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什么

清晨5点多钟，5岁大的小侄――内弟的儿子就醒了，家里也就甭想安生了。我熬了大半宿，本想趁礼拜天睡个懒觉，也给搅和了。早餐后爱人就出门了，我又成了幼儿园看孩子的“阿舅”了，一边敲着键盘爬格子，一边还要应付小侄没完没了的“骚扰”。小侄那边突然一下子没声了，他在搞什么名堂？我溜了一眼，小家伙儿正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屁颠屁颠地跑到我跟前，两手背到身后，生怕我看见，认真地问我：“姑夫，咱俩比赛好吗？”我反问道：“赛什么？”“速算。”“怎么赛？”“当然是比谁算得快、算得准。”“题在哪？”“在这。”小侄两只小手一伸：“我出的卷子，两张一模一样，公平吧！”我差点笑出声来，心里话，“‘考官’自己出题跟人家比赛，还说‘公平’”！我刚想看看考卷，他发急了：“不能看！我还没说开始呢。”“好，好，好。”我有些哭笑不得了。

随着“考官”一声令下，比赛开始。我既不能答得太快，太快了会损伤小侄脆弱的好胜心的，他输了，肯定哭鼻子；又不能答得太慢，太慢了小侄有可能会看轻我这个“校长”的，还会把他惯坏了，滋生骄傲心理。所以这个分寸一定要拿捏好。我一边瞄着小侄，一边答题，我俩几乎同时答毕。接着“考官”开始评卷。“哎呀！”小侄一声惊呼，“IFU（我服你）！”我问：“怎么了？”“姑夫，你太有才了，7+9你竟然算对了3遍，大校长就是了不起！”刚才我还纳闷，考卷上怎么会出现三道“7+9=（）”？还以为是“考官”的疏忽呢，原来是他故意所为，在孩子眼里，这可是一道难题啊，答对一遍实属不易，我能连着答对三遍当然不是一般的有才，而是“太有才”。

“姑夫，长大了我也当校长。”

“好啊，那你得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哟！”

“‘校长’是什么呀？”不想小侄竟有此“哲思”。

是啊，“校长”是什么呢？当了十多年校长，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浮现在脑海里。小侄此问使我陷入了深思。

“校长是‘官’吗？”我曾问过一位当教育局长的朋友。他含混地答道：“不能说校长不是官吧。”“那么校长是什么官呢？”他没有作答。在“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中国，一提到官，不管嘴上怎么说，人们心里都会敬畏，有时是忌妒。校长也成了官，还硬往行政级别上靠：小学校长副科级，初中校长正科级，普高校长副处级，市重高校长正处级，省重高校长副局级，大学校长是什么级我就不晓得了。有些人脑袋削了尖钻到了校长堆里后，便现出官形、长了官气、迈着官步、打着官腔、办着官事，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成人样、不带人味、不走人道、不说人话、不办人事，官不官、匪不匪的。

“校长是‘商’吗？”带着这个问题，我曾走进某著名高等学府，向学冠中西的教授请教。教授高谈阔论：“中国加入WTO的事实，决定了中国教育的产业化性质，学校成为产业――第三产业已是大势所趋。从这个意义上讲，校长不就是商吗？校长就是学校的CEO，当代中国的校长首要的任务就是挣钱。道理很简单，没有钱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学校的发展也就失去了经济基础……”“教育产业化”理论对中国教育领域影响深远，差一点就把中国教育引向深渊，直至今日流毒尚存。它讲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动人美妙，实则把教育的公益性质给“谋杀”掉了，恶化了社会矛盾，违背了教育规律。关于中国校长究竟是姓“教”，还是姓“钱”的问题，曾经热议一时，这种理论不亚于给“钱校长”们注射了一针“兴奋剂”，“教校长”们有的也耐不住了，纷纷改名换姓、改弦更张。他们一手拿着搂钱的耙子，一手抱着装钱的匣子，有的人在往公家匣子里装的同时，还惦记着往自家匣子里装。一时间从大学到中学、小学、幼儿园，铜臭味充斥其间。如果监管不利的话，则教育腐败就成了必然；学校跑马圈地、规模无限扩张的后果，是教育均衡发展的格局被严重打破。“钱校长”们惹下的祸事恐怕远不止这些，受损害的中国教育形象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得以修复。

我以为校长首要的是责任。从法律意义上讲，学校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校长是法定的法人代表。校长代表学校行使法人权利的同时，也代表学校履行法人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人责任。在“责任”的前面还要加上个限制词才更确切，即“第一”，亦即校长是学校方方面面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第一责任人”谁也别争，谁也别抢，学校出了事，若是问责的话，首先拿你校长是问。校长们有怨气，也情有可原：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如坐针毡，吃着辛苦，担着责任。校长难当是事实，当今学校领导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责权利不统一。我周围不少校长甚至发出这样的抱怨：“校长简直不是人干的！”现代学校呼唤着现代校长制度的建立，但这尚需假以时日，身为校长胡思乱想于事无补，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所肩负着的那一份重于泰山的责任。

（作者单位：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