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产业政策影响浅析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效仿韩国和日本等国的强产业政策、弱竞争政策，采取限制市场准入———给予优惠政策———援助问题企业的扶持、支持型政策，这种“三部曲”式产业政策的最终效果通常都是不尽人意的。中国长期推行的产业政策尽管尚未出现像韩国那样的严重后果，但已经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潜伏于微观领域的扭曲及发展态势需要尽快引起重视并采取产业政策应慎行、竞争政策需加强、企业集团行为应规范等应对措施，否则，随着矛盾的累积和外界条件的刺激，仍有可能导致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关键词】产业政策；竞争政策；金融风险

长期以来，韩国和日本等国的强产业政策、弱竞争政策产业政策被视为是实现经济腾飞和赶超的主要助推器，在中国被广为推行。中国产业政策执行限制市场准入———给予优惠政策———援助问题企业的扶持、支持型政策，这种“三部曲”式产业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反向变化”、中小企业生存艰难、企业竞争乏力、金融风险积聚。

一、中国强产业政策的影响

1.产业结构“反向变化”

中国在较长时期一直推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成为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对重化工业给予优先发展，结果导致中国的产业结构偏向于工业和重工业。

2.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和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大量的金融资源分配给重化工业及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难以进入资源（能源）和重化工业等产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从事较为简单的“卖苦力”式劳动，中小企业发展受到了抑制。

3.企业竞争乏力

政府热衷于产业政策，但通常实施结果与初衷偏差较大。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对汽车产业实行的是以市场准入限制、歧视型待遇和干预企业重组（包括“拉郎配”）等为主要做法的产业政策，扶持了“一汽”、“上汽”、“东风”等大型国有汽车企业的发展，但从较长时期实践看，中国的汽车产业和企业反而缺乏竞争力，主要表现缺乏自主品牌和被市场认可的自主产品，最终效果不甚理想。

4.金融风险积聚

中国运用产业政策支持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例如对一些领域实施特殊的市场准入政策，允许国有企业集团进入与发展，限制或歧视民营资本进入；对一些产业（包括重化工业）实施优先发展的政策，并提供金融、财税等政策支持；对一些业绩不佳的企业集团实施改制重组，剥离不良资产，划拨优质资产，并支持核心企业上市等等。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大企业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产业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有向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集团集中的趋势。

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和执法不力的情况下，企业集团规模快速膨胀不仅使现实经济中出现了较多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而且还挤占了过多的金融与经济资源，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累积。企业集团与一般的企业不同，同时具有类似于单一企业内按层级制组织原则来分配资源的“企业性”和按市场上正常的价格机制进行交易的“市场性”，这种“二重性”本来是企业集团作为中间组组的效率源泉，但在法律制度不完备情况下，非常容易引起滥用“二重性”的行为。在中国现实经济中，企业集团滥用“二重性”行为突出表现在利用母子公司关系逃废债务、大股东占款、交叉担保、交叉持股和操纵股市等形式，产生了很多了金融风险隐患。金融业本身具有特殊性，类金融控股公司更容易产生风险。企业集团内部复杂的股权关系和关联交易使得监管当局难以了解集团的真实经营状况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使企业集团下的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之间的防火墙形同虚设，在微观制度不健全情况下，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急剧上升。

二、政策建议

1.产业政策应慎行

中国的产业结构反向变化和重工业比重过高所潜伏的问题需引起格外关注。这种不利变化的负面影响不仅表现在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能耗和污染比重高，吸纳就业有限，而且还表现在影响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增长，以及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任其惯性发展会进一步增加经济集中趋势，特别是向国有部门集中的趋势，最终会牵制政府在微观领域的市场准入等政策以及宏观领域的货币、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大的市场范围和规模，增强区域和全球的竞争。产业政策不仅容易扭曲竞争，而且还非常容易引发国际冲突。产业政策逐渐成为国际争端（贸易争端、竞争政策争端等等）和国家利益冲突的主要根源，中国的产业政策被指责为引起国际贸易和竞争争端的源泉，其将引发的国际冲突和协调问题应引起重视。

2.竞争政策需加强

从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的转变不仅符合一国的经济效率要求，也符合全球化对经济效率的要求。中国虽然已经实施反垄断法，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产业政策的弊端会得到很好的克服，经济力量的集中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在这方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重视企业集团的经济力量集中和垄断行为问题。企业集团与单体企业在性质和行为方面有很多不同之处，企业集团的边界模糊性会产生一些反垄断的难题，如对市场的界定，企业行为或企业集团行为的界定等等。第二，实行竞争政策优先的原则，例如对中小企业卡特尔等不应被反垄断法所豁免。第三，对行政垄断的处理无需陷入争执，政府机构在采取任何有可能限制竞争的法律或行政手段前，应当向公平交易委员会咨询。第四，从执法机构看，中国现行由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发改委等多头执法方案，使执法机构缺乏独立性、权威性等问题。第五，加强对企业集团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和惩罚，通过有效发挥竞争政策作用，克服企业集团不当行为和建立健康的市场运行机制。

3.企业集团行为须规范

越来越多的企业集团自建具有准金融机构性质财务公司，参股和控股金融企业，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在产融结合情况下，如果监管不力，则很容易产生较大金融风险。不仅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乃至2008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都充分表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后，经过模糊的组织边界或复杂表现形式（包括金融产品创新）不断演变，导致金融风险积聚，最终在外因刺激下，条件具备就会发生金融乃至经济危机。中国的法律、法规未对金融控股公司作严格的界定，这方面存在监管真空。企业集团进入金融业，形成了众多类金融控股公司，对金融业的监管模式提出新挑战。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大量的资金会流入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或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极易引发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冯晓琦，万军.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东亚地区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型及对中国的启示[J].南开经济研究，2005（5）

[2]李国峰.从“汉江奇迹”到“IMF危机”———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评析[J].管理科学，1999（5）

[3]林毅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与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J].经济科学，1998（2）

[4]Hahm， Joon-Ho， and Mishkin， Frederic S. The Korean Financial Crisis： A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erspective [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00（1）

[5]Jwa， Sung-hee， and Lee， In Kwon.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Korea： Reforming and Restructuring the Cheabol [M]， Edward Elgar， 2004

作者简介：

刘相宝，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