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温室气体(碳)排放权市场的发展及其启示

摘 要：在减缓气候变化、改善环境的全球共识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而这恰为国际温室气体(碳)排放权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国应该学习和借鉴当前国际主要温室气体(碳)排放权市场(主要指欧盟碳交易市场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运作模式和先进经验，通过建设适应我国国情的温室气体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推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和节能减排事业的顺利发展，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温室气体(碳)；排放权市场；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cDM)；《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F74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2-0015-05

一、温室气体(碳)排放权市场的诞生

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上升和世界范围的气候异常，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被人们所重视。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提出“将大气中温室气体(GHG)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最终目标。而在1997年12月《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上通过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01)，则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环保协议。其宗旨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以保护环境。《公约》规定，缔约方(包括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平均削减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下，每个国家的温室气体(碳)排放权开始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也就具有商品的属性。

鉴于温室效应具有全球性(即在地球任何地方排放同样数量的一种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全球温室效应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且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之间在减排成本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即联合履约(简称JI，第6条)、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第12条)和国际排放贸易(简称IET，第17条)。通过这三种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附件一国家可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通过交易转让或者境外合作的模式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权。这样，就能够在不影响全球环境完整性的同时，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全球减排成本效益最优。京都“三机制”为国家之间就温室气体排放权展开贸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且逐渐孕育出了一种崭新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

二、温室气体(碳)排放权市场的发展

随着经济学原理在环境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重视市场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适当的市场规则可以刺激私人部门在提高能源效率和采用更加清洁的工艺和技术方面的创造性，鼓励对清洁的生产模式进行投资，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

在《京都议定书》生效前，人们已进行了加拿大GERT计划、美国CVEAA计划、丹麦电力行业试点、壳牌集团STEPS计划、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减排体系(NSW/ACT)等诸多努力，尝试着将温室气体排放权纳入市场机制的方式，以减少和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更是把国际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推进到高速发展的阶段。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目前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见图1)。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其中最主要的交易形式。它们都是基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合作的机制，其运作基础是由附件一国家企业购买具有额外减排效益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再将此减排量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等价物，用于抵消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避免高额处罚。JI项目产生的减排量称为减排单位(ERU)，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称为经核证的减排量(CER)。这两种机制的区别在于，联合履约是附件一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而清洁发展机制是附件一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

另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在配额基础交易中，购买者所购买的排放配额是在限额与贸易机制下由管理者确定和分配(或拍卖)的。《京都议定书》下的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就是以配额交易为基础的。在该机制下，人们采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管理和交易模式。即环境管理者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企业将从环境管理者那里分配到相应数量的“分配数量单位”(AAIJ)，每个分配数量单位等于1吨C02当量。在承诺期中，如果这些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该分配数量，则剩余的AAU(代表排放温室气体的许可权)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有偿转让给那些实际排放水平高于其承诺而面临违约风险的附件一国家企业，以获取利润；反之，则必须到市场上购买超额的“分配数量单位”(AAU)，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近年来，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张，并已成为全球贸易中的新亮点。从2005年到2006年的仅仅一年时间，市场规模就从近100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20亿美元，而2007年上半年的交易量比2006年同期又有近30％的增长(见表1)。

此外，根据估算，《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缔约方在2012年以前的总减排需求量为50亿吨c02当量，其中海外的减排需求约占一半。目前全球正在开发CDM项目，预计到2012年可以提供约22亿吨CO：当量。可见，全球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世界主要温室气体(碳)排放交易市场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国际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区域性的市场中，它们还存在不同的交易商品和合同结构，各市场对交易的管理规则也不相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是现有的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此外，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减排交易体系也成为GHG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

欧盟为了帮助其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做准备，获得进行排放交易的经验，于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交易体系。其目标和功能是减排CO2，涵盖了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且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和挪威也决定于2007年自愿加入EU ETS，与欧盟成员国进行排放交易。在该交易体系下，人们采用的是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管理和交易模式。其做法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企业将从政府那里分

配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欧洲排放单位(EUA)，而所有企业的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度，那么它就可以将剩余的额度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以获取利润；反之，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欧盟的排放交易制度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2005-2007年，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在第一阶段，各成员国要把本国排放总量限制以及国内受体系管辖的设施所分得的EUA数量，以国家分配方案(NAP)的形式提交给欧洲委员会。委员会则对这些NAP进行评估，并决定其是否符合ETS指令函所规定的标准。为保证这项制度的实施，欧盟设计了一个严格的履约框架。它规定，自2005年开始，企业的C02排放量每超过1吨，将被处以40欧元的罚款；自2008年开始，罚款额将提高至每吨100欧元，并在次年的企业排放许可额度中，还应当将该数量加以扣除。

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排放交易网络体系，欧盟通过其连接指令函(Eu linking directive，2004年11月14日生效)，允许EU ETS系统内的成员从2005年起使用CDM项目和JI项目的减排量指标核证减排量来抵消其排放量。所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实现了ETS机制和CDM、JI机制的结合。此外，为扩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影响，进一步降低欧盟企业的履约成本，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积极与其他排放交易制度进行连接。目前，它能够与《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的排放交易制度连接，如加拿大、日本、瑞士等国的ETS。通过双边认可，它还实现了与其他非《京都议定书》机制连接的需要，如美国州一级的排放交易制度。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交易基本都是通过直接交易市场或者交易所来实现。欧盟碳交易活动的3/4是通过场外柜台交易和双边交易来实现。其中半数以上的场外柜台交易是通过交易所结算交割。目前欧洲有四个交易所参与碳交易，即阿姆斯特丹的欧洲气候交易所、奥斯陆的北方电力交易所、法国的未来电力交易所、德国的欧洲能源交易所。在所有通过交易所结算交割的碳交易量中，欧洲气候交易所的交易量占82％，其全部碳融资合同都是在伦敦跨洲期货交易市场进行电子交易。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运行两年多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目前情况看，企业的履约率很高，其中英国的履约率超过99％。在国家层面上，除爱尔兰、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丹麦外，其他国家都接近于完成目标。

2、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减排计划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成立于2003年。它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一个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先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包括所有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注册、减排和交易体系，自2003年12月12日开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进行GHG排放许可和抵消项目的电子交易。

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减排计划中，许多北美公司和其他实体(女市政当局)自愿作出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以保证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能够实现其两个阶段目标：在第一阶段(2003-2006年)，所有的会员单位在其基准线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实现每年减排1％的目标；在第二阶段(2007-2010年)，所有的成员将排放水平下降到基准线水平的94％下。

对每个会员单位来说，他们的排放基准线被设定为1998-2001年期间其年排放量的平均值；对第二阶段的新会员来说，其基准线是2000年的排放量。这些公司可以通过内部减排、从其他面临排放限制的公司购买许可，或者购买满足特定标准的减排项目产生的信用额度来履行承诺。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开发了一套基于互联网的电子交易平台，供其会员买卖温室气体排放权使用。所有交易都必须通过这个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的过程和数据由内部系统记录，不对外公布。会员超额完成的减排指标可以储存。

除上述两个交易市场外，世界上还有很多正在运行的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这些交易市场的规模较小(见表2)。

四、我国的温室气体(碳)排放交易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已先后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基础，参加以项目为基础的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由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以及对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决定了在我国实施CDM项目上的巨大潜力。

根据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EB)的统计，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已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总数为890项，其中我国已注册成功的项目为147项，占项目总数的16.51％，仅次于印度(33.82％)，居第二位(见图2)。但由于我国已注册项目的减排量规模普遍较大。因此，在总减排量上，我国以90956948吨c02当量雄居榜首，占全球预期年减排量的48.39％(见图3和表3)。

目前，由于我国从事CDM项目的企业(减排量卖方)大多缺乏足够的有关国外买家(减排量买方)的信息，对国际市场上通行的交易方式、交易价格、交易程序以及交易手续都不太了解，因此导致我国目前的CDM项目减排量交易极为不规范，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使国家和企业利益受损，阻碍了我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五、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构想

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最大权益，我国应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

1、规划中国温室气体(碳)排放交易权框架

国家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在中国建立一套完善的碳排放交易框架。从现在着手，建立自己的排放交易体系，获取排放交易的经验，以应对中国未来可能承担的《京都议定书》的义务。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应分为两类，即国内交易和国际交易。国内交易应建立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之上。按照国家规划，对各省设置排放上限，各省再将具体额度按规定下发给企业。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量超过该额度，需要到市场上购买其差额的排放许可额度。如果不能或不愿购买减排量来弥补超额排放的指标，那就只能选择上缴罚款。国际交易则主要是面向国外购买商交易，开发和提供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等成熟交易所相同的产品，并进行交易。

另外，应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以保证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通过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有利于创造相对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防止不正当竞争，保证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

2、设立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交易中心应具有一定的官方权威性，以保证其能够在结合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的优点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用市场导向来指导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实施。通过交易中心的市场化运作，产生并传播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信息，使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最小化，并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3、市场交易产品 　我国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的对象不应仅限于减排二氧化碳。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可以借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经验，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等六种温室气体都纳入减排对象。

至于交易形式，在初始阶段，我国应以已获认定的《京都议定书》规定的CDM和JI形式的产品现货形式，即减排信用额。未来可以参照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期货期权合约，以标准化形式进行产品交易。

4、交易平台

可以考虑先在北京建立一个实体性的交易市场，为各会员和参与者提供交易场所。同时，构建一个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上进行交易。利用此交易平台，会员可以卖出超标减排量来获得额外利润，或者买入不足的减排量以履行义务；系统地做好可持续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向股东、评议机构、市民、消费者和客户展示有关气候变化的战略远景；通过及早采取具有信用度的减排和认购补偿行动，使企业在同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认同；通过交易所聘请的具有温室气体减排量审核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定期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有选择地采用各种减排技术和措施进行温室气体减排。

责任编校　周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