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促进共享 媒介建构秩序

现代媒介出现在人类世界,它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把人们变成另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技术革命(technological revolu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浪潮中,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催生了人类新型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然而,现代媒介一方面带来传播、利用信息的福祉,一方面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它究竟具有怎样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意味它与瞬息万变的世界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络,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扰扰攘攘的当代中国社会塑造着它,还是为它所塑造

基于对媒介化新型社会形态深刻认识的需要,国家985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广东省高校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联合举办了“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和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共同主持,整合了复旦大学、深圳大学及深圳市在此领域的学科优势和资源优势,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深圳报业集团等单位的近40名专家学者汇聚鹏城,“头脑风暴、观点碰撞”,进行了一次具有相当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学术探讨,对媒介化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了建设性的回应。

一、媒介化社会的特点、规律及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利弊共存、潜能无穷”,复旦大学童兵用16个字概括了媒介化社会的特点。他认为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手机移动媒体,未来的作用、未来的市场前景深不可测。但任何媒介总是身体的延伸,有了报纸,人们的眼睛就延伸了,有了广播,耳朵延伸了;有了电视,人们的眼睛和耳朵同时得到了延伸。计算机就是大脑的延伸,若干年以后肯定会有新的媒体来取代,只有这样,人类的传播方式才能不断进步,人类社会才能生生不息。童兵认为,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对互联网所做的评价――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精神文化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非常全面地概括了新媒体的作用,新闻传播学者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来研究新媒体的作用和媒介化社会的特点。

复旦大学孙少晶认为,可以从信息来源、权利机构、媒介内容生产和媒介逻辑四个维度来看媒介化社会,媒介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媒介成为最重要的信息和沟通渠道,这是中介化的一个彰显,中介化是媒介化一个必要的早期条件。第二个阶段是媒介逻辑得到重视,媒介的独立性增强,新闻的专业主义开始增强。第三个阶段是媒介成为具有争议性的信息和沟通渠道,各种社会单元包括人类来适应媒介的不同规律。最后一个是采纳阶段,把某种媒介逻辑内化成为自己的价值观、各种生活方式的内核。他认为,从媒介化的角度来讲,发达国家处于第三个阶段,而中国仍处于第二阶段。

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认为,现在讲的社会化媒体,web2.0或是用户自创内容,是对劳动分工原理的一种挑战,甚至是颠覆和反动,这个反动不是革命的反动,而是对历史的逆向。乐观地看,就新媒体的使用趋势来讲是前浪推后浪;悲观来看,社会化的媒体其实是难以持续的,媒体化的社会最后会从媒体社会变成媒体,每个人最后变成媒体的一员。这个媒体的一员不是指参与者,而是被控制、被支配的。

复旦大学黄旦谈了三点:一是现有研究基本都在现代性理论框架内,从网络的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性的问题是一个秩序的问题,也是一个空间的问题。第二,公共领域理论在网络研究里欢欣鼓舞,网民被认为是一个新的意见阶层的崛起。而网民本身互为中心,互不信任,它是离散的,并从后现代角度来讲,是消解中心,而不是形成中心。第三,网络使用的问题、手机使用的问题,实际上并不一定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涉及到文化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本身是现代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现有研究的理论武器可能都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他认为厘清这些问题对研究媒介化社会是有意义的。

二、媒介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

基于互联网的人的数字化、系统化,和用户的交互性、多媒体性等本质属性,北京大学谢新洲认为互联网的媒介化,主要体现在使用的大众化和信息的舆论化。互联网使媒介对社会的卷入程度提高了,它在推动社会媒介化的趋势下日益丰富。多元化的媒介增加了受众的媒介消费时间,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媒介聚集度。互联网对网民生活形态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信息的获取、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并且促使了互联网的网络依赖群、网络商务群、网络社调群等一系列生活形态的分类群。复旦大学李双龙认为互联网是技术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相结合的形态,因为技术因素的存在,互联网具有的开放度、参与度不断增加,社会结构跟新媒体的交互作用非常明显。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新媒体对传统社会具有解构作用。解构的目的是要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不仅是社会秩序,也包括个人意识等其他相关秩序。

西南大学田阡与深圳大学丁未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考察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生态。在中国乡村,媒介技术使用普及率之高出乎研究者的意料,使用者自主性、个人化大大提升,但使用者在建立社会网络的过程中,仍然觉得血缘、地缘更可靠。他们研究发现,在今日的中国乡村社会,一个高度政策化时代已经瓦解,党政渠道和群众渠道在农村日益凋敝,即使是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在今天流动性很强的农村实践当中,也出现了信息链的断裂,基层组织作为信源作用降低了,自上而下的信息严重匮乏,所以政府在探讨农村、农民、农业等“三农”问题时,还需要考虑农民如何重新被组织起来。

现在整个社会科学都强调,通过主观阶层的阶层认同和阶层意识,把人们客观的社会位置与其社会态度或行动之间建立一种逻辑关系。复旦大学周葆华关注了新媒介、新技术环境之下的媒介使用、人际交往与阶层意识的关系,他认为媒介化社会的变化,最终都会落实和影响到每一个公众的主观意识上,这样一种主观的意识对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认为新媒体的使用存在阶级的区分,对于工人阶级、对于阶级和网络现实的、重新认识的过程,有助于防止社会产生不注重生产和不注重平衡发展的恶果。与会者认为媒介化背后有分层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权力的问题、资本的问题,媒介化社会不是一个技术本身自然而成的一个社会状况,实际上是由各种形态、各种关系所构成。

三、媒介化社会的文化表征

在尼葛洛庞帝看来,未来社会“信息富裕者与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等差异似乎无关紧要,“真正的文化差异其实会出现在时代之间”,即出现在懂得网络与不懂网络的两代人之间。以技术为主导的媒介化社会,构建了一个商业化的全球传媒系统,推进了经济的全球市场与文化的消费价值。

上海《新闻晨报》陈杰以“山寨文化”为视角,来投射媒介化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他认为山寨文化受到追捧是媒介平民化的结果,山寨文本是对主流文化符号的另类复制和扭曲投影。山寨文化虽然不可能成为艺术本身,但是它可能成为另外一种现实。他认为,山寨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种生存结构,现在应当适当抑制山寨文化之类的个人话语在大众传媒中的泛滥,主流文化在愤而追究其媚俗恶搞及侵权前,更应该反思自身的短板所在。

香港中文大学冯应谦认为,通过媒体看到的青少年文化大概有三种,一种是个人主义的,他们比较主动,比较认同民主,他们是比较反建制的,政府对他们的认同比较低。另外两种是外来的,如提倡集体主义的和提倡国家主义的,他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能够进入中国,首先基于市场的考虑,另外他们的意识形态跟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比较一致的。

深圳大学何道宽从自身引进外国传播经典的经历入手,阐析了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的演进历程,着重介绍了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人对作为产业的文化与商业融合趋势的批判。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不断入侵世界各地的现实,作为西方传播经典的著名翻译家,他希望中国文化能早日走出去,并深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四、公民社会的媒介生活与信息权利

深圳报业集团辜晓进认为,公民社会和信息社会是相互响应的,其中必然包含了idea(思想)的分享。information(信息)的分享和power(权力)的分享,便捷、免费、过剩是媒介化社会信息传递的三个显著特点,公民的信息需求,除了日常生活有关的基本资讯,还有时事新闻、娱乐信息等,目前亟需完备的是政府信息的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张燕认为,WEB2.0的社会性建构了个人知识管理的信息网络,它的群体协作能够建构一个知识爆发的系统,它的广泛开发促进了知识更全面的共享。深圳大学刘晓燕认为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同通讯系统的标准在技术上有融合,这种技术的融合会大大影响现有产业联盟的状态。

著名学者赵汀阳曾仿拟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把未来政府称为by the computer、for the computer、of the computer。北京大学胡泳以“绿坝事件”为案例,提出网民和政府共同利益合作的可能被严重低估。他认为网民和政府之间存在大量可以共建,但没有共建的领域,这加剧了政府失信;网民的权利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所以要求网民遵守义务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加剧了权利和义务的分离;由于网民不能参与到互联网规制的制定,所以网民会普遍存在一种拒绝承担责任、拒绝自律自制,更加剧了政府对网民的监管难度。

截至2009年上半年,中国网民达到3.38亿。中国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群体活跃表现的重要平台,在近两年的中,网民群体的参与和影响令人瞩目。深圳大学周裕琼认为现在需要对中的网络谣言进行反思,很多时候谣言不一定虚假,也不一定是恶意的、有害的,而是通过一种非官方的集体交易,消除个人的疑虑和紧张,对于集体来说则是获得一种社会认知,建构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官方和学界要找到控制谣言的解决方案,首先要承认谣言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复旦大学张涛甫提出了“舆论风险”的概念,他认为过去提到风险社会往往是西方语境下的社会,与当前中国语境下的风险社会是不一样的。中国风险社会的风险程度、结构、表现、逻辑非常复杂,这是面对风险社会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舆论风险”具有一种放大和扭曲的效应,它冲击现有的社会秩序,侵蚀国家政治法规,对现有的媒体公信力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有了搜索引擎,上网浏览信息就等于有了“地图”与“向导”。然而,有时候搜索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并非一致,大多数人难以分辨甚至懒于分辨,媒介和商业就此顺利完成了一场“共谋”。深圳大学李明伟认为竞价排名是搜索引擎服务商向客户提供的,以关键词付费高低为标准,在搜索结果当中给予先后排序的一种网络营销服务,对于竞价排名的管理需要依照广告法和相关法律原则进行规范。

针对媒介化社会的法制管理,暨南大学林爱B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以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法制化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媒介传播,而是为了使媒介传播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同时也促进媒介市场的正常有序运行,使媒介产业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媒介产品。目前工作的重点是完善媒介登记制度,建立现代媒介企业制度,以及建立权利救济制度,以构筑互联网追求主流价值的坚实基础。

五、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体转型

“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发言的蝴蝶,同心共振就可以掀起一轮风暴,而互联网给了每个人一只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作家、新闻发言人,蝴蝶又有了麦克风,更容易形成话语声浪和文化活动,”中国社科院闵大洪在发言中用这样一段话描述了公民媒体的力量。他认为公民媒体是人们分享信息、观点的工具和平台,在行动上,它是拿简便的科技建构起公众可以参与的媒体,它的核心精神是对抗大众媒体,发出多元声音,促进民主和社会文明。公民媒体的形态以网络技术为核心,包括网站、邮件列表、报刊、博客、播客等,以包容性、平等性和参与性见长。中山大学李艳红认为社区媒体是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创办的媒体。在今天的中国,社区媒体给我们的提示是非专业、草根的,它对于活跃媒介话语,对于弱势群体的表达,对于政治话语的多元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互联网对传统大众媒体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从新闻的采编到后期的制作,从受众的分流到观念的更新,从媒介管理到报道方式,从新闻教育到新闻法规,几乎无所不包”,媒介新技术发展带给传统媒体的影响已经引起业界人士的忧虑。上海文新报业集团刘鹏认为,报业面临着互联网和全球经济危机双重打击,但真正的危机还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报纸自身对自己的未来是不是有所把握,对报纸行业规范能否继续坚守。深圳报业集团唐亚明认为新兴的免费报纸将成为报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小众化的报纸、针对性比较强的报纸还有发展的潜能。报业仍然存在人才、品牌的优势,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报业将会重新洗牌。

研讨会前,会议代表专门考察了国家文化产业示范企业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和深圳腾讯科技公司,与会者对深圳文化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兴趣浓厚,并与业界人士交流了看法。

观察、思考、探究、碰撞,也许一次研讨会不足以解答人们身处媒介化社会的所有困扰,尽管答案千差万别,学理很难穷尽,但对于媒介化时代的前景,不妨听一听麦克卢汉的声音――“我展望未来时心潮激荡,充满信心。我觉得,我们站在一个使人解放和振奋的世界的门槛上。在这个世界里,人类部落实实在在会成为一个大家庭,人的意识会从机械世界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到宇宙中去遨游……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上帝的恩赐”。■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新闻记者》副主编。本文根据录音文件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审阅,全文由童兵教授改订)

注释:

(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等译:《数字化生存》第15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参见赵士林、彭红:《网络传播论》第185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转引自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第49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