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决定新闻真实

有过一些被记者采访经历后，我怕记者的采访，因为遇到不规范的采访较多。一种情况是先入为主，且功利目的明显，上来就要求对某个事情的是非或重大意义表态，仿佛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认同记者的观点。一旦说出与其不同的观点，马上采访中断或拐弯抹角套出一句与其观点相同的话。有一次央视新闻联播电话采访我，要我分析某件刚发生的事情。我正在公园走路，翻来覆去说了一个小时，说明这个事情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判定。结果播出时只掐了半句肯定的话，我为此遭人骂，怎么也讲不清楚了。还有一次接受采访，我要求以随后发去的文字稿为准，所以电话里说的比较随意，不料记者未经我同意把电话里讲的照搬到媒体上，使我因此遭到别人的打击报复。有鉴于此，我接受记者采访变得谨慎了。

一、如此多的细节不真实

近来两次接受记者采访，一次是甘惜分老师逝世，一次是关于我退休前在学校上的最后一课，不好推却，同时估计不大可能发生上面经历的情形，于是就接受了采访。但事后发现一个以前不大注意的问题，即记者的采访与写作，由于忽略细节而造成较多的不实。我说的和我后来看到的记者发表稿或付梓稿，一些关键的细节南辕北辙。

我是接到记者采访电话时才知道甘老师逝世的，甘老师是长辈，所以我需要以学生的身份说话，我说我1973年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上学的时候，甘老师是我的老师，那时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了，人大新闻系整建制地合并到北大中文系。结果见报稿变成“陈力丹是甘老师名下的学生”一句话，背景完全没有了，本来一句很实在的话变成了一句不真实的话。

接着，有记者希望就我退休前我在学校上的最后一次课以及最后一次参加学院教师的工作（集体阅研究生招生考卷）采访我。我提前半小时到校，在阅卷前接受了记者的当面采访，记者的采访很认真。一整天的阅卷下来很累，我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天没有询问记者写得怎样。第二天一早起来想到这个事情，打了个电话，记者说已经付梓，但可以发给我看看。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出意见。我早饭都没吃，连忙打开电脑收邮件，一看稿子，不得不逐句改动，细节差错太多了。已经付梓，时间很紧，我只能在已经排好的版面上。对一些重要细节的明显差错进行不影响版面的改动。一些细节差误关系不大的，只得忽略；一些细节我感觉不该说，但这就涉及到文章的基调和结构。无法改了。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了回复，并电话告知记者，记者再紧急转发美编做微调。见报后我有意把报纸收起来不让家里人看到，因为其中有一句，说女儿给我买了衣服我说不好看（我记得没说过），但几天后因为网上的传播，还是被爱人和女儿知道了，一通批判自然免不了。

例如原文“瞒着我换了大教室”，不是这样的。课程班长要是瞒着我，我怎能知道到哪个教室上课？逻辑上不通。当时她对我的解释是，原教室太挤，所以这次换个大些的教室。这是实际情况，每次上课过道都坐满了人。她没有说我的历届学生会来听课和可能还有什么安排。

再如“早上7时许，人大明新楼208教室已经座无虚席”，我没有讲述过这个情形。8点上课，7点钟学生们刚起床，不可能提早一个小时的。即使到了接近8点，也没有“座无虚席”，因为教室可以容纳120人，这个班才35人。即使来了许多历届我的学生，还有一些闻讯来听课的人，也没有达到座无虚席的程度。

关于讲课的情形，我没有对记者讲过，但文中有这样的描写：“伴着清脆的铃声，陈力丹像往常一样面带笑容地走进教室”，“陈老师开讲走上讲台”。中国人民大学改上课铃声为钟声已经一年了，极少有老师踩着钟声走进教室。我大都要提前10-15分钟到教室，因为要把讲课PPT文件夹拷贝到教室的电脑里，还要试试是否可以打开，还要督促当堂播报的同学把播报的PPT拷到桌面上。换了的教室是没有讲台的，前面和后面是一样的平地，不可能发生“走上讲台”的情形。

关于讲了什么，我没有具体与记者讲，可能记者是听别人讲的，写成“准备聆听陈力丹老师的最后一堂课一《传播理论研究》”“他分别讲了舆论的概念辨析，解释了舆论和公众舆论的重复性，重点阐释了舆论的八要素。‘舆论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我们要看得更重一点。’陈力丹说。”我讲的是舆论基本原理，不是“传播理论研究”；我指出“公众舆论”是对“舆论”一词的同义反复，因为“舆”即公众，将此概括为“舆论和公众舆论的重复性”是不准确的，且对此我只说了一两句就过去了，而是强调要全面认识舆论，舆论有七个必要要素，缺一舆论不成立，完全不是“对舆论看得更重一点”。

文中还说“他会在课堂上唱起国际歌的段落”，我从没有在讲课时唱过国际歌，只是在讲“宣传”的定义时，引用了的话“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来说明宣传的特点。为了生动起见，唱了当年关于这段语录的语录歌。

还有一个细节，我记得讲得很清楚，课后大家围着说了很多话，然后到办公室放下东西，再到食堂吃饭，人很多，饭吃了较长时间，不断说话，我很累，回到办公室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而文章关于这个事的全文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讲课，和与同学们聊天、合影。同到办公室的陈力丹，有点体力不支，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把“吃饭”这个最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落下了，就显得不合一般的生活逻辑了。

二、必须熟悉被采访者的经历和时代背景

现在的一线记者多数是90后，其记忆点最多能追溯到十几年前，且还是小孩子的记忆，而被采访者的新闻人物大多是社会主流人群，年龄多大于90后。鉴于这种情况，记者的采访，在时代背景方面需要进入被采访者的生活时间和窄问，才可能保障新闻的细节不出差错。采访前要养成了解被采访者生活时代背景的习惯，这应是采访的基本功之一。就以甘惜分老师逝世记者对我的采访为例，我说1973年甘老师是我的老师，如果同年龄的记者采访我，绝不会理解为我是甘老师名下的学生，因为他的生活经历会告诉他。1973年还处于时期，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大学才实行研究生的导师制，3年前人民大学才实行本科生的导师制，20世纪70年代不可能存在某个学生是某位老师名下学生的说法。90后是在全国的大学急遽扩招研究生的时代背景下出生的，他们的经历很容易使他们把大学的教育体制看得从来如此。我们不能要求90后具有50后的记忆，但补充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就等于延伸自己的记忆，这个记者基本功必不可少。

2015年3月，新华社记者吴雨采访50后演员陈道明，主动请被采访者审读稿件，这是一种解决由于代际差异造成可能误读的方法，且这也是记者的一项职业道德要求。然而，一些记者竟然不知道这样的职业要求，还说：“陈道明亲手为记者改稿，记者独立人格何在？”新闻采访是一种在参与者同意之下进行的平等交流，采访对象不是记者的资料袋。遵循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的新闻从业基本准则，才是记者职业人格的体现。每位记者都是从经验不多逐渐成长为经验较多的，一个年轻的记者请一位年长且文化素养很高的被采访者人审阅专访他的稿件并适当改改稿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机会。可惜，现在主动请被采访者看稿的并不多。

三、对看似平常的情节不能“想当然”

现在看似平常的事物、情景，可能在具体的环境下并非如此，不能想当然，这也是需要年轻记者时刻提醒自己的。我上面列举的多数细节，都是由于“想当然”而不向当事人多问几句造成的失实：例如关于课堂“铃声”的想象，90后从小学到大学，多数学校均以铃声作为上课时间的标识，于是就把中国人民大学的上课时间标志想象为铃声，其实人民大学一年多前就改为以钟声而不是铃声作为上课时间标识。大学上课的时间掌握也与小学中学有很大不同，虽然有按照规定时间上、下课的钟声或铃声，但很多课堂的下课，不一定踩着钟声或铃声的。例如我为了集中时间，3课时的课中间不休息，于是下课时间大约是在上课后两个半小时左右结束，那时并非上下课的标准时间，没有钟声，可是新闻稿里把“下课的铃声响了”作为我下课的情景，对这样的小错我都懒得改了。至于“踩着铃声走进教室”，这是用小学中学老师上课的情形框定大学的上课，想象成分太大了。问一句就可以搞清楚的问题，因为想不到该问，用“想当然”替代采访，不出差错才怪。

四、尽可能到现场看看，尽可能问清楚细节

教室什么样子？谁都知道。但是教室的大小、结构各有不同，有的前面有高一些的讲台，有的没有讲台，有的是阶梯教室，现在前面通常设有电脑，但电脑台放置的位置不一。描写一堂普通的课，记者即使当时没有在场，也应事后到现场看看，或详细地询问当事人每一个细节，否则肯定差错不断。这次关于我的最后一次课的行文描述，除了“上课”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外，细节几乎全不对头。还有讲课的内容，初稿都搞错了。现在讲课老师大多有PPT，为什么不要求看一看呢？由于没看，也没多问，于是关于讲课的内容也说不清。还有听课人数和教室的大小应该很清楚，不然如何描写现场？但也没有问，用“座无虚席”的想象替代了。由此我想到以前看到的很多人物通讯，其中的细节有多少经得起推敲？煽情的成分较多，细节不真实是普遍问题。

五、与被采访者交谈。力求真正理解对方本意

由于生活经验不够，现在采访记者提出的问题，以自己不多的经验想象被采访者的情形较多，自我想象的成分较多。我的学生与我谈到这次记者采访他们的一些提问，其中就有“陈老师在看到来了这么多同学后一定很激动吧”，我看的通讯稿里，也有一些我看了别扭的副词。情况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激动，当然很感动，但很平静，对此的语言表达也很平常，没有一句高调的词句，沧桑的生活经历不会令我像年轻人那样容易遇到这种情景就会激动，也不会说什么煽情的话。尽管我的学生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情况，我也说了没那么激动，但记者还是免不了用自己习惯的语言来写这个场面，似乎不用点副词过不去。这是中学作文练习留下的后遗症。

即使认真地采访。如果采访者先入为主的成分太多，谈了很长时间，也不一定能够真实地表达被采访者的本意，因而产生误解，因为人际交流中存在认识、社会经历等多方面的差距。有一本书叫《交流的无奈》（直译：对着天空说话。作者：彼得斯）。就论证了这个道理。崔永元作为记者谈过与科学家交流中的误解：“用一个通俗的形式表达一种复杂的理念，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做法和想法就有着天然的差异，实施者无意中又衰减了几分，接受者的随意状态再次流失了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南辕北辙。”崔永元承认，意义的变化在新闻传播中是一种必然。像他这样能够意识到存在交流障碍的名记者，真到了实际采访的场合，也不一定能真实表达对方的全部本意，最近他关于转基因的报道便是一例，何况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记者，都没有意识到存在“交流的无奈”。

《北京青年报》的名记者安顿就马克思传播思想研究采访过我，我们谈了较长时间。我谈的比较详尽了，她也听得比较明白。但我看到发表出来的关于我的通讯，虽然说不出细节上哪儿不对，但总感觉不完全是我。好像什么地方差了一点。这已经是我感觉比较好的一次采访结果了。安顿也是明白人，关于采访，她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她说：“从交谈到事件，到阅读到最后，完全可能让一个东西。从最初到最后面目全非。别人读到的东西，恰好不是你想呈现的东西，你想呈现的东西，恰好你没有呈现出来。”

我希望年轻的记者重温一下崔永元、安顿这两句话，读一读《交流的无奈》。对传播深刻理解了，才好把采访和写作尽可能做得完满一些。不指望完全真实，大体让被采访者满意就算不错了。首先，不要在细节上出纰漏，这是应该且可以做到的；第二步，尽可能防止误解，让尽可能真实的事实和人物呈现给读者。即使是简单的事实，例如报道我的讲课，也要尽可能到现场。尽可能对细节多问几句。若事实比较复杂。更得多问各方面的当事人，相互印证。

六、新闻事业：一个有益的学校

几天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章晓英副教授告知我一段古希腊历史学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叙事实的原则，这里与诸位记者朋友共勉；“对于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要偶尔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也不能单凭我自己的一半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者我亲眼所见，或是我直接从亲眼看到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认定的。就是说这样，真理也不容易发现；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边，或者偏袒另一边，或者记得的不完整。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并不引入人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

新闻报道与历史记载是相通的，只是时效不同。历史记载可以做到的，新闻报道要做到会更困难一些。但并非完全不能做到，何况我们遇到的所要报道事实大多是比较简单的，远没有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复杂。修昔底德的采访写作原则。应该就是新闻采访写作的原则，2400多年前的古人论述对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还有这样具体的指导意义。可见对事实的记叙要求。古今中外没有差别，问题在于是否认真做了。

恿格斯1889年关于新闻工作的一段话也值得做记者的看看。当时一位经济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到报社工作，恩格斯给他的叮嘱是：“新闻事业，……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他那时就估量到记者通常会犯的毛病“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既然如此，努力为自己积累更多的各方面的生活情形和知识，努力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更多的细节。避免在不该出现差错的细节上出现差错.这是记者的职业素养的表现。恩格斯1848年11月-1849年5月，写了近百篇关于匈牙利战争的新闻；1870年7月-1871年2月写了59篇普法战争的短评，至今一个半世纪了，仍可以作为研究那两场战争的可靠历史材料。因为它们真实，且主要是细节真实，甚至很多当时的细节真实就是恩格斯发现或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