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述评

摘要：为了有利于学术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进展情况，避免不必要的低水平重复研究。文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为维度，述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含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含三大理论形态相互之间关系比较性研究的进展情况。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D0350-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历时性研究，它以一个时间段为观察视角，动态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提出与形成过程、产生依据与产生方式、形成路径与形成机制、起点界定与阶段划分、发展动力与发展经验、历史地位与重要意义等；第二个是共时性研究，它以现在为时间基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整体观察对象。静态地研究这一整体“是什么”(概念内涵与本质)、“内部要素及其关系怎么样”(主题与主线、精髓与灵魂、内容与结构)、“外在表现怎么样”(功能与价值、特征与特色)、“其系统结构是否需要建构及如何建构”(建构路径与建构原则)；第三个是历时性和共时性下的比较性研究，前者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前后相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各个理论形态)之间的历史关系，后者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其所包含的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包括三大理论形态相互之间)、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外国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本文拟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作一相对全面的述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

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浅入深，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十七大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句话的理解、诠释和证明。如刘孚威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目前学界绝大多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都属于该层次。张雷声专文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民族性和开放性。

第二个层次是以梁树发为代表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视角进行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定位研究，其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当代形态或阶段的标志”。

第三个层次是以顾海良为代表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时性飞跃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他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者说是列宁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不仅包含了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还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意义：另一方面比较全面地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理论、关于生产关系理论、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于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问题、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和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的意义。

此外还有论者如戚嵩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内容集中体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认识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及唯物辩证的和谐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之间关系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的概念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有关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也就是说，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所指，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也就相应地明晰了。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概念所指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其一，特指思想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一词最早出现在载于《思想研究》2001年第3期的《加强学科建设深入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二十一)管文虎教授简介》一文中，从上下文看，可知其意指思想的理论体系。吴玉才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

其二，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一理论成果的理论体系。杨世文在论及“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命名问题”时，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一词明显不是特指，而是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一理论成果的理论体系。

其三，特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的组合而成的理论体系。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杜鸿林，他是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设想时提出这一观点的。丁荣生也明确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党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一脉相承的，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徐文杰则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两者(1)内涵不同，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各个理论成果的组合，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各个理论成果的组合；(2)外延不同，前者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而后者不包括思想；(3)实质和侧重点不同，前者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侧重整体性和理论性，后者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侧重普及性和实践性。徐文杰的观点似乎更符合一般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概念的字面理解，但其前提性假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组合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一假设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得到有效证明。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之间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之间关系研究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形式逻辑意义上两者外延的相容或不相容关系，其中相容关系包括全同关系(即重合关系)、真包含关系和交叉关系(即部分重合关系)，不相容关系即全异关系，第二个层面是辩证逻辑意义上两者发

展的历史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形式逻辑层面

1.全异关系说。刘先春等认为两者是非包含关系或者说是全异关系，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不包含整个思想而且不包含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至于理由，徐文杰认为，一方面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思想是零散的、没有系统化。所以未能像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那样上升为理论。另一方面这些思想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容上也大相径庭，因此这些思想只能是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宣萱等认为，两者在历史条件、历史主题和历史地位三方面都不同。贾建芳认为，还因为思想基本上没有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有论者如左乐平指出尽管两者之间是全异关系，但是思想中却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着奠基性作用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这些原则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形成脉络、思想价值趋势和理论传统以及理论的承继等三个方面。

2.真包含关系说。余信红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思想是肯定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高哲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思想，理由有三，其一是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二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继承，其三是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3.交叉关系说。肖贵清、刘爱武认为，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基础，而且有些内容本身就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二)辩证逻辑层面

1.历史过程。石仲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并据此对薄一波提出的“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而言可以说是“始于毛”，但就理论的系统创新而言，则很难说“始于毛”。

秦宣认为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论探索及其理论成果，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属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董仲其也认为在思想具体内容发展的止步地方，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步之点。

至于两者具体的历史关系，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是继承与超越的关系，或者说是继承与发展关系，李保忠、陈一玫进一步指出这种发展关系包括的两个方面，即延续性发展与创造性发展。还有少数论者对这种历史关系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朱宗友等对两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祖国统一和商品经济发展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石仲泉则对思想的实践标准观、实事求是观、主要矛盾观、政党观等12个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关方面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2.内在关联。两者的内在关联，从异同点看，两者的联系在于，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人民利益标准)、理论精髓(实事求是)。都具有历史连续的探索实践和相通的理论传统，具有一致的理论灵魂、连续性的理论内容、相似的理论风格、统一的方法论；两者的区别在于，由于两者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主体内容)不同而各具特色。

也有学者，从两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视角审视，认为思想中的要走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进行的开创性探索及其活的灵魂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长期指导意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其所含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其所含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关系整体性审视

学界都注意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特征，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其所含三大理论形态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如齐鹏飞∞指出，三大理论成果绝不是仅仅根据它们各自的酝酿和成型、成熟的历史发展时序简单地排列甚至是罗列组合而成，而是依照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有机统一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集合体理论”的命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先后、递进的一个一个的个体理论构成的紧密结合、不可分割、浑然一体的整体理论。

不过多数学者认为三大理论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理论地位是有所不同的，包心鉴认为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和架构性组成部分、开创性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石仲泉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着的理论。

也有学者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其所含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关系进行整体性审视。从历时性的维度审视，祝黄河等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是奠基作用、承上启下作用和最新成果。从共时性的维度审视，三者相同点在于，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和立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面临共同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价值取向(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共同的理论品质、相同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不同点在于，三大理论形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侧重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回答。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邓小平理论之间关系

学界一致认为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重要，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后者的基础，构建了后者的基本框架和主体内容，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形成之基、框架之雏和特色之源。甚至有学者将邓小平理论上升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等同的地位，如涂大杭将邓小平理论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并认为广义邓小平理论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狭义邓小平理论(即通常意义上的邓小平理论)。还有论者指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具有双重关系，即是源与流的关系和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关系

多数论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关系是继承

和发展关系、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孔祥云、冯务中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具体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坚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升了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深化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并将党的建设要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科学发展观之间关系

从共时性维度看，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阈，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

从历时性维度看，学界一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但是只有个别学者具体分析了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贡献，指出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观念(科学发展)、发展目的、依靠力量和评估标准(以人为本)、整体战略布局(“四位一体”)、发展方向(和谐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新构想(和谐世界)。

五、问题与结论

(一)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在上述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甚至突破，但是目前依然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其一，有些概念有待形成共识。比较研究的前提之一是有至少两个确定的研究对象。但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中。有些概念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却不是一个已经形成共识的、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这不仅制约了学界的有效交流，而且也影响了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其二，思维方式有待改进。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关系研究中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数论者不是持全异关系就是真包含关系。其实，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但是两者并不是按照同一分类标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分类而得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若按照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标准来划分，可分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而若按照理论内容所指涉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历史任务等标准划分。则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除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外，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毫无疑问地应当被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其三，研究视野有待开阔。比较性研究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内，历时性下比较性研究只局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共时性下比较性研究虽有个别学者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但绝大多数都只局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三大理论形态之间、以及三大理论形态之间的比较研究。其四，实践性取向有待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是为了服务于实践，同样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研究也是为了服务于实践，但是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实践目的性取向是什么尚有待凸显，否则可能会有背离实践服务目的，逐渐走向纯理论、经院式研究泥潭的危险。

(二)结论

通过对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简要结论。其一，比较研究的前提要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确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时。首先要明确各个比较对象的确切所指，而不能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这一对象(概念)那样，有多种所指。其二，比较性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维度，但其本身又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作用不同的基本维度，可分别称为历时性下比较性研究和共时性下比较性研究，而且这两个维度下的比较性研究都要拓展视域。前者要拓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铁托主义等历史上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研究，后者要拓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诸如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条道路”之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古巴、朝鲜、越南、老挝等外国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其三，应明确比较性研究具有理论性和现实性、实践性双重旨归。研究者不能因为比较对象是理论就进行纯粹的理论性比较，还应当明确研究的现实取向和实践取向，就是说，还应当进行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各个理论与产生这些理论的现实、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各自适用的时空范围、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中国的现实与实践的本然和应然关系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