，这种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统统过了时；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等等。 ”“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中“审美”是欲望和消费的符号， 审美景观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为操纵消费所设置的假象。[5]鲁枢元认为，“审美日常生活化论者”谈论的现象“基本上仍然属于审美活动的实用化、 市场化问题……这些行业的存在，在某个层面上、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个社会广大民众的审美需要与日常生活的需要”，“‘审美日常生活化’论者撰文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争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合理性，而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化的、功利化的、实用化、市场化的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力，并把它看做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往美学历史的终结， 甚至是对以往的人文历史的终结”。[6]

面对这些质疑，王德胜、陶东风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 王德胜发表了《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的文章，认为鲁枢元教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 存在着误解：“枢元教授首先悄悄置换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本身，把我们文章中所关注、 探讨的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换用‘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个概念来界定，然后又把这个已经被置换了的概念当做批评的对象，通过一种在逻辑上相当简单却又显得粗率的比较，指责我们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完全等同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 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最具理论上误读、误解之典型性的地方。 ”[7]陶东风认为， 重视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和消费主义的研究， 不等于倡导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和消费主义。 他在《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 一文中认为：“人文学者应该重视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众塑身热情、消费主义等的研究。 但是一个不应该忘记的常识是：在学术的意义上呼吁重视一种对象， 不等于在价值上倡导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关于童庆炳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关系问题， 陶东风认为：“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新近发生的文化与艺术思潮， 为文艺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比如，一方面是纯艺术和纯文学的所谓‘萎缩’；另一方面则是审美和艺术泛化、‘文学性’的扩散。 艺术的商品化和商品的艺术化同时进行， 艺术品和非艺术品之间、 艺术———审美经验与非艺术———审美经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经典美学与文艺学所描绘的审美经验是远距离的、非感官化（非身体化）的‘静观’，而现在的审美经验常常是混合的： 身体的高度投入正是大众文化迷的审美经验的典型特征。 商品交易会综合了购物、观光与娱乐的多重功能，在这里，购物与审美、理性与激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 ” 面对这样的现象，他认为：“文艺学、美学应该正视而不应回避。 美学文艺学研究只有不断关注、切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 才能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 超越学科边界、扩展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迫切的议题。 ”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提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于对现实当下生活的关注和对美学感性的回归。 首先，关注现实一直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愿望。 西方美学家艾迪拉多•德•弗恩特在题为 《社会学与美学》 一文中指出，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过程，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 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 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阿莱斯•艾尔雅维茨说：“审美泛化正日益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所谓审美泛化是指对日常环境、器物也包括人对自己的装饰和美化。 现实生活发生的变化需要美学文艺学去关注， 美学文艺学研究只有不断关注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才能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 ”其次，美学原意就是感性学的意思， 今天的美学已经异化为理性的代名词，甚至承担道德救赎的重任。正如王德胜指出的那样：“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性的审美快乐， 究竟是以感性和理性截然对立的方式去把握， 还是在承认人的感性享乐合法性基础上加以审视？ 仅仅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解为‘仍然属于审美活动的实用化、市场化问题’，显然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理性如何能够在‘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继续有效行使制度化权力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感性的快乐享受为何得以在当下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目标。 ”[8]

三

文化研究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文化研究颠覆了文学研究过于关注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忽略文学的外部研究。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结构主义和新批评引进到文学批评以后， 我们的文学研究开始从外部的社会政治批评转入内部的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研究，这时研究者把“审美性”和“文学性”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 这种研究是对过去的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反抗，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这种研究由于忽略文学的外部关注，以致走入了另一种极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生活，形成了文学研究边缘化的倾向。 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他们开始关注现实的文化现象。 如金元浦在《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一文中认为：“进入新世纪， 世界文学艺术与美学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时间， 文化的转向、视觉图像的转向、美学的转向、后现代转向以至身体的转向纷至沓来，不绝于耳。 处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文艺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在今天，美不再是艺术‘蛋糕上的酥皮’，文学也不再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审美似乎已不再专属于文学和艺术，审美性、文学性也不再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 艺术与非艺术的根本的或唯一的特征。 社会生活出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向非文学领域全面扩张的普遍现象。 ”其次，大众文化的流行是文化研究兴起的现实基础。 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有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 而且中国社会文化自身转型也是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 上个世纪 80年代后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的经济转型导致了社会文化的转型。 在这种背景下， 纯文学不断走向大众化， 面对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泛文化现象的冲击， 文学理论原来固有的范畴和范式对于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现象就显得很不适应。 大众文化以消遣娱乐性为目的，以商业时尚性为表征，以当下现实性为旨归。 面对这样的大众文化， 西方正在红火的文化研究似乎对这种文化现象更具有解释的有效性，于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蔓延开来。 再次，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注程度和热情也是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之一。 20 世纪 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过后， 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开始消退。 他们中有的人或者投身商海去赚钱， 或者躲进小楼搞起所谓的纯学术研究。 包括在文学理论在内，人们研究的重点是关于文学的形式批评、内在批评，即所谓的内部规律研究。 随着 20 世纪末的来临和新世纪的开始， 中国社会文化也出现了需要知识分子去分析和参与的问题， 而这时的文化研究恰恰迎合了关注中国社会未来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参与的热情， 于是文化批评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的话语。 最后，文化研究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潮流有一定程度的关联。20 世纪许多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按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的说法，从“宏大叙事”转向“微小叙事”，倡导回归如现象学所说的“生活世界”，把目光聚焦到生活领域。 这种学术研究的哲学基础向日常生活的回归， 对普遍关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的兴起不能不产生影响。

新时期以来， 中国很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一直跟在西方人的学说后面亦步亦趋模仿、学舌。 在文化研究的思潮中，中国的学者终于改变失语状态，可以和世界级大师对话了，可以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中国学者试图超越意识形态， 通过建立起文化研究的平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