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残酷的

[摘要]李安的《色・戒》和张爱玲的《色・戒》在神态上完全一致。李安以电影艺术的方式将张爱玲的文学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张爱玲具有顽强的个人性体验，在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她采取了个人视角，以对人的悲悯为宗旨，表达了生命存在的悲剧。

[关键词]李安；张爱玲；《色・戒》；苍凉

李安的《色・戒》是根据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人们在讨论《色・戒》的时候，自然就涉及到它的原著。这就把张爱玲的《色戒》从她的整个创作中凸现出来，使它变得格外显眼。应该说，尽管张爱玲几乎被俗化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但是，人们喜欢谈论的还是她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那些作品，晚期的作品大概也只是停留在少数研究者和“张迷”那里，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然而，仔细品味、对照这两种《色・戒》，也很容易发现，两者在神态上几乎完全一致。《色・戒》是张爱玲的优秀作品，体现了张爱玲典型的文学风格。李安读懂了张爱玲，他以电影这种表现手段将张爱玲的文学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从张爱玲一贯的文学风格去看《色・戒》，对于理解《色・戒》是非常有益的。

电影《色・戒》触及了我们最为敏感的神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背叛国家的行为，无论出于怎样的情景，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肩负使命的王佳芝在其行动即将成功之际，却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因为她对她所要暗杀的对象――一个汉奸产生了爱情。这种背叛的爱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断送了她自己的性命，还牺牲了行动小组的其他人。一些观众对影片难以接受，主要就在于此。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根本无法忍受这种背叛，观众的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的个人与国家的观念。然而现在的文化环境毕竟不同了，有关个人与国家的观念变得宽松一些了，不再像以往那样大一统了，所以《色・戒》才在中国大陆得以公映，也获得了很多观众的支持和喜爱。

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弥尔顿对肯尼迪那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名言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现代性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关于这句话的论争集中于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内容，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句话在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地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他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对自由人而言，国家是组成它的个人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他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他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既不是恩赐和送礼的人，也不是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我们没有必要考证肯尼迪的这句名言的历史“起源”并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是具有争议性的、开放性的而不是确定性的，即使是在特定的历史状态之下，是否需要建构肯尼迪所说的那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并没有被绝对地确定下来。而一旦离开那种特定的历史状态，这句话就完全变成了谬论。这是典型的美国主流文化精神，也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性价值基础。“个人”是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价值基础。“以人为本”不是以那种抽象的以人为本，而是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扩大个人自由，也就不能不缩小国家权力，这两者几乎是一个矛盾。因为国家权力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其“统一”的强硬本性势必会妨碍个人的自由。只有将国家意志最小化，个人自由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出来。国家固然有自己的意志，但它并不是惟一的神圣原则，应该为个人、人道留有足够的空间。而在艺术的范围之内，个人、人道的原则应该绝对超越国家原则，获得最高的位置。

张爱玲却未必像李安那样轻松。虽然张爱玲在香港读过大学，受过英国式的教育，而英国文化又与美国文化最为邻近，但是，张爱玲的内心却无法祛除那种民族国家意识的压力。原因很简单，张爱玲在创作《色・戒》的时候距离历史过近，人们还无法脱离真实历史的笼罩。最主要的还是她自身的爱情经历。她与汉奸胡兰成之间的爱情，使她面向社会的时候，难以摆脱缺乏民族责任与良知、为自己不正当的爱情进行辩护的种种批评和谴责。深谙世态人心的张爱玲不会不感受到自己所面对这种压力。所以，她虽然在1950年完成《色・戒》，却迟至1978年才发表，其间长达28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她不仅没有遗忘这部作品，反而逐渐强化了一种珍惜的心境。张爱玲多次修改这部作品，甚至发表以后也进行修改。“……甘心一遍一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30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但是，《色・戒》发表不久，却仍然有人撰文批评《色・戒》是“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平淡、清高的张爱玲表现出少有的激动，她立即撰写一篇题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谈》的文章，慷慨陈词而又极为认真地予以回应、反驳，即使是一个细节也不肯忽略。张爱玲特别强调了王佳芝临事动摇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王佳芝的动摇，还有个原因。第一次企图行刺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是为了乔装已婚妇女，失身于同伙的一个同学。对于她失去童贞的事，这些同学的态度相当恶劣――至少予她的印象是这样――连她最有好感的邝裕民都未能免俗，让她受了很大的刺激。她甚至于疑心她是上了当，有苦难言。不然也不至于在首饰店里一时动心，铸成大错。”而且，最后，张爱玲铿锵地说：“我最不会辩论，又写得慢，实在匀不出时间来打笔墨官司。域外人这篇书评，貌似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任意剖裂原文，予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错会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

张爱玲这种创作自白和辩驳，也为我们理解《色・戒》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主要线索：“正常的人性弱点”与“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前者承认是弱点，但持宽容态度，后者却是近于强硬的辩护，然而，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是超越了自己，为“爱”而辩护。这两者有所不同，又界限模糊。因为当爱失去了政治理性的约束以后，可以看作是弱点――从政治理性或一般的社会良知的立场上看，也可以看作是个体情感的原生状态。或超越政治理性的本真情感――从个体生命的立场上看。张爱玲显然是从个体生命的立场上进行辩护。对于张爱玲来说，汉奸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个体生命的真爱被政治理性残酷吞噬，亦即当个人介入社会历史的时 候，个人成为牺牲品。这正是张爱玲文学的典型风格所在，也是张爱玲“珍惜”它乃至宁可承受压力也不愿意放弃的根本原因。她深信《色・戒》具有更高的文学性，具有更高的人性视野。

小说《色・戒》体现了张爱玲文学世界的苍凉意味。张爱玲又一次书写了她最具特色的文学母题。《色・戒》根本就没有停留在为个人进行辩护的层面，而是将这一微妙的心曲提升为一种生命悲剧，汇入自己文学风格的博大境界。“苍凉”就是人的沉落状态，人由于其自身的存在特征而被世界社会所覆盖、淹没。这是她观察人生、世界的视角和价值尺度，也是张爱玲构筑自己文学世界的最为重要的支点，如果失去这个支点。张爱玲就不是张爱玲。

张爱玲具有现代作家所少有的坚硬而敏感的“个人感”。她之所以被看作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异数”，其根源也就在于这种“个人感”。她总是尽力使自己远离主流而处在极端的边缘化位置，就是因为她意识到社会对个人的巨大威胁和裹挟。她没有抗日创作，却也没有亲日创作。即使在她和胡兰成的恋爱之时，也仍然谨慎地避开胡兰成的政治倾向。日本人请她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没有出席。看到报上列出代表的名单中有她的名字，她立刻寄去一纸辞函；“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上。”这种对社会的高度恐惧，使她尽量规避一切主流的东西，也使她沉醉于日常生活，就像古代知识分子回归田园生活一样。但是，即使在她沉醉在都市日常生活之中，也仍然无法克服这种对立性情结。的确，她有着都市性的及时行乐的心态，这与其说是彻底的世俗化，毋宁说是“个人感”所带来的高额焦虑的一种排遣方式。然而，无论是服饰还是美食，都无法消除这种顽固的心理情结。在她中学时代的《霸王别姬》(1937年)中，虞姬在拔剑自刎之前忽然爆发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她爱项王，却又终于悟出她从来不属于自己、并且永远不属于自己的悲哀：

十余年来，她以她的壮志为她的壮志，他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当他睡了，她独自掌了灯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和他的江东子弟去获得他的皇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

假如他成功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他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沐浴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

我们几乎很难相信，一个中学生作文竟然体验到这样深切而绝望的生命悲剧。这种个人不断沉落的悲剧体验成为张爱玲主导的文学范式：个人在社会中沉没到悲剧的深渊之中。个人是那种带有“正常的人性弱点”的人尤其是女人。社会主要是世俗社会，偶尔也有政治社会。《霸王别姬》是女性个人与政治关系的隐喻。当女性个人依附在英雄的高大身影上的时候，就注定了女性的悲剧。在《霸王别姬》中没有更多书写的男性、英雄、政治的残酷性在《色・戒》中得以更充分地展开。不能说易先生对王佳芝没有感情，正如不能说项王对虞姬没有感情一样。他也知道王佳芝真的爱他。甚至想以“特务不分家”为由要把她留在身边。然而，他的社会角色却使他很好地控制了这种本来就不剧烈的情感冲动，并迅速将这种自我控制“合理化”，合乎男人政治逻辑、社会历史的残酷铁则。他就像曹操杀了伯奢一家以后那样，想到的是“无毒不丈夫”。为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安全及其残酷的虚荣：“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着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物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王佳芝却与易先生完全相反，在王佳芝那里个人情感战胜了政治理性，她放走了要刺杀的敌人，并造成严重后果。这意味着在激烈的搏杀之中。任何具有人性意味的因素，都应该祛除，人必须变成冷冰冰枪械才能胜任这一特殊工作。

在更多的情况下，张爱玲却表现世俗社会对个人的吞噬。世俗社会中的人，在张爱玲看来，是人的生存常态，也是人性的常态，对此张爱玲是相当宽容的：这是人的存在所无法祛除的。她强调王佳芝“正常的人性弱点”就在于此。这也决定了她不喜欢极端而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人的存在本身就带有荒诞而残酷的悲剧性。她的成名作《沉香屑》中的葛薇龙由于“正常的人性弱点”――渴望世俗幸福而沦落，她明知道乔大公子并非爱她，却也控制不住她对这位花花公子的情感・而那个罗杰教授则由于隐私的暴露被无情吞噬，曹七巧应该说是有些极端的人物，但是，她也有“正常的人性弱点”的根据，一个寡妇独自支撑家庭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恰恰是这种弱点，却使逐渐戴上金制的枷锁，沉入都市物质欲望的深渊。《茉莉香片》、《心经》等等都和更加个人化心曲相关，但是，却毫无例外地走向悲剧。她之所以感到“惘惘的威胁”主要并不是指向某个具体的时代即将崩溃给个人带来的灾难，而是意味着个人无法抵抗外部社会的裹挟和挤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不是从理性的角度看人和世界，而是从生命的角度。正是意识到个人体生命的无法克服悲剧，她才如此坚持生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