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筑装饰艺术的梳理、维护与再利用

摘要：民国建筑装饰艺术在中国建筑装饰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而今，建筑艺术发展正面临后工业时代的观念性与多元化趋势，对民国建筑装饰艺术进行认真梳理、保护与再利用，是艺术继承与创新的需要；在民国建筑集中的区域，不可停留在单一的保护与再翻建层面，而应加强“形式研究”，即作为建筑装饰艺术主体风格与语言的形式符号的研究与利用，以促进地方的“文化翻新”、艺术创新乃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民国建筑，装饰艺术，文化标尺，形式符号，文化创意产业

中图分类号：J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3-67-3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东西方碰撞，西风顺势东渐，在碰撞之后的协调、融合与发展过程当中，促成了民国建筑装饰艺术开始由近代向现代、由集中向折衷、由东方传统向中西兼容装饰美学的重要转型。因此，民国建筑承载了这次中国现代建筑装饰艺术转型的完整历史过程，在中国建筑装饰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而今，建筑艺术发展正面临后工业时代的观念性与多元化趋势，对经典建筑装饰艺术的维护与再利用也不可停留在单一的保护与再翻建层面，而应是横向的“形式研究”，即作为建筑装饰艺术主体风格与语言的形式符号的维护研究，以及纵向的“文化翻新”，以促进今天的艺术创新乃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一、鲜明的文化标尺

民国建筑装饰艺术作为一部参考现代建筑美学思想与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集中了中国近现代建筑装饰艺术发展的双重价值取向：对东方传统样式非科学性的反思与对西方现代建筑理性成分的吸收。

这种双重取向的鲜明性与独特性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不曾有过的。她的产生可追溯为两条历史动因，一是国际趋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得资产阶级制度与技术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代表其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文化也随势波及世界，19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美学在各个流派的百花齐放中，从文学，美术，诗歌到建筑等领域促成了新形式，新材料，新结构的产生，如新古典主义美学思路；以马列维奇、蒙德里安为代表的几何抽象与风格派；致力于现代设计为主导的德国魏玛的包豪斯等。二是国内趋势：1918年开始的以新文化运动及次年的“五四”运动为高潮，使当时中国更加开放的兼容外来文化，传统的本土文化面临现代转型，这极大刺激了中西合璧的现代性建筑美学的诞生。当时也出现了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建筑师，如留日的刘敦桢，留美的杨廷宝、梁思成、吕彦直、林徽因等，他们日后成为了民国建筑界的中流砥柱。

在这两条主要动因的驱使下，民国建筑装饰美学走向了“内核”的聚变与“外缘”契入并互为转化的装饰艺术典型。中道西器、中体西用，在东西方不同风格、形式与功能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索中，民国建筑装饰美学呈现出一套独立完整的形式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表现了当时建筑装饰特有的形式美学，功能美学以及审美心理学。而值得我们研究与维护的是这些形式符号并非为某一个民族之样式、文化背景和心理参照，而表露为多重地域与多元文化特征在个体或群体审美功能积淀上的日趋独立与完整。这其中以简洁明快、抽象对称的新民族样式风格（又被称为现代化民族形式风格）；以自由组合，不讲定法的西方折衷主义风格；以东方外饰、西式布局的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近代简化风格等装饰符号最为突显。

二、符号学的研究与归纳

意大利建筑师阿尔伯蒂（Leon BattJsta AlbertJ）在其著作《论建筑》中写道：“建筑的美在于各部分的和谐，以共同适合于恰当、匀称、表达、优美的反映”。可见形式符号与建筑的功能、结构之物质层面，以及伦理、审美之心理层面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其绝非某一简单之标记或记号，而被定义为一种象征、一种参照或一种含义，它喻示人类所特有的想象力、情愫、寄托与智慧，而成为一种精神性载体。

对于装饰艺术形式符号的保护与利用应建立在对其的研究与归纳之上，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建筑装饰艺术领域中，形式符号的功能结构性、文化象征性、心理暗示性进一步摆脱了技术制约而独立存在，在对建筑结构、环境等起到加强、维护与调节的物理同时，更满足了人们精神诉求、审美取向和思潮境迁等心理需要，实为建筑构造变化、风格演化的高级形态。

新民族样式风格着力于融合中西方建筑装饰元素，创造出既具时代气息又具传统特色的新民族形式建筑。其大量采用平面组合体型与平屋顶结构，在构图与比例的原则上借鉴西方古典的三段式划分，柱式比例等，凸显出简洁与对称的构图。在建筑各构件如檐口、墙面、门窗、入口以及室内施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形式与图案。如1934年建成的南京首府外交部大楼，建筑外型采用西方现代平面式，整体立面三段式构图，但细部装饰又富含东方传统意味，其檐口下以褐色缸砖装饰成的简化的斗拱构件形象，回纹线脚雕刻以及入口处门廊立柱与雨篷转角处表现出的霸王拳的抽象形象。斗拱、霸王拳、雀替等是东方独具的建筑装饰结构与象征功能构件，在承载较大面积屋面重力传递的同时表达了鲜明的象征性意味，如祈福求祥、厌辟灾祸、伦理等级等。在此建筑装饰中的符号却是简化、抽象、提炼过的，表现了当时人们己逐步趋向极具现代装饰感的西方抽象艺术与简约主义美学，因此转化为体现民族性与时代感的纯粹装饰符号了。

形式符号是我们区别归纳不同时期、类别、地域建筑装饰艺术的主要参照。东方的装饰形式大多是象征性、意象化的，包容了东方人祈福求祥的美好意愿和仁义礼智的精神崇拜。而西方的装饰形式大多是写实性或抽象的，更偏向于某种理性意识与宗教观念，反映了西方人祟尚自然与逻辑的理性文化。建筑装饰演至民国时期，各具东西方代表性的形式符号，或以原型，或以简化、抽象，交叉处理运用到建筑装饰构件当中，在混搭的形式上重塑形式之美，这其中以折衷主义风格较为明显。

折衷主义风格的装饰元素源于西方对各个历史时期建筑样式“令人信服”的模仿、混搭与自由组合，不求定法，自成一体，是民国初期建筑装饰运用较多的一种表现手法。如建成于1910年的江苏省咨议局，其装饰整体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式，以拱券门特征为主，辅以帕拉蒂奥母题的栏杆与望柱，对称布局的法式梦莎式屋顶，复杂精致的欧式线脚装饰、磨砖雕刻、楼梯扶手、栏杆、木门等构件遵循西方古典样式。而在材料、装饰细节的处理上又体现出了中国传统装饰的特点。如大量使用替代西洋石料的本土青砖、红砖，局部因地制宜地采用混合砂浆以及多种混合材料，细部装饰采用了带有中国传统特点的植物花饰如回纹、卷草纹等作为浮雕装饰题材。由此建筑的装饰构件到仪饰，从纹样到材料工艺，充分体现出东方人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及新古典主义美学形式和功能的理解与接受，一方面基于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思维习惯，社会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出建筑装饰符号本身之于西方文化教化与传播的心理功能，其时代象征意义与当时人们的审美心理与价值取向是互为依托的。

中国传统宫殿式近代简化风格充分展现了“新功能、旧形式”的时代装饰美学，这类建筑装饰艺术既符合现代装饰功能的需要，又饱含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精华。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建于1933年的南京华侨招待所建筑群，主楼屋面采用明清官建庑殿项形式，二三层相连的西式竖窗，窗间以红漆装饰壁柱分隔。底层檐口与勒脚部分以水泥假石贴面形成高大的基座效果。正脊与戗脊均有简化后的鲜明民国式脊饰，正脊吻兽转化为了中国传统拐子龙浮雕的装饰性构件，四边戗脊走兽更是抽象成略有形象化的突起装饰符号。独特门廊的梁枋阑额、檐口下额均绘有传统的装饰彩画，雕梁画栋。这些装饰构件己超越了物理功能而上升为纯粹的符号元素。如建筑台基高度隐含了传统的伦理等级功能：“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漆饰的用色也喻示了礼制的要求：“以丹为贵，依次为丹、黝、青、黄”。屋脊的鸱尾与吻兽装饰有厌辟灾祸，守护平安的功能；而完全抽象简化后的兽形图案以及西式墙面竖窗、壁柱等则非常契合那个开放年代的民族审美心理构想。

可见民国建筑装饰符号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体系，虽然它现正面临减少、替换或彻底丧失。因此研究、归纳、提炼这段时期的装饰符号对于学习其装饰设计方法，传承其装饰美学理念，寻求维护经典建筑装饰艺术的有效途径至关重要。首先，要保持这些符号体系独立的美学价值与时代文化特性，研究其对于特定时期建筑装饰的功能、技术及材料运用的主导性与关联性，这并非着意强调功能须服从于装饰或反映装饰，而是要保证装饰艺术与建筑结构的逻辑统一。如果建筑装饰结构、材料、施工等技术本身能考虑到形式符号的和谐与统一，才能在维护与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忠实的还原其特有的符号与内涵，追溯原有的艺术氛围，为“拟建”一种新兴的民族地域文化经济产业链奠定理论与物质基础。

三、创意型文化经济产业链

目前，国内现己逐步意识到对民国建筑的开发与利用价值，如上海“新天地”广场的成功开发与南京1912民国休闲娱乐区域的建成。但这样的再利用仅以单一的经济获益为导向，是在对建筑文化并非真正深知与独到理解上的再利用。所以其过程中必然存在原貌丧失，装饰变味，滥取滥伐，资源浪费等弊端。因此，对于民国建筑装饰艺术的再利用，不应该只停留在对其特征的描述与再现上，不应该只停留在单一的利益获取与盲从开发之上。

建筑装饰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一首无声的诗，那么以创意型文化主导的经济产业链无疑是将这首“诗”推向了更广泛的阅读群。在现代社会经济越发以“高技术和高文化附加值经济”为依托，越发以服务化、信息化、开放性、关联性为特征的产业链趋势中，对经典建筑装饰艺术的再利用必须打造以民族地域文化为主（包括遗产文化、创意文化、衍生文化等）的文化输出型经济产业链，才能产生相当的规模与效应。

新兴文化经济产业链应是一个资源化、创新性、低损耗、技术化、多层次、再循环、网络化的链条结构，而文化输出是它的策略重点。实现这一新型产业链的资源化与创新性，关键在于归属“内容产业”的遗产文化发掘、归纳、创新的价值链。民国建筑装饰艺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体制、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思想潮流、科技发展、风俗习惯等环境风貌，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师们创新民族传统装饰文化，探索西方文化本土转型之路。中西合璧、道器结合，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环境、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本土现代建筑文化源流的一面明镜。基于这一价值链的架构，首先应着眼于研究与时代背景相关的建筑装饰文化的概念创新、材料创新与方法创新，并将其看作是一座庞大的文化博物馆体系，从中提取最具浓缩性的装饰艺术符号，提取最具代表性的新材料、新技术结晶，提取某一建筑身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提取那最折衷，最多元化的衔接古今中西的“中间环节”，从而作为这个博物馆馆藏的一件件物质与非物质藏品，充分发挥这独特的装饰艺术所聚合的强大物质功能与精神载体，形成丰富的创意产业素材内容的产业活动。

而其技术化、多层次体现在归属设计制作产业的企业链。基于民国建筑装饰符号理论研究与创意内容、创新概念启发下，以文化输出与文化创意的高附加值为引导形成庞大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载体。如建立民国建筑博物馆系统，装饰艺术馆、历史文献馆，在网络上创建民国装饰文化历史演变与陈列的虚拟数字博物馆，在还原或进一步凸显民国建筑装饰形态的前提下，将原历史建筑改建为民俗艺术馆或现代美术馆，在相对集中区域以历史建筑为实景开辟出专业的影视拍摄基地以及制作、编排、特效、宣传等高新技术产业区。同时兼容并蓄相关文化设计方面的企业、他们将提供高科技技术支持、国际化的策略推广、信息的交互咨询和文化经纪等平台支撑。

再循环、网络化表现在归属服务与衍生产业的供需链，着重体现在消费类信息文化产品的普及和文化艺术符号的大规模市场推广。其前提是基于对现代消费心理学的求实动机、求美动机和求新动机等品牌心理的研究。民国建筑装饰完整的历史文化积淀早己使其成为代表民族的文化品牌，同时其特有的混搭、折衷、简化、抽象、仿古、现代等装饰风格又作为当今个性化消费主义的完美代言。因此高附加值的品牌效应在文化产品推动下将形成巨大的资源能量，渐入到一个网络化的衍生领域，衍生出相当可观的周边经济，如以民国建筑装饰为主题的餐厅、休闲会馆、主题公园，民国装饰文化的家居系列、生活休闲创意产品、文化用品、服饰，民国建筑装饰历史出版物、影像产品等等。

四、结语

一个时代的建筑艺术由于其独具特色，因而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区分开来，而这种特色必须饱含时代之沉淀才能富于生命力，才能作为本民族文化于特定历史时期发展的代表。因此，对于这些经典传世建筑装饰艺术的维护与再利用须切合其独有的文化体系与思维逻辑，须建立在系统的理论认知与独到的运用思维之上。单一的利益取材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变味破坏性的翻修更是一种失职！一切偶然和仅仅是样式化的动机都应被放到它应去的最低层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本民族建筑文化之历程；通过具体的装饰美学形式追溯其源，才能使今天的文化产业创新具有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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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承波，南京财经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院长，教育部社科课题《民国建筑装饰研究》（10YJA760015）主持人；

彭涛，南京财经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硕士，毕业于法国波尔多高等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