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景区研究论文

【作者简介】党宁张歆梅谢志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

1引言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多样，众多的名山大川、古都名城、乡村古镇、文物古迹都是海内外游客争相造访的旅游胜地。虽然近年来以主题公园为代表的人造景区为游客提供了新的选择，但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为依托的景区依然是旅游目的地的热点。本文将这类景区称为“资源型景区”。

中国旅游业发展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产业结构和新的增长点有所转变，新的投资热点正在形成。加入WTO以来，中国旅游业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就要将丰富的旅游资源转化为一流的旅游产品，因此景区开发成为中国旅游业下一步发展的重点。随着我国主题景区近年来发展的趋缓和滞长[1]，旅游投资商又重新将选择的目光投向了资源型景区。大家意识到，人造景区容易被模仿，而资源型景区却具备资源的垄断性。因而，借助名山秀水和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产品凭借着其对资源的垄断控制成为目前中国旅游投资回报最高的领域①。来自旅游界的信息显示，近年来，中国旅游业利用外资和社会资金的热点，已由旅游饭店转向旅游景区建设，旅游景区正成为旅游产业的亮点和社会关注的热点。

鉴于此，本文选择资源型景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市场影响下与市场（城市）的空间关系。

2资源型景区概念与分类

2.1资源型景区概念探讨

学术界最早提出“资源型景区”一词是在2001年，当时的文献提到了资源型景区门票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应该“建立资源开发的回报机制，资源型景区的门票收入要逐步做到部分或全部用于资源的保护”[2]，但对于什么是“资源型景区”却没有给出回答。真正首次给出与“资源型景区”相类似概念的是彭德成[3]，他在其著作《中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中提出了“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的定义：“以自然景观和文物景观等公共资源为依托的自然景观类旅游景区和文物景观类旅游景区。”笔者认为，彭德成对“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所下的定义与“资源型景区”一词的概念大体吻合，只是稍有区别。

在此之后，也有其他学者给出过“资源型景区”或相似概念的定义。陈光辉[4]在其文章中用括号附注的形式将“旅游资源较好，但旅游配套设施没有达到游客的要求的粗放型景区”附注为“资源型景区”，但笔者认为这是对“资源型景区”的错误理解；寇敏等[5]认为“公共资源类景区”是指“国家所有的旅游景区，包括各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文物资源等”；张捷雷[6]从经营角度将我国的景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保护为主要职责的景区，称为“资源保护型旅游景区”，另一类是专门为吸引旅游者而建造的、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景区，称为“经济开发型旅游景区”。唐凌[7]却对“公共资源类景区”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将景区称为公共资源混淆了公共资源和公有资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即混淆了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之间的概念”。

笔者认为资源型景区是指以自然风景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等原赋的公共旅游资源为核心吸引物，经过人类适当的开发并具备基本旅游设施的旅游景区。它具有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经营的资源垄断性、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并重等特点。

目前“资源型景区”这一提法并不常见，人们熟知的是世界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A级景区等。但按照资源型景区的定义，世界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其实都是资源型景区，A级景区中也大多数为资源型景区。而且以上四者之间还互有交叉，而通过“资源型景区”这一概念可以将世界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等各种称号的现有景区统一起来。

2.2资源型景区分类

资源型景区按资源类型可分为：自然资源型景区、人文资源型景区和综合资源型景区。

自然资源型景区包括：地文景观（如庐山、桂林山水、敦煌鸣沙山等）、水域风光（如长江三峡、杭州西湖、黄果树瀑布等）、气候天象（如吉林雾凇、蓬莱阁海市蜃楼等）、生物景观（如四川卧龙大熊猫、内蒙古草原、黄山迎客松等）等。自然资源型景区是旅游景区中分布较广、最为普遍的一种类型，也是最受大众旅游喜爱的景区之一。自然景区因其景观特点，大多分布在城市的郊区或乡村中，对海内外及周边城市居民都有较大的吸引力。

人文资源型景区包括：文物古迹（如故宫、云冈石窟、孔府—孔庙—孔林等）、民俗风情（如民居、民族饮食服饰等）、城乡风貌（如古都名城、乡村古镇等）、宗教文化（如宗教建筑、活动、艺术等）等。与自然景区不同，人文景区多数位于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和历史古城中，其游客构成中多以海外游客及国内的外地游客为主，本地居民相对较少。形式上包括历史文化遗址、遗址博物馆、古建筑、名人故居等。

综合资源型景区兼有自然和人文两种旅游资源，两种资源并重。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国有许多山岳型风景区都是宗教圣地，像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峨眉山并称为“四大佛教名山”，武当山、龙虎山、青城山、齐云山并称为“四大道教名山”。它们除了拥有秀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外，众多的宗教古迹也是其重要的旅游资源。

3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选择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的资源型景区为研究样本。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网站(/8-ssls/lyqd.asp)公布的名单，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有A级景区2219家，其中4A级景区671家。这些景区代表了我国目前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目的地的最高水平。根据“资源型景区”的定义，笔者对这671处景区进行逐一比对筛选，共遴选出509处资源型景区（见图1），占全部4A级景区总数的75.9%。同时参考“搜狐旅游视频”网(/AAAA.asp)对全国所有4A级景区的情况简介及其他搜索引擎（如百度和Google），确定每一处资源型景区的类别及其地理位置（至少详细到县级行政单位）。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据（见表1）表明，目前我国的旅游大军依然以城镇居民为主。因此，可以用城市作为市场的实体，来探讨资源型景区与其主要客源地——城市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空间关系。本文研究的城市以市区非农业人口数5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为样本，城市名单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中“中国2004年按非农业人口排序的市及人口数统计”的数据遴选，截至2004年底我国市区非农业人口数50万以上的城市共有131个。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得到131个大中城市市中心的经纬度坐标。

图1509处4A级资源型景区分布示意图

3.2研究方法

利用ArcGIS9.0中的ArcMap软件将509处资源型景区和131个大中城市以点状要素标记在一张已配备好地理坐标的中国地图上（该地图标有县级行政界线）。对于509处资源型景区，由于已经搜集到每处景区所在地，利用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2005》（每个省级行政区域一本）中的县区地图进行标注。同时在属性表中注明每处景区的名称、类型等属性。对于131个大中城市，则通过直接输入城市市中心经纬度坐标进行标记。同时在属性表中注明每个城市的名称、市区非农业人口数等属性。

利用AreGIS9.0中的PointDistance、Near、Density、Buffer等工具，找出509处4A级资源型景区周边最邻近的样本城市并测算它们之间的欧氏距离，并对509处4A级资源型景区进行密度分析以及景区与城市的缓冲分析。同时，采用“回转半径法”度量资源型景区在城市的空间分布情况。

4资源型景区与城市空间关系

4.1距离分布

根据利用ArcGIS9.0测算出的数据，509处4A级资源型景区与最邻近的大中城市之间的距离最小值为0.13公里（桂林两江四湖景区），最大值为1478.93公里（珠穆朗玛峰部级自然保护区），平均距离为95.11公里。

图2样本景区与最邻近样本城市距离分布

进一步考察数据后发现，位于自治区的7处景区正好是距城市最远的景区。由于境内没有市区非农业人口大于50万的城市（最大的城市拉萨市区非农业人口只有14.93万），因而离这7处景区最近的大中城市均为距拉萨1100多公里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均已将的7处景区从样本中排除。其余502处样本景区与最邻近大中城市的平均距离为80.46公里。

同时，利用ArcGIS9.0的ToolBox中的Buffer工具，进行资源型景区与城市的缓冲分析，得到样本城市周边景区分布缓冲图（见图3）。从图中也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景区位于距离城市300公里以内，在样本景区中共有489处景区距最邻近城市的距离小于300公里，占全部景区的96.07%。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景区距城市距离的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自然资源型景区距离大中城市的平均距离最大，为89.20公里；人文资源型景区距离大中城市的平均距离最小，为67.62公里；而综合资源型景区距离大中城市的平均距离介于前两者之间，为80.74公里。这与笔者的预期相符，即人文资源型景区由于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而距人类活动的中心——城市较近；而自然资源型景区引人之处正是远离尘嚣，亲近自然，因而距离城市较远；而综合资源型景区由于兼具前两类景区的特点，因而与城市的距离也介于两者之间。

4.2空间分布

本文采用“回转半径法”度量资源型景区距城市的空间分布情况。所谓回转半径法是指以城市中心点为圆心作圆，不断变化半径尺度，观察要素点在不同半径范围内的分布状况，进而发现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8]。

图3样本城市周边景区分布缓冲图

鉴于502处4A级资源型景区（除去了的7处景区）的距离分布，本文在距城市50公里内以每10公里为测算单位，50-300公里以每50公里为测算单位，300公里以外以每100公里为测算单位。根据利用ArcGIS9.0测算出的数据，各类型资源型景区的空间分布状况如表3。

根据表3的数据，以距离为横坐标，以该距离上景区数量为纵坐标，利用Excel软件做出景区数量与空间距离对应的空间分布曲线图。借此比较不同类型旅游地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从图3可以看出，资源型景区的空间分布高峰位于距城市中心10公里以内和距城市中心50-100公里。距城市中心10公里以内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市区和近郊区，在该区域内主要以人文资源型景区为主，其数量占全部人文资源型景区的27.47%。而该区域的自然资源型景区和综合资源型景区主要是穿城而过的江河、城市内部的湖泊、市区（郊）小型山岳风景区等，如桂林漓江景区、济南大明湖、广州白云山。距城市中心50-100公里区域在地域上大致是城市的远郊区县，主要以自然资源型景区为主，其数量占全部自然资源型景区的25.19%。而该区域的人文资源型景区主要是帝王陵寝、古城古镇、宗教庙宇等，如清东陵、平遥古城、乌镇古镇、西安法门寺。同时全部样本景区和三种类型景区距城市的平均距离也正好介于50-100公里的范围中。

4.3城市规模差异

将131个样本城市按照市区非农业人口数分为4个等级：大于400万、200万-400万、100万-200万、50万-100万，考察4个等级的城市周围与其距离最近的资源型景区的数量。数据统计结果如表4。

图4不同类型资源型景区空间分布曲线图

注：代表城市是指该等级城市中与其距离最近的资源型景区的数量最多的城市。

从表4中可以看出，规模越大的城市，其周边的资源型景区也越多。这表明，高等级资源型景区在空间上向大城市趋近。规模越大的城市，潜在的客源市场越大，因而其周边景区的发展潜力越大，景区投资发展的回报率越高，从而带动了对景区的投资建设，景区的等级水平也随之提升。

5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绝大多数资源型景区位于距离城市中心300公里以内；2)自然资源型景区距离大中城市的平均距离最大，人文资源型景区距离大中城市的平均距离最小，而综合资源型景区距离大中城市的平均距离介于前两者之间；3)资源型景区的空间分布高峰位于距城市中心10公里以内（即城市市区）和距城市中心50-100公里的远郊区县；4)规模越大的城市，周边的资源型景区也越多。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我国资源型景区远不止本文选取的这509处，据笔者的统计，仅3A-1A级景区中就还有超过1000处。如果能以全部A级景区中的资源型景区甚至更多的景区为样本来分析我国资源型景区的空间分布结构，将更贴近现实情况。其次，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测算的景区与最邻近城市的距离为欧氏距离。但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应该是景区与最邻近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第三，本文以市区非农业人口5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作为整个客源市场的样本，但目前许多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居民也具有了旅游的能力和需求，如果能以收入水平为依据划分出不同等级的客源市场加以详细研究，则能更清晰的体现出资源型景区分布与客源市场的关系。第四，由于全国不同地区对申报4A级景区的积极性不一样，因此在分析4A级资源型景区空间结构形成原因时如果能够结合这一因素将更有说服力。这些问题有待于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