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定位 第6期

城市确实需要规划，但是，理性的规划是以城市的自发演进为前提的。

最近，北京宣布，自己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上海立刻表示，自己更有能力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听这口气，中国的城市政府有能力塑造城市的产业结构，甚至整个城市的生态。

事实上，还有比这更大的雄心。广州市社科院近日《2008中国广州经济发展报告》，把广州主政者此前一直有意回避的态度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广州是广东无可置疑的老大，佛山应该放弃全省第三大中心城市定位，甘愿做广州的卫星城。而佛山市政府则不服气，立志要做广东的另一个经济中心。

在这种城市定位与城市竞争中，人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主导城市发展的制度安排。而这将会极大地损害城市之间正常的分工合作与竞争体系的发育、扩展。

从概念上说，“城”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含义完全不同。城是官府所在地，是权力设计的产物；市，即市镇，是自发形成的贸易、加工中心及文化、宗教、社会事业中心。

不幸的是，在中国，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只有城在扩展，市却被消灭了。由此发育出来的城市，权力全面控制着经济活动，以及文化、社会活动，乃至居民的人身。80年代以来，这种控制有所松动，但其本质并无根本改变，比如，户籍制度使人口不能在城市内外双向自由流动。同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相当完整。比如，政府制定产业结构，发展什么产业，不准发展什么产业。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各地政府才有资格、也有勇气谈论城市定位。

然而，由权力安排的城市定位，果真能使每个城市充分地发挥其优势，果真能够在城市之间形成一种较优的交易合作关系吗？不可能。理论及历史均已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同样，试图自上而下地确定城市的定位，或者确定若干城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可行的。

原因非常简单，城市定位的规划者，不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如同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当局一样，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知识难题：一个城市有哪些优势，应当发展什么，应当与周围其他城市在哪些方面合作，没有人能够全面地掌握这些知识。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不过是有计划的混乱，自以为是地给城市定位，确定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必然城市的生命，扭曲城市间的正常关系。

使城市健康发育、城市间形成良性关系的唯一办法是让城市自由地发展。那些以学术的名义、尤其是借助权力为城市定位的人，通常会以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把城市拟人化，把几十万、几百万各有自己意志和目标的个体、家庭、企业构成的城市，当作一个人，甚至当作一台机器。城市就在权力无规律的更替中大幅度地扑跌翻滚，根本没有任何稳定的定位可言。

因此，城市要有相对稳定的、有助于发挥其优势的定位，首先，权力必须学会谦卑，必须克制自己不去为城市定位。城市当然会有其特点，有其产业结构，有其人口结构，它与周围其它城市也会形成特定的合作、竞争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定位、关系要稳定且有效率，那就得让这一切自发地形成，由每个城市的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乃至普通市民，在无数次交易、合作过程中，基于改进自己福利的目标，通过复杂的博弈来发现、确定。

城市确实需要规划，但是，理性的规划是以城市的自发演进为前提的。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当落在哪个城市？广州、佛山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些只有在事后才能够确定的问题。那些确定无疑地给出具体的、貌似科学的答案的人，或许是在滥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