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模型与应用

摘 要：准确评估我国的金融治理能力，能够为金融改革提供方向性指引，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金融治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内涵，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结合2007―2015年的经济金融数据，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打分法和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得出我国金融治理总指数及三个分项指数，这两种方法相对应的计算结果相关系数都大于0.9，充分说明了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到2015年，我国金融治理总指数大体呈上升趋势；经济金融总量指数在波动中趋于平稳；金融发展水平指数自2008年以来持续上升；微观审慎监管指数先升后降；论文还结合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情况分析了各指数变化的原因，提出改进金融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经济金融总量；金融发展；微观审慎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重构国际金融秩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业也由高速增长期逐步过渡到局部风险暴露的深度调整期。面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党的十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是“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提升金融治理能力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那么，立足于“金融治理”的内涵，构建完善的评估框架，准确评估金融治理能力，有助于金融治理的自我完善，能够为金融改革提供方向性指引，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治理能力的评估框架应基于“金融治理”的内涵进行构建。对于“治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将其定义为： “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调和各种利益主体并促成联合行动”。因此，治理体现为相关各方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主张政府简政放权，培育社会组织，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多主体、多中心共同治理（宋军，2015）。那么，“金融治理”就可以定义为：“各类金融主体共同维护金融稳定、提升金融运行效率、推动金融发展的一系列制度规则，以及各主体相互协调、共同合作处理金融事务的过程”。其中，金融主体包括相关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等。从经济金融体系运转的全局来看，金融治理应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含义：宏观层面，金融治理致力于维护物价和经济稳定，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予以实现；中观层面，金融治理着眼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具体体现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组织体系发育程度及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程度三个方面；微观层面，金融治理强调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主要体现为基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微观审慎监管。

20世纪90年代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促使关于金融治理能力的理论研究和评估实践迅速发展。受金融危机推动，宏观层面的评估实践发展迅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IMF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联合启动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并于2006年公布了基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金融稳健性指标编制指南》，成为其对各成员国金融体系评估的重要指标；我国于1999年接受了FSAP的首次评估，并于2015年启动了更新评估程序。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初步形成了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在对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于2015年构建了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中观层面，有关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测度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国外方面，传统基金会、弗雷泽研究所分别从1995年和1996年开始连续公开经济自由度指数，其中均涉及了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度量；Laeven（2000）、Bandiera（2000）则利用多个国家的数据对金融市场化程度进行了专门测度。国内方面，樊纲、王小鲁、朱恒鹏自2001年起连续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中将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作为重要的分项指标；黄金老（2001）、周业安等（2005）针对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进行了专门测度。微观层面，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是当前国际银行业最为权威的监管标准，迄今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修订。2010年最为严格的巴塞尔协议III之后，各成员国陆续开始实施，而BCBS也依据该协议对成员经济体进行同步评估，并根据实施效果和评估结论对协议进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尽管国内外有关金融治理能力评估的研究较多，但大多仅从金融治理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混合的侧面入手进行指标设计，并未全面体现金融治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内涵。此外，成果中有关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测度均采用人工赋值和简单算术平均法进行指标计算，结果存在较大的主观性。正是考虑到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基于金融治理的丰富内涵，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着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克服评估的主观性，本文将选取可度量且能够取得客观数据的指标，并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打分法和因子分析法进行指标计算，最终对两种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基于计算结果，结合现实情况，本文将对中国金融治理能力进行具体评价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具体安排如下：除第一部分引言外，第二部分基于金融治理三个层次内涵，搭建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框架；第三部分选取我国数据，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打分法和因子分析法估计我国金融治理指数，并对两种结果进行比较；第四部分结合现实情况对我国金融治理能力进行评价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完善的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估金融治理能力的前提，对于金融治理的自我完善、金融改革的有序推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金融治理总指数，即对我国金融治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估；第二层次是金融治理各分项指数，即立足于金融治理的丰富内涵，参照Blinder（2010）搭建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治理框架，从宏观层面的物价和经济稳定、中观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化、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微观层面的个体金融风险防范等几个方面出发，全面考察评价我国的金融治理能力；第三层次是基于第二层次的若干个具体评价指标。

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

（一）宏观层面――物价和经济稳定

在宏观层面，金融治理首先着眼于维护物价的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周小川，2016）。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平滑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也成为各国金融治理的重要内容，但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正在探索和建立当中，已经公布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指标体系多有重合，因此暂不予以体现。

物价和经济的稳定状况主要通过一些宏观指标来体现。我们用CPI增长率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用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此外，由于宏观层面的金融治理主要通过货币政策予以实现，保持市场流动性水平的合理适度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内容，对于维护物价和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在指标体系中加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并用M2增长率来具体衡量。

（二）中观层面――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不但是中观层面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对下一阶段金融治理的有效开展也具有重要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将其归纳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组织体系的发育程度、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三方面内容。

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市场化通常被国外学者称为金融自由化，它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运行主要由政府管制转变为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周业安、赵坚毅，200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践经验普遍证明，金融市场化程度对于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利率市场化程度、资本自由流动水平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指标，并分别用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贷款中基准利率贷款占比、对外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金融组织体系的发育程度。金融组织体系（又称金融机构体系）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及金融制度下，由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银行体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以及各类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职能和相互关系。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能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不但能够将金融资源配置到高增长的重点领域，还能够支持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本文从金融部门的市场集中度、金融机构经营的多样性、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的集中度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指标，并分别用大型商业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非主要贷款类资金运用与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和之比、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与人民币贷款余额之比来衡量。

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金融市场体系是指金融市场的构成形式，对我国而言特指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银行和市场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能够相互促进发展（Allen和Gale，2000）。两种金融体系各有所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本文从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直接融资占比、金融发展的深度、金融发展的广度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指标，并分别用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的占比、货币化率（M2/GDP）、资本化率（股票基金累计成交额/GDP）来衡量。

（三）微观层面――个体金融风险防范

微观层面的金融治理强调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它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监管标准，控制银行的经营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巴塞尔资本协议是当前国际银行业最为权威的监管标准，微观金融治理就体现为基于巴塞尔协议的微观审慎监管过程。对于微观审慎监管，国内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指标体系，本文选取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比例来考察微观层面的金融治理能力。

根据框架及选取的具体指标，本文构建了中国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从表中第4列可以看出，为克服评估的主观性，本文选取的具体指标均是可度量的，而且数据是能够实际取得的。

三、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为计算我国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数，本文选取了2007―2015年的相关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WIND或CEIC。我们首先采取国内外常用的算术平均打分法，通过对金融治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具体指标的分值进行算术平均（计算权重见表1），从而得到中国金融治理能力的量化评估指标。一方面，由于算术平均打分的方法对于指标权重选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另一方面，有关金融治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一级指标评价中又包含大量分项指标，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评价中国金融治理能力的共同因素，这样既能够减少分析变量的维度，又能通过因子模型更为合理地对中国金融治理能力进行全面评价。而且，我们还将分别采取算术平均打分法和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而说明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一）算术平均法数据处理与计算结果

在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金融治理指数时，由于各项指标的量纲和标准不一，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借鉴中国市场化指数（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的数据处理方法，我们的数据标准化公式如下：

由于各指标与金融治理能力的具体正负关系并不明确，本文将首先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主成分，确定各项指标权重。随后，参照主成分因子分析法中确定的指标与金融治理能力的正负关系，我们根据数据标准化公式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随后按照表1中各指标的权重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得出金融治理总指数和各分项指数。根据金融治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含义，我们将各分项指数命名为微观审慎监管指数、金融发展水平指数、经济金融总量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