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潜在优势

近年来，我国农村涌现出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有合作社、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均有较强的发展态势。经过几年跟踪观察，笔者认为，我国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目前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这是由它的潜在优势所决定的。

一、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能最大限度地兼容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优点，使个体和集体结合而产生“共振”效应

任何一种所有制，都有其优点和弊端。私有制因视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将财产同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对于调动个人积极性是一剂良药。然而私有制下个人利益的独立性而产生的个人行为取向分散性，会导致再生产环节的盲目性。固然这种盲目性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但它一方面，因市场的均衡要以经常持久和大幅度的波动而造成的浪费为代价；另一方面，市场交易中的高成本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公有制是针对私有制弊端而产生的一种制度安排。公有制虽然因集中而产生巨大的合力，且能避免了私有制的弊端，但却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和“偷懒行为”。在公有制中，个人因财产与自己关系疏远而使较大的能量耗费在个人与集体或他人的博弈上，从而导致生产效率降低。农村专业股份合作是一种个人本着共同利益和目标，自愿联合起来的一种制度安排。从利益上说，它保留了私有制条件下的财产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特征；从利益实现关系方式上看，它却采取了公有制条件下联合行动的特性。前者使个人获取利益的动机和行为达到最大化；后者则又使分散的个体行为取向趋于一致。所以，它既能利用私有制和公有制各自的长处，亦能避免各自的短处，从而产生一种高于私有制和公有制效率的功能。

二、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因其明晰的产权而使合作各方存在的利益边界，是提高组织效率的基础

西方产权经济理论研究表明，产权的效率首先取决于产权激励和约束功能；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又取决于产权明晰。产权越是能明确，产权激励和约束功能就越强，产权效率也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因为，在资源稀缺，财富和利益不能无限获得时，人们对于财富和利益的追求总是力求最大化。而作为对产生财富和利益的产权的拥有就意味着财富和利益的获得。在产权不明确时，人们对产权所产生的财富和利益，在获取上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则会造成争议，从而使产权出现无效率状况。因此，根除纷争和混乱，唯一的办法是明晰产权。通过界定产权，达到排它性地占有，能够促使产权主体自觉地运用产权，同时，只有明晰的产权，才能充分界定利益并达到有序地交换。这些都是提高产权效率的必备条件。

传统的公有制，之所以会出现无效率的情况，根本的问题出在产权不明晰上。以“苏南模式”中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例，在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虽说是一乡一村全民所有，但村民都往往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实际上成了政府所有制，有人称之为“虚幻公有制”，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办企业，在初期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使经济一度繁荣，但终究掩盖不了因产权模糊所导致的无效率产生，以至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很快衰退，虽然采取了各种改革措施，也未能挽救衰落的厄运。

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个人的财产以股份形式得到确认，且个人入社退社自由，产权以及由产权产生的利益边界是清楚的，这种产权形式，必然会使产权效率达到最大。

三、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方式

亚当・斯密第一个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且认为，人都是趋向于追求经济利益的 “经济人”，为了调和经济人之间的矛盾，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履行分配社会资源和调和社会矛盾的职能。在斯密看来，由自由市场来调节社会资源的活动和社会矛盾的缓和是最自然、最公正、最合理的手段。

市场机制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按照斯密的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经济活动均是由价格机制协调，资源的活动方向直接取决于价格机制。这就是说，生产要素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如果一种要素在A种用途上的价格高于在B种用途上的价格，该要素就会从A种用途上自动转向B种用途。直至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别消失为止。但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却发现，在现实世界中，上述观点在许多地方并不适用。譬如，工人在部门之间的活动不是听命于价格机制这只无形的手，而是听命于某只“有形的手”。也就是说，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引导着资源配置，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而在企业内部，市场交易被取消，企业家代替了价格机制，企业家指导资源的流动和运用。这表明，企业组织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为什么会发生以企业这种非价格机制组织替代市场价格机制情况呢?科斯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一些人愿意在靠别人指导下工作，并愿意接受较低的报酬；第二种是一些人为了能够指挥别人而给别人多于价格机制下的报酬；第三种是消费者可能更喜欢企业生产的产品。科斯通过分析，否定了这三种可能，并继而发现其本质原因是在于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因为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都需要谈判和签约。一些活动通过市场进行需要很多合约，每一个合约都需要花费好多谈判成本和签约成本。但如果组织企业，这些成本都可以节省，或者至少是大大减少。因为组织企业，可以用―个合约代替几个合约。科斯说过，“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利用权威(一个‘企业家’)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一般情况下企业家不得不在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这是因为他可以以低于他的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通常也就会再回到公开市场上去。

再回头来看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的前身是小私有经济。在小私有经济条件下，小私有者的生存环境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价格机制虽然对小私有经济起调节作用，但小私有者生产、经营活动同样通过一系列的谈判、签约来完成，同样要发生高成本，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这种成本还可能增加。由于小生产者运作的高成本，使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很严重。生产经营效率低下。十月革命的俄国，小生产者已处于列宁所说的“简直是绝望的处境”。我国建国以后合作化之前，小生产者的效率也十分低下，以致引发了我国的合作化运动。我国改革开放后，首先在农村改革，实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然而，这种形式上实行的“双层经营”，实质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个体经济”，并非是仅仅“经营形式的改变”。小私有者的生产形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资源浪费严重。以“分田到户”后的土地经营为例，由于分田时各

家各户土地零星分散，不能产生规模效益，使农户土地经营效益十分低下；加之务工有较高的比较收益。不少农户弃田务工，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前几年针对这种状况试行了土地流转。虽然土地流转给大户经营，从而获得一定的规模效益，但农户与承包经营者之间利益联结不紧密，加之观念习惯的不适应性。无论农户，还是承包经营者都缺乏足够的积极性，使土地资源利用不高，农民的收益也不稳定。有些城镇近郊在土地流转或被征用后，所得补偿费不懂得合理使用和投资，短时内一花了之。生活遇到困难时又找政府，有的地方甚至发生集体上访事件。究其原因，如果说，“分田到户”恢复了小私有者经济，调动了个体积极性，但缺乏了集体合作的积极性，那么，土地流转后既扼杀了个体积极性，集体合作积极性也并未明显得到改革。

合作经济组织是本着“群众自愿、维护农民利益、公开公平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进行的，资产的个人拥有没有改变，按资产份额获得利益和个人贡献获得报酬既使组织成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使积极性达到最大，也使各个人按股份所有的生产经营决策权得到体现，因体现个人意愿的组织管理者的积极性也得到最大的发挥。这样，交易成本规律能得到最好的贯彻：凡是高于市场交易成本的生产经营，由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运行；凡是高于组织内部的市场交易成本的生产经营活动则通过市场进行，运用市场经济价格机制调节。在这里生产经营活动达到了成本最低，效益最高，合作制的低交易成本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四、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并抑制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

资源配置是有效还是无效，取决于既定投入下产出的大小，或者说取决于既定成本下收益的大小。通常用帕累托最优的三个边际条件来判断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是交易的边际条件，即任意的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消费该两种商品的所有者而言都是相等的；二是要素替代边际条件即任意的两种投入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对于所使用这两种要素投入的产品生产而言都是相等的；三是产品替代的边际条件，即任意两种商品在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在不存在经济活动外部性的条件下资源有意义配置的三个边际条件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一旦出现外部性，不管这种外部性是属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三个边际条件将遭到破坏，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因为，外部性所产生的成本是不计入外部性制造者本人的成本或收益之中的。

西方产权经济学家将产权分为私有产权、共有产权、集体产权和国有产权，在共有产权(包括相类似的集体产权，也叫社团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内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使用共有权利监督和获利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个共同权利的所有者，无法排斥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成果，所有成员要达到一个最优谈判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共有产权将导致很大的外部效应。在国有产权下，由于权利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的，作为权利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和转让上，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督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考虑的倾向。所以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只有在私有产权中，外部性才不会产生。因为，私有产权是将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收入的享用界定给一个特定的个人，他可以将这些权利同其他附着了类似权利的物品相交换，他可以通过自由合约将这些权利让给其他人，他对这些权利的使用不应受到限制。私有产权并不意味着所有与资源有关的权利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私有产权可以由两个或者多个人拥有。比如地主和佃农，地主掌握的权利和佃农掌握的权利却都是私人的权利，地主有权阻止佃农改变或出让地产；同样，佃农也有权利排斥地主为取得收益而使用地产。这里的事实是，同样的一种有形资产，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利就不是私有的，只要每个人拥有不重合的不同权利，多个人同时对某一资源或资产行使的权利仍是私有产权，因为私有产权的关键在于对所有权利行使的决策完全是私人化的。可见在社团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效应，就在私有产权下被内化。但私有产权虽能使外部性内部化，却因缺乏联合效率，仍难以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状态。

合作经济组织是以本企业或合作经济实体内的劳动者股权平等，但不均等合作经营、股份和劳动共同分红为特征的一种企业制度，产权分属于企业职工或合作社社员所有。实行合作制企业的股份是跟着劳动者走的，有的还用社员的交易量来挂钩。在一些专业合作社中，合作社提供信息、组织销售、解决一些社员个体难度较大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的问题，而生产则由社员自主决策。这种明确的私有产权，借助于合作社集体提供的条件，分配紧密同产权和劳动贡献挂钩的方式，既有效地避免了公有产权所产生的外部性，也因集体运作而达到联合效率，从而使个人和集体两方面优势得到发挥，因此，资源配置效率在这里能达到最大化。

专业股份合作有效配置资源的优势还体现在能最大程度地抑制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乡镇企业在大规模转制后，发生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多数企业已转制为非公有制，为私有、混合所有或其他形式所有。这些企业在政府退出后，虽然做到了独立自主自负盈亏，但在许多方面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政府设租，企业寻租的行为。另一种情况是乡镇企业有相当一部分资产，如房屋、土地、设备等仍为集体所有，镇、村行政组织仍作为全体村民的代表行使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这就有可能导致一部分管理者的贪污、腐败行为。苏州一些地方合作经济组织迟迟发展不起来，和这些地方的行政领导的这种利益直接相关。这些情况在实行合作制后，都可以得以避免。这是因为，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企业的许多外部事务如开拓市场、提供资源、组织交流和培训等，都可以通过专业合作社来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虚幻集体公有制”，真正使集体资产产权明晰，使社员感觉到自己产权和利益的存在，同时，也就产生了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经营产权的积极性，这些，都是基于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能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这种功能基础之上的。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工商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