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争对阮籍咏怀诗的影响

阮籍，字嗣宗，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建安文学之后正始文学时代的诗人，“竹林七贤”之一。当时正处于魏晋之交的时代，种种战乱、篡夺使社会不安定、不可信赖，时代是黑暗、没有希望的。所以当时许多文人对现实失望的同时又在现实的迫害下无可逃避，只有过着放浪、恣睢的生活。阮籍、刘伶、嵇康等人，耽溺于饮酒，以酒忘忧，以酒避祸。这些文人中最出名的便是“竹林七贤”。然而在这种政治异常混乱的局势下，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名士，很少有能保全自己的，不是同流合污，就是悲惨罹祸。于是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为自保也为避世而寄情于饮酒酣醉。山涛和王戎萦心于名利，最终还是出来做官了，刘伶就终身放浪形骸，而嵇康则因个性过于孤傲激切招至杀身之祸。只有阮籍既不肯依附权贵，苟且偷生，又想在乱世中得以保全自己，所以在“竹林七贤”中，他说内心最为矛盾、痛苦的一个人。庄子的逍遥旷放与儒家的疾恶如仇承担重任互争，个性与求生相抵，使他处在矛盾与悲哀的感情之中，这种痛苦又无法诉说，只有用诗文抒发内心的零乱悲苦。

阮籍具有双重的人格理想，既想成为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建功立业，“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咏怀》三十八）；又向往庄子逍遥世外的人生境界，“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大人先生传》）。

阮籍也认真地研读过儒家经典，以求取功名：“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十五）。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岂为全躯士，效命多疆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行。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三十九），表达要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赢得青史留名。然而随着政局的剧变，阮对现实失望，胸中豪气渐消，用世之志益减。由研读儒家经典到喜读《庄子》、《老子》，从希冀功名到寻求自放，追求个体自由的道路。,然而，正像鲁迅所说：“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在他看来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便沉湎于酒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又疑惧老庄的齐生死之说，这样，安身立命的价值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也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傍徨迷惘的“失路”之叹：“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咏怀》其五）人生在阮籍笔下，被描绘成极端不自由的，而且毫无出路的存在：“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飘云日间，貌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咏怀》其四十一）倾诉了作者才智难施，求仙不得而又不愿随波逐流的苦闷心情。这种无路可走的情状使他产生了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心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惟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其一）诗人夜里不能入睡，起床独坐在空荡荡的堂上弹琴遣怀，寂寞枯索之中，传来野外失群的孤雁在呼唤伴侣，林中惊慌的飞鸟在寻找归宿。这其实是诗人孤独心境的写照。

阮籍反对虚伪的名教而崇尚自然，对司马氏的篡夺表现消极不合作。但他并不是主张真正废弃名教，在他内心是要维护真正的名教。他崇尚自然，却不愿完全放弃名教。他的放诞，是以背离道德来追求道德，只要是发自真情，完全可以抛弃虚假的形式凭自己的性情来做。《晋书阮籍传》说阮籍的狂放蔑礼是“外坦荡而内淳至”，说明阮籍的行为皆出自内心，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包裹的内核。鲁迅是透彻地看出了这一点的：“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司马氏及其党羽篡夺朝政，迫害异己，正是打着名教礼法的旗号做着违背礼法的事，才会为阮籍这样的真正礼义之士所不耻。他们反对的是虚假的名教礼法，“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磐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励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中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咏怀》六十七）描述的正是礼法之士矫揉造作的丑态，揭露他们的伪善面目，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的双重面具，彬彬有礼的外表下掩饰着肮脏的灵魂。实际上，阮籍的为人“内心淳至，以孝称，而疏于礼法。”当他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正在和朋友下棋，他却说请终此局。似乎看来是不孝，其实他内心是及其悲哀的。下完棋，他就放声一恸，呕血数斗，且“哀毁骨立，杖而后起”可见他的孝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正讲孝道的。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以自己对《庄子》的理解作《庄子注》，虽然曲解了庄子的本意，然而恰恰符合了当时文人的需要：面对黑暗的现实，面对名和命的两难选择，道家思想提供了第三条路：读老庄，谈玄理，寻求心灵的寄托和精神上的逍遥。阮籍、嵇康都希望从老庄那儿得到解脱，渴求成仙长生，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嵇康的《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便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庄子的逍遥是“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这是永远无法实现的逍遥。因为除了死亡，人是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的，于是魏晋文人们有了自己对“逍遥”的解释，“夫小大虽殊，而放任于自得之场，则物称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庄子注》）。魏晋文人对道家精神吸收改造，试图与儒家相调和，于是有了他们自己的玄学。阮籍的思想，由儒到庄，他想要将名教与自然调和折中，将庄子的思想运用到现实中。但是阮籍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儒道互补，因为名教与自然有本质的冲突，是无法完全协调的，即使阮籍确实做到了名与命俱保，却也因此灵魂备受煎熬，“凄怆怀酸辛”、“胸中怀汤火”，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三十三），其内心的矛盾、挣扎、不安和痛苦也就有了超越一般的复杂与深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的咏怀诗之所以意旨遥深，兴寄无端，其中包含了太多不能诉说甚至无法言说的凄怆。

钟嵘《诗品》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文选注》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沈德潜《诗语》说“反复零乱，兴寄无端”，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这正是阮籍咏怀诗的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如《咏怀》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清朝陈沆的《诗比兴笺》对阮籍咏怀诗的解释，是挖掘出诗里所说的人或事，比如这首诗的头两句他就解释为比喻曹魏宗室之被司马氏所剪除。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附会诗中到底说了什么具体的人或事，只从诗本身便能体会出诗人对人生的体验和深沉的痛楚。昔日的桃李繁华、兴盛转眼间秋风零落、萧瑟，怎不令人感慨唏嘘。东园桃与李可以说是曹魏，但更应该认为是诗人心目中的一个美好时代。而繁华变为憔悴，堂上生了荆杞，是何等的盛衰兴亡的悲慨。诗人想要效仿伯夷到西山隐居，又担心“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为家人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矛盾和痛苦。最后两句隐喻一个时代的危亡，如此绝望。正是这样深广的意蕴，带来了“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诗品》），也自然就情意“反复零乱”，意旨难求。

叶嘉莹在谈阮籍咏怀诗中有这样的见解：“阮嗣宗的诗歌真正成功的地方，他的诗歌真正的价值，我认为，其实并不完全在于它里边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而是在于他表现的那一份艺术之好。因此，我们读阮嗣宗的咏怀诗自然有一份悲慨。虽然我们所生的时代不是魏晋之交的时候，并没有司马氏篡弑的情形，可是我们同样受到感动了，仅因为他所表现的一份情意是如此地可以包括、笼罩古今的一份悲慨。我们可以深求，也可以这样的实指，说他指的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可是，如果我们不深求，不实指，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他那一份美好的深意。”正是这种矛盾冲突的情感，使阮籍的咏怀诗具有了超越时代的艺术感染力。他所困扰纠结的也正是中国历代文人（知识分子）一直在追问的永恒命题：入世和出世，儒和道，在不断的调和与冲撞中，历代文人也不曾停止过进行儒道互补以求达到一个平衡和谐的状态，但是儒和道本质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因素，所以文人们也不曾中止过在选择与矛盾中挣扎，阮籍如此，李白如此，甚至到了现代的鲁迅这里也是如此。抓住这种矛盾纠结的情绪也正是帮助我们进入阮籍咏怀诗的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927.

[2]叶嘉莹.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