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力量:不是洪水猛兽

如果要给胡温十年颁发一个进步最快奖的话，我认为，非民间力量莫属。而且，这股力量愈来愈成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推动整个中国前进的一股正能量。因为，不管是相比发展虽然迅猛但早已失衡的中国经济，还是在改革上进行得差强人意的政治制度，民间力量的崛起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在很多时候，确实更加振奋人心。

民间力量的发展及其新特征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从原有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中觉醒，产生了以独立自由意志为主要特征的公民意识。他们中有的人热衷于公益事业，在贫富差距日趋加大，而社会保障又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依凭自身有限的财富，扶危助弱；有的人则开始关注并投身公共事务，在政治参与途径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担负起作为一国公民的责任，以自己的方式“参政议政”；更有一批人，出于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的热爱，致力于环保事业，争做“自然之友”……

首先，以公益事业为例，胡温这十年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民间公益的新纪元。先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和NGO组织自发前往灾区，展开救助工作，真正做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继而，在2011年，出现了一个注定要写入中国慈善史册的标杆性人物——郭美美。这一年，她在微博上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高度炫富，进而发酵成公共事件，对中国慈善事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有人甚至断言，“郭美美事件”的出现宣告了中国官办慈善信用体系的破产。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民间慈善开始登上主舞台，同年，由邓飞等人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成为民间公益活动的典范。

其次，说到政治参与，在胡温执政期间的2011年，中国民间力量以一种被称为“独立参选”的方式，彰显了那些有志之士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期望。尽管，这股“独立参选”风潮，最终因为不为官方所容忍，参选者纷纷败下阵来，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牢狱之灾的代价。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参选人通过在网上呼吁，在线下拉票，完成了一次虽然不那么完整的民主操练，锻炼了自己，也启蒙了民众。

与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事业，环保的主体一直以来都在民间。自从1994年，梁从诫先生创办第一个环保NGO组织“自然之友”以来，中国民间环保一直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近十年来，更是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相关的民间组织也越来越多。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在2011年，由于北京长时间的雾霾天气，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民间还掀起了一场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我为祖国测空气”的运动。

当然，这十年来，民间力量的发展远不止于民间慈善、独立参选和环保NGO这三个领域。选择介绍这三类，乃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民间力量在新近发展的一些特点：

首先需要提到的当然是新媒体尤其是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正是因为有了它们的出现，郭美美才得以被曝光，也正是因为有了它们，独立参选人才会在2011年引发那么大的关注，以至于形成一股风潮，当然，更是因为有了它们，各地的公民维权事件才得以依靠网络民意与地方形成博弈，稍稍获得那么一点胜算。

再就是，从收入情况来看，积极参与这些活动的人，绝大多数算是中产阶层，至少做到了不愁吃不愁穿，而政治学常识一再告诉我们，这些人正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希望。遗憾的是，在胡温执政十年期间，中产阶层的发展速度并未跟上GDP的增长速度，这当然与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有关系，但也与执政者未能有意培育和壮大这一阶层不无关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民间力量的发展之所以愈来愈受到重视，实则是因为在愈来愈频发的公共事件中，它们发挥出来的威力，让执政者不敢小觑，而这在上边提到的几个领域均有所体现。

官方应对：严控乃至打压

如果说在公益慈善和环境保护这样的领域，民间力量还是作为一种常态存在并且发展的话，那么，在近些年愈发增多的公共事件中，它则是作为一种变态存在的。而官方对于民间力量的这两种不同发展形态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不尽相同，当其以常态出现时，由于尚未构成紧迫性威胁，官方多以限制和严格控制其发展应对之；而一旦这种力量以变态形式出现在公共事件中时，它便对官方构成了即时且紧迫的威胁，后者由于不懂得协商，盲目自保，多会动武打压。

中国官方对常态民间力量的严控，一个最为明显的事例便是其对NGO组织发展的警惕乃至限制。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习惯包办一切，但往往又办不好，尤其是在涉及到公众利益这样的事情上。按道理来讲，如果将这些事情中的一部分分给NGO组织来办，于民于己都是有裨益的，但执政者出于对利益和莫须有风险的考虑，往往不肯“放权”给民间组织来做，甚至在NGO注册成立上设门槛、做手脚。

而当民间力量在公共事件中发挥作用，并且渐成规模时，官方对其的态度就要比严控强硬多了。所谓严控，至少还会在自己容忍的范围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而一旦上升到打压，最终的命运极有可能就只有一个“死”字。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公共事件中的民间力量，都难逃一“死”，比如在乌坎事件中组织村民一线抗议的林祖銮等人就非但没有受到处理，还在事态平息后被选为村主任。不过，在官方对这类公共事件的处理中，“乌坎模式”毕竟是极其少见的。

更多的时候，官方还是会按照其一贯方式行事，这在近期发生的四川什邡事件和宁波镇海事件中，都有充分体现。两起事件的起因都是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效益考虑，在未征求当地民众意见的情况下，上马重金属污染项目。进而，民众出于保护自己和家园的目的，自发组织参与抗议游行。我们说，在民众自发集结成游行队伍后，一股非常态的民间力量形成了，这几乎是在所有公共事件中都会出现的情景。由于这股力量声势浩大，给官方造成了非常紧迫的威胁，受维稳惯性和利益驱使，他们能想到的有效控制方式便是“打压”。

结合上述提到的民间力量发展的新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技术被广泛应用后，官方的打压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尽管他们心里想的还是“往死里打”。因为，在这个时候，动用武力打人或者抓人，更不用说打死，乃至动用催泪弹这样的手段了，一旦被传到网上后，即会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遗憾的是，我们在宁波和什邡这两起事件中，却一再见证了这种悲剧轮回，尽管两起事件中，官方最终都选择了妥协，但在平息整个事态的过程中，他们还是选择了毫无节制地“打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看到了公权力在民间力量面前的傲慢，又见证了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在棍棒挥舞中一次次地下降。

为什么说“希望在民间”？

尽管官方对待民间力量的态度仍旧很不友善，民间力量的发展也可谓是在夹缝中求存，但我仍要说“希望在民间”。我之所以下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常态的民间力量虽然受到严格控制，但它们毕竟真切地存在并且发展着，它们的点滴行动，势必会对国民、国家乃至世界产生有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中产阶层的日益壮大，选择投身公益和环保等事业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在不少经济相对发达和政策相对开明的城市，我们也可以体验到，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正在各个领域发生作用。

第二，虽然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民间力量免不了被“打压”的命运，但组织、参与和围观这些事件的民众，都获得了民主操练的机会，公民素养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高，这一点在上海大火民众献花祭奠和动车事故的祭奠中均有充分体现；更为重要的是，民众的这种抗议被互联网曝光后，构成双重的民意压力，迫使行事傲慢的公权部门和长官也开始做出妥协和让步；同时，这个过程对很多官员来讲，还是一次启蒙，一次权利对权力的启蒙，这对弱化官员们的官老爷意识，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大有助益。

第三，谈近十年公民意识的觉醒，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代际变化。我注意到，年轻的80后、90后，相比上几代人，独立意志和主体意识相对来讲要更强一些，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这对民间力量的整体发展影响非常大。而且，这种代际变化带来的进步已经开始显现了，在广东民众针对日本侵占的抗议游行队伍中，一批90后正在用不留一片垃圾这样的行动和精神向我们宣告新公民的出现；同时，近期申请官员财产公开的也正是90后在校大学生，他们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

第四，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被曝光，胡温力主废除收容教养制度以来，不管后来的政策和政治制度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一种各界人士围观、加入或者评价公共事件的民间介入，有效地牵制了各种恶政和恶制对国民的侵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倒逼了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和改革。关于这一点，在近期的废改劳教制度中再一次得到印证。

第五，最后一个让我对民间抱有希望的原因来自于执政当局中的一些开明官员的表态，比如前段时间，广东省委书记就曾强调，要让社会组织和公民充分自治，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我想，若广州果真按照这一方针做下去，民间力量势必会得到大力发展。

……

我们总是能在网上看到“高手在民间”这样的表达，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论点，叫作“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我希望，中国未来的执政者在对待公民社会和民间力量时，也能多一点这样的“爱”，因为他们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国家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