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电影辉煌

问题的根结恰恰在于中国当下电影业太受呵护。

国家副主席的美国之行对好莱坞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中美已经签订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的配额之外增加14部分账电影（3D电影或者是IMAX电影），其票房分账比例也将由此前的13%提高到25%。美国副总统拜登认为意义重大，它不仅有利于美国电影工业的发展，还将带来数千个就业岗位。

此外，从长期来看，中国将引进超过50%的美国电影到中国内地，并允许好莱坞来中国组建合资公司。中国一张大片电影票的价格，约占工资的1/25，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1/200。届时，中国观众将有更多选择空间，票价回归平民的可能性大增，而粗制滥造的“伪大片”将面临真正的生存问题。基于此，也有电影从业者喊“狼来了”。

这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的电影工业处在发展初期，需要保护与激励政策，但也需要引入竞争格局。虽然中国电影规模近年来的增速都超过30%，并跨入百亿俱乐部，但从国内唯一一个A类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们却看到中国电影的自娱自乐，成绩并不被国际认可。这座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城市，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电影工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厮杀，却赢得了票房的半壁江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能够对中国电影工业的未来看得更远、更清晰。

好莱坞长驱直入

1896年，刚刚诞生不过一年的电影由外国商人带到了上海放映，国人称其为“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这种新奇的艺术形式，很快引起了国人的兴趣与商人的注意。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一些大城市中已经有了电影的商业性放映。根据老电影人程步高的回忆，最早引入的影片都是法国电影，能够看电影的也都是有钱人家。不过“一战”之后，随着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逐步确立，美国好莱坞电影长驱直入。到上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工业格局初现雏形。法国的乔治•萨杜尔在其《世界电影史》中写道：“在世界各国，美国影片占着上映节目60%到90%的优势， 每年约有2亿美元被用来生产800多部影片。电影方面的投资超过15亿美元， 这样大的资金使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在资本上可以与制造汽车、罐头、钢铁、石油、纸烟这些美国最大的工业相比拟。”

美国电影商在中国主要是通过销售制控制上映片目， 占领市场， 而非通过直接投资于影院。美国电影发行商创造了诸如“包租制”（即强制按照规定的价格租下整批影片）、“盲目购买”（即不经过目租定影片）、以及“互惠交易”等营销策略。经过强有力的市场推广与模式化、工业化流水作业，形成了美国好莱坞电影模式，但这只是其在华成功的一方面。

美国电影商发行影片的方法主要有买断制和拆账制，美国影片大批量进入中国市场后，双方共享利益或共担风险的票房拆账（即分成）制成为最主要的发行方式。根据现有资料，1924年1月29日 北京《晨报》的广告已经提到“收入分账办法”，一般情况，民国时期美国电影分成比例为50%以上，比目前提高之后的来华美国电影25%的分账比例还高出一倍多。

民国时期，政府对外国电影的输入管制非常宽松，也是美商来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1930年11月3日，《电影检查法》经立法院通过后，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实行。旋后又于次年2月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

1931年2月至1934年3月，电影检查委员会共检查进口影片1923部，其中美国好莱坞公司（不包括“华纳兄弟”）被禁映42部，占被检总数的2%；1946年5月至1948年7月，共检查美国影片1954部，禁映18部，占被检总数的1%还不到，几乎不影响外国电影的进口。

如此之高的利润，刺激了美商来华拓展业务。自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起，好莱坞公司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华纳、雷电华、环球、哥伦比亚、联美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办事机构，处理影片输出的有关事宜。美商还成熟地运用了各种宣传手段，每轮电影放映都及时收集各类媒体的反馈与社会各方的舆论，并总结报告，以便下次电影生产时借鉴。

直到1930年，全国250家电影院中有近200家电影院专门放映外国影片，对中国本土电影专营的影院仅仅五分之一。据统计，1933―1936年期间国产片80部左右（1936年只有36部），而我国进口的电影总数则在400部左右，这其中美国电影以占进口影片总量的80%以上而享有绝对优势。

国产影片的机会

即便如此，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影响也十分有限。1935年出版的《影戏年鉴》中记载，“美国影片的最大市场在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而在内地中小城市， 其市场便大大缩小。据史料所载，开封、太原、成都、济南等省会城市都更欢迎国产片。成都观众对技术稍为高深一点的片子， 一大半都看不懂”。此外，放映美国片的影院要求较为严格，比如不能吃带味的东西、服装要整洁等等，与中国传统公共娱乐场所的随意性不匹配，使得一般的民众很难适应。

初期的民族电影企业在拍摄、制作方面的整体水平比较低下，电影的导演、表演水平还处在一个慢慢摸索的起步阶段。中国自己的电影人也是好莱坞电影的受益者。正是在专营外国电影的大戏院里，这批电影人开始偷师学艺。左翼电影领导人夏衍在其《劫后影谈》中回忆：“30年代初，我们开始搞电影……没有书，没有学校，就是到上海大戏院去看，手里拿个小手电，边看电影，边计算时间，几英尺几英尺地计算。就这样学了点电影的手法和技巧。”

私营电影企业看到了电影产业发展的机会，也看到了好莱坞电影在中国推广的局限。他们顺势而为，从中国本土电影最弱的渠道下手。他们采取的措施有以下两类：一是根据资金筹措的能力承租外国人开办的电影院，二是建立专门放映国产电影的电影院。1925年，被称为“国片之宫”的中央大戏院就是明星电影公司与百代公司联合改建的专映国产片的电影院。片商积极向下游拓展可以保证公司的产品拥有自己的放映通道，不再受制于人。

1930年成立的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总管理处，在香港、上海、北京开设制片场，在各通商口岸建设电影院。此外，联华在产业规模化的道路上通过开设“联华歌舞班”并创办娱乐刊物《影戏杂志》积极拓展自己的产业链。

随着国产电影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中国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到上世纪40年代，美国电影的引进数量与中国本土的影片数量相差无几。以上海为主要阵地，中国已经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导演和影星。

与老电影人相比，中国现在的电影人倒像是在温室中长大的孩子。中国电影格局中，本土电影数量“一枝独秀”。但即便如此，每年20部的大片配额也搞走了中国近半的票房收入。对比古今，问题也许恰恰在于中国电影业太受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