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2001年12月WTO各成员国在多哈召开了新一轮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这次又被称为“发展回合”（Development Round）的谈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实现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回合中，有关贸易与环境的谈判被纳入议题，从而有可能削减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贸易发展机会（Alan Oxley2002）。

事实上，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属于老的热点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中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除，各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如“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的出现并受到人们的关注，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后的30余年间，在一般民众中，环境保护主义支持率得到明显的上升；在国际贸易论坛和学术界，国际贸易和环境以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互相作用，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国际贸易促进环境论

Jagdish Bhagwati在他的《今日自由贸易》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自由贸易是否会破坏环境”的问题。Bhagwati教授指出，虽然“逐低竞争”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然而它缺乏实证的研究证明。NAFTA的研究也表明，没有国家会为了吸引或者保持外资而降低本国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标准（B.D.Gardner 2002）。从GATT1992年度的“贸易与环境”报告，以及经济学家Kym Aderson等人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相对与贸易保护来说更能够改善世界环境，虽然贸易自由化并不能总是有利于环境，有时候外溢损失是存在的（比如孟加拉的砷中毒事件），但是可以通过实施恰当的环境政策，或者通过对受害者进行救济和补偿来弥补在环境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所以“只要同时实施正确的环境政策和自由贸易，环境和经济福利就会同时达到效率最优”。Grossman和Krueger建立了国际贸易环境效应分析模式，从规模效应（scale effect，指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导致产业规模扩大，投入增加，污染等也增加）、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指随着贸易的发展，某些产业萎缩，另一些产业扩张，而引起环境的变化)、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指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节约了资源，降低能耗，有利于污染下降，并通过预测未来的环境变化，对人们起到警醒作用）来分析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在1993年对NAFTA的研究表明，技术效应会抵消掉规模效应，而结构效应可能更多的是受到要素禀赋报酬（factor endowment consideration)的影响，超过各国环境制度差异产生的影响。从而也说明对于低的环境标准及松散的环境法律、法规的追求（即逐低竞争）的发生可能性并不大(W. Antweiler, B.R.Copeland & M.S. Taylor 1998)。

Antweiler等认为贸易恶化环境的最著名的论调是：贸易自由化允许富裕的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经济相对落后，法律相对不够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去（即所谓污染避难所理论）。指出，污染避难所理论看起来仿佛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目前已有的证据看来却不是这样。第一，这个理论只关注了国际贸易的一个方面，即国际贸易对环境的结构效应，对收入增长和技术转移的效果没有考虑；该理论的第二个问题在于，控制污染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在少数行业中，控污成本不及总成本的5％。第三个问题在于，该理论直接将较严格的环境标准与较高的成本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规则可以帮助降低成本，一个管理良好的产业在长期来看也是一个成本控制得很好的产业。Antweiler等人根据Grossman和Krueger建立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分析模式，考察了44个国家国际贸易和二氧化硫含量的实证研究。Antweiler等认为将三个效应分解考察对研究贸易与环境关系是很重要的。他们的研究表明，通常经济活动的结构、规模增加1％，会导致污染集中度0.25%-0.5％的增加，然而，同时，通过技术效应带来的收入增加又使得污染集中度降低1.25%-1.5％。综合考量，假设贸易自由化使人均GDP提高1％，污染程度将降低约1％。所以，自由贸易对环境是有好处的，贸易的开放对于污染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实际影响却是很小的(W. Antweiler, B.R.Copeland & M.S. Taylor 1998)。他们假定贸易从生产地点、生产规模、生产技术三个方面影响环境质量。认为更自由的贸易导致生存规模的增加，对于环境质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产量提高，污染会有小幅度增加）。而通过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入增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通过技术效应发挥作用。对此的解释是，越是富裕的国家对于环境的评价越高，从而通过采用环保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

2001年丹麦统计学家，奥尔胡斯大学统计学、政治学教授Bj・rn Lomborg在他的著作《怀疑的环境保护主义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书中则表明，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贸易使环境恶化是没有依据的，相反，环境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理由是贸易和低成本的运输有效地减少了风险，并且使得地方经济在遇到自然资源损耗和枯竭时，不那么脆弱。在一个贸易体中，就一种产品而言，虽然在对这种产品有需求的地方就地进行生产可能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实际上，产品往往在外地生产。因为当一个地方资源短缺，成本上升，产地就会转移到其他资源相对丰富，成本相对低廉的外地。结果，每个地区（国家）都延迟了资源短缺的时间，所有的贸易体都能获益。Lomborg的另一观点是人们都以为我们必须在经济福利和环境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奇怪的是，环境的改善其实是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只有当我们足够富裕时，我们才能承担起关心环境的奢侈（B.D.Gardner2002）。换句话说，经济发展并不会导致环境的恶化，相反，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效应能够提高人们对环境的关心，并拥有更多促进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资金。

Gardner（2002）指出他支持Antweitler等人关于国际贸易有益于自然环境的论点。认为国际贸易体系自身能够推动诸如“债务交换自然（debt-for-nature swap）”以及污染权（pullution rights）等环境商品的直接交易。并且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环境。与自给自足相比，国际贸易更能保存稀确的自然资源。另外，WTO规则也不会鼓励在环境质量方面发生“逐低竞争”，相反会保护成员国建立本国环境标准的优先权。Gardner引用Patterson1993的研究说明，贸易对于环境作用的可以用农业贸易来验证。农业方面的自由贸易使得农业生存从日本、欧盟这样因自然资源缺乏而大量使用化学药品的国家转移到不大量使用杀虫剂的发展中国家去，从而减少污染。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政府农业补贴的减少，也使得发达国家的农民缺少动力继续开发余下的土地，从而减少土地损失，保护了野生动物（B.D.Gardner2002)。

二、贸易有害环境论

从贸易理论来说，赫克歇尔－俄林模型(the Heckscher-Ohlin theorem) 从各国之间的资源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原因。根据这个模型，贸易自由化将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的后果，因为假设一个国家在环境方面存在资源优势（如森林，淡水），则该国将把从事贸易的基础建立在这个要素禀赋之上，并且出口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结果贸易自由化将导致过度和过于集中地使用这种环境资源，最终就是环境质量的下降（B.D.Gardner 2002）。与此相联系的理论是“污染避难所假说”（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环境方面相对低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将由于贸易自由化引发逐低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而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W. Antweiler, B.R.Copeland & M.S. Taylor 1998）。要素禀赋理论和“污染避难所”理论都预测，贸易的开放会改变国家产出的结构，使之随应国家的比较优势，最终导致污染的增加。

在Grossman和Krueger建立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分析模式基础上，Nicola Borregaard等（1999）增加了对产品以及政策法规效应的分析。“政策和法规效应”(Policy and regulatory effects)指贸易政策的改变会对当前的环境政策和法规产生影响，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GATT的有关规定，以及WTO的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虽然在贸易有关的环境政策方面要达到较高程度的一致化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些例子显示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贸易环境条约对于建立必要的制度还是很有用的。产品效应（product-related effect）指贸易会影响到出口或者消费的产品类型，从而对环境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发现正的产品效应，在转型国家中负的产品效应的例子尤其多。结合智利国情，Nicola Borregaard等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智利一直执行着高度限制性的贸易政策，到了70年代初期，开始采用新的开放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更多地关注短期的国家财富增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大大加强。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从规模来看，以铜矿的开采为例， 1995年铜的产量为248万吨，到2001年达到480万吨，年增长率为10％，结果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枯竭，矿业生产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2％。同时，由于出口前景好，而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北部过度开发，对当地的高山生态系统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其中安第斯火烈鸟面临生存困境。从结构来看，矿业出口量占总出口量的比率如下，1970年85.4%,1980年59.4%，1993年50%,1996年46.1%，虽然智利的比较优势主要在自然资源方面，但是已经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出口转向可再生的资源出口。技术方面，环保型技术的引进使矿业污染降低，同时，还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效应主要表现在出口矿产品的加工程度有所变化。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精炼铜的出口量就从67万吨上升到1,49万吨。这种改变对环境的作用很难明确地说明，但是铜的精炼减少了以前熔炼铜的做法（后者是造成土壤污染的最主要原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规模效应的负面作用。在政策和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智利政府并不重视环境立法，在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

针对Lomborg的观点，Corey Lofdahl 在他的题为“贸易是有害还是有利于自然环境：从侧向压力理论来看（2002）的文章中指出，以加拿大森林的面积变化为例，Lomborg认为在1950年到1994年间加拿大的森林面积每年增加了174,000公顷。”但是有学者认为Lomborg的统计包括了单一栽培的人造林，而没有区分加拿大森林的质量和类型。加拿大森林资源丰富，很有可能环境保护主义者计算的仅仅是自然林，而乐观的经济学家分析中包括了人造林。要客观理性地分析问题必须对于森林类型和区别有所了解，而不仅仅是对比原始资料。第二，加拿大森林面积的增加是因为作为发达国家的加拿大把环境成本通过贸易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总之，Lofdahl认为Lomborg是一个分析数据的专家，但是必须认识到“缺乏理论来组织资料数据的观察只能使数据更加令人迷惑而不是解人迷惑。”

三、简要评述

以上的研究成果表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谈到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时，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的原则：第一，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多重的，复杂的，重要的。第二，就贸易自由化本身而言对于环境谈不上好或者坏（UNEP2000）。

WTO主席Michael Moore曾经说，来自贸易和环境两个阵营的说法，要么是贸易对环境是有利的，要么贸易对环境是有害的，但是真实世界的情况是，两边都搭上一点边，或者根本就是灰色地带。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经济增长都同样有益于环境。公众责任和良好的管理对于好的环境政策是很重要的。有效的国际合作可以保护环境，而建立在法定权力和义务之上的WTO合作模式可以作为全球环境保护合作的一个典范。要获得积极正面的效果需要恰当的支持经济与环境的政策。所以，我们不能把环境的恶化简单地归结为贸易自由化，不能“因噎废食”，而应该把环境问题看作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来认真地加以对待。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