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摘要：笔者使用农村村级和农户层面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显著变小，同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也有显著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低龄化趋势；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较高；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关键词：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劳动力非农就业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03300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1RC102）。

作者简介：罗仁福（1972-），男，江西乐安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教育、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发展研究；张林秀（1962-），女，江苏溧阳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教育卫生、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044-05收稿日期：2012-06-21

引言

道路投资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减贫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相关理论指出，道路建设可降低城乡间运输和交易成本，促进城乡贸易，加快城乡间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Rostow， 1971；Gannon et al， 1997；Olsson， 2009）。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经济增长以及农民非农就业具有正效应（Gannon et al， 1997）。

我国学者对我国道路基础设施对农村发展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作用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路网里程对GDP有显著促进作用，路网密度与非农就业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Fan et al，2004；Fan et al，2008）。Zhao（1999a，1999b）的研究使用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村里和村外道路的连通性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农户截面数据，邓蒙芝等（2011）的研究认为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缺少相应的数据，鲜有研究对外部道路交通条件、特别是高速公路等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进行分析。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和识别我国高速公路的巨大变迁与农村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农村地区高速公路通达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情况的影响。为此，本文有如下三个具体的研究目标：首先，基于微观层面面板数据，把握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变迁及其分布；第二，描述我国农村地区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并分析高速公路通达性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相关关系；最后，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识别并估计高速公路通达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一、数据描述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农村实地调研。调研组调查了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地区和农户在2004年及2007年的情况。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5个省25个县50个乡镇100个样本村作为样本地区。样本村的抽样步骤如下：首先，将我国分为5个主要农业生态区域，每个农业生态区随机选取一个样本省，共选取5个样本省；其次，在每个样本省中，按人均工业总产值排序分层随机选取5个样本县（Rozelle，1996）；第三，在每个样本县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选出两个样本乡镇；最后，用类似的方法从每个乡镇中选取两个村作为样本村。

根据样本村提供的户籍登记表，调查队员使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出样本农户。在2005年的调查中，调查员从每个样本村中随机选取8户样本农户，共调查了800个农户的3360个家庭成员。在2008年的跟踪调查中，调查员对2005年接受调查的农户进行了回访，总计回访了682个农户的2867个家庭成员，回访比例在85%以上。使用2005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回访和缺失两类农户在家庭主要特征方面的差异没有统计显著性。

在调查中，调研员收集了样本村基本情况、农户及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在村级层面，收集了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现状等信息；在农户层面，调查员到农户家中进行一对一访谈，收集了农户生产和生活基本信息，还收集了农户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就业方面的信息。

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变迁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快速增加，对农民增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样本数据也显示，调研期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增加的趋势。2004年～2007年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例上升了5个百分点，从2004年的50%增长至2007年的55%。

我们将农村劳动力依据年龄分为5组。从样本数据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见表1）。两轮调研都表明，26岁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随着年龄增加，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比例逐渐降低。除了55岁以上年龄段的劳动力外，2007年其他年龄段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比例均高于2004年水平，其中以36岁～45岁年龄段的增幅最为显著。这说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用工需求增加，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参与非农就业。我国16岁～25岁低龄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快速上升，非农就业参与率增长了近10%。部分低龄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快速增长值得重视，需要尽早考虑如何让这些仅仅具有初中或以下学历的农村劳动力更好地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同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见表2）。两轮调研数据都表明，农村男劳动力非

农就业比率显著高于女性劳动力，平均高了20多个百分点。此外，在调研期间，尽管两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率都明显提高，但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率的涨幅小于男性劳动力；前者增幅为4%，后者为7%。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机会非常重要的观点（见表3）。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非农就业参与率越高。在2004年，没有上学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率只有27.9%，但高中及中专教育程度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率为75.3%，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劳

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率为89.2%。在2007年，这一趋势仍然没有太大变化。通过比较2004年和2007年不同教育程度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变化可以看出，虽然具有小学及以上教育程度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未接受任何教育（文盲）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未接受教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的需要。

调查数据显示参与技术培训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见表4）。2004年，未参加技术培训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率为42.6%，远远低于参加过技术培训的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率（77.1%）。2007年，这一趋势基本保持不变，参加过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80.7%）也显著高于未参加过技术培训的劳动力（48.7%）。

三、农村高速公路变迁与非农就业

改革开放后，基础设施投入开始逐步纳入国家优先发展战略，各级政府开始大量投资于道路建设以改善道路质量，高速公路建设也步入快车道。在这一背景下，高速公路也越来越接近村落。样本数据显示，2004年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平均距离为67.6公里，但到了2007年，该指标显著下降至43.2公里。

虽然2004年～2007年间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平均距离大大缩短，但该指标在样本村之间还是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离高速公路最近的25%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平均距离仅为6.8公里，而离高速公路最远的25%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平均距离却达到194.6公里。此外，虽然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在研究期间都有所缩短，但总体来说，2004年离最近高速公路距离越远的样本村，其改善的程度相对也越大。

调查数据显示，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条件的改善和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存在正相关性（见表5）。2004年离高速公路最近的25%样本村，其高速公路通达性仅有小幅度改善，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也仅从2004年的60.5%小幅增加为61.1%，而高速公路通达性有较大改善的样本村（2004年离高速公路最远和较远的样本村），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都显著增长了7%～10%左右。

不同省份间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平均距离也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其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变化也不尽相同（见表6）。江苏、河北和四川省样本村2004年高速公路的通达条件较好，而陕西和吉林两省样本村高速公路的通达条件较差。在2004年～2007年间，不同地区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条件的改善程度也呈现区域性特征。四川和河北等省高速公路通达条件改善不大，陕西、吉林和江苏等省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条件有了较大改善。高速公路通达条件改善程度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四川和河北等省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条件改善不大，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提高幅度也较小；高速公路通达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的江苏和陕西省的样本村，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则提高幅度较大。

四、多元回归分析及其结果

虽然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之间显著正相关，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条件的改善是否能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则需要计量经济模型的验证。为此，本研究将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逐步控制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识别和估计样本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条件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在模型的设定中，因变量Off-farm是2004年和2007年样本农户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状况，取值为1表示参与了非农就业，0表示未参与非农就业。模型的自变量包括劳动力的年龄（Age）、性别（Gender，它是一个虚拟变量，1表示男性，0表示女性）、教育程度（Education）和是否参与技术培训（Training表示该劳动力是否接受专业技术培训，1表示接受过，0表示未接受过）等个体特征。

在模型（1）中，通过增加农户层面的虚变量（Dhousehold），可以控制农户层面随时间不变因素（如农户居住地的一些自然、区位特征等）的影响。而通过在模型中添加时间虚变量（Dyear），可以控制调查期间其他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不同样本地区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而这一差异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Wooldridge， 2002），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了时间虚变量（Dyear）和县、乡或村级虚变量的交叉项来控制这种差异，以减少估计结果的偏误并检验稳健性。由于因变量是一个二元变量，同时考虑到面板数据的特征，实证分析时采用Xtlogit模型进行估计。

在控制更多的劳动力个体特征和随时间不变固定效应后，高速公路通达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的促进作用在统计学上显著（见表7）。即使在县、乡镇和村级层面控制了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后，高速公路通达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的显著影响依然存在。在控制了村级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后，高速公路通达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作用更为明显。原因在于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不仅可以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交通成本，还能够促进城乡之间信息的交流，这有助于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找寻非农工作的搜寻成本，从而促进外出务工等非农就业的增加。同时，样本地区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还可以促进城乡贸易，从而让农村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到外地从事自营工商业等经营活动。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还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而为当地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并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当地的非农就业。对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技术培训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国内外大多数研究结果及描述性分析一致。

五、结论

基于100个村682户农户2004年和2007两年的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变迁和高速公路通达性改善的特征，以及高速公路通达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水平。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在近一段时间里显著提高，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仍然显著存在，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比例显著低于男性劳动力；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水平仍有显著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对新时期促进农村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有较显著的政策含义。为了确保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已经刻不容缓，这必然在数量和质量上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提出更高要求。在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方面，需要充分挖掘潜力，采取多种方式（如改善农村道路、教育等公共服务提供等）， 提高非农就业参与水平较低人群（如年龄较大、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率。在提高劳动力质量方面，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如提高新增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专业技术培训等，以确保农村劳动力能在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条件下更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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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沈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