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民间金融

摘要：文章以浙江省为例研究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和民间金融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在金融领域单纯注重量上的增长并不能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相反会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浙江金融发展应从增量性金融发展转向质量性金融发展，在全国金融一盘棋的格局之下，短期内有效提升浙江省金融发展的质量必须注重民间金融的发展，以满足浙江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金融发展；增量性金融发展；质量性金融发展

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认识，经济学家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金融并不为“经济学先驱”所重视（Meier and Seers，1984），其中还包括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同样不重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罗宾逊夫人（1952）提出了“企业先行，金融跟随”这一著名论断；卢卡斯（1988）认为经济学家往往夸大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而言，金融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仅是“实体性部门”需求变化的附属品。与上述观点相反，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1988）提出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极其重大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发展史中，还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1912）、格利和肖（1955）、戈德史密斯（1969）以及麦金农（1973）等都不赞同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可被忽视的观点，指出这种忽视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理解的偏差。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而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将对现有的经济模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Levine，2003），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出有效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Zingales，2003）。而莱文（1997，2004）从金融职能角度来解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职能可划分为五大类：提供投资和资本配置信息；监管投资和完善公司治理；便利交易和降低管理风险；调动储蓄资源；利于商品和服务交换。尽管金融体系具有大致类似的金融职能，但各个国家（地区）提供这些金融职能的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金融体系值得深究。而在我国有关区域金融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我国经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类同于跨国研究。因此，对我国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层面，必须深入到地区层面，才有可能把握到基本的现实，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周立、王子明，2002）。因此，我们集中分析浙江省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作用，借此得出浙江省金融发展到了转变阶段的结论。如若金融发展这一瓶颈问题不能较好地解决，将会影响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潜力。而且当前正是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立足于现实给出建设性意见。

一、省内经验观察

（一）全省金融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研究自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浙江省金融的整体发展情况。由于缺少地区范围的M2数据，因此无法直接用传统金融深度这一常用指标来衡量浙江金融发展状况。然则，浙江省金融资产以银行资产为主，而银行最主要资产为存款和贷款。因此可以利用金融相关比率来揭示浙江省金融发展状况。而金融相关比率最早是由戈德史密斯提出，用以一个衡量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其计算公式：FIR=（S+L）/GDP，FIR为金融相关比率，S为金融机构存款额，L为金融机构贷款额，GDP为各地市的生产总值。在研究中所涉及的金融数据来源于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

通过对全省金融相关比例的处理，从图1中可以看出，1978～2005年浙江省在经济和金融两方面都得以稳步发展，金融相关比率从1978年的0.6845上升到2005年的2.7572，其中2003年全省金融相关比率为最高，达2.7586。从1997年开始，FIR上升态势更为显著，这反映出浙江省开始了快速的金融市场化进程。

（二）各地市金融发展趋势

鉴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应进一步深入考察浙江省各地市金融发展状态。我们发现金融发展程度各有差异，但总体上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较高。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按照浙江省各地市的经济实力（经济总量），将11个地市划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地区为杭州、宁波和温州三个市；第二类地区为绍兴、台州、金华和嘉兴四个市；第三类地区为湖州、衢州、丽水和舟山四个市。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分别考察浙江省三大类地区的平均FIR指标。在历年各地市FIR数据中，以杭州地区的FIR指数为最高，湖州地区的FIR指数为最低。图2中反映出经济较为发达的杭甬温地区FIR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另外两个层次地区；而处于第二、第三层次地区的FIR指数相对差距并不十分明显。

此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这就是金融支持说。而居民储蓄的增长为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低的储蓄能力必然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金雪军、田霖，2004）。在浙江省内金融资金充裕度的方面，我们采用存贷差、存贷比来加以衡量。存贷差是一个绝对数概念，而存贷比则是一个相对数概念，结合两者可反映一个地区信贷资金的自给程度。通过对省内各地区存贷差的计算可知，目前浙江各地区均处于存差状态，其中杭州地区存贷差绝对数最大，资金相对充裕，衢州地区存贷差绝对数最小，资金相对匮乏；而浙江各地区存贷比均大于1，反映出浙江省各地区整体上能实现信贷资金的自给自足，其中存贷比最高的为嘉兴地区，最低的为衢州地区（见表1）。

透过相对充裕的金融资金，我们更需要关注其内部结构。在此，我们仍参照上述分类法，将11个地区分为三大类地区。经过相应的数据处理，我们得到了如图3所示的金融资金结构变化趋势：从静态数据来看，第一类地区居民储蓄所占比重最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地区金融发展态势良好，而其他两类地区中居民储蓄所占比重较高，金融资金结构存在着问题；从动态数据来看，三大类地区居民储蓄比重随时间推移而逐渐降低，反映出在金融开放的有利条件下浙江省内各地区对金融结构逐步进行优化的过程。

二、金融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以上的经验数据观察来看，浙江省金融资金总量并不缺乏，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金融在量上得到较高的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浙江省金融发展无疑是选择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协同发展这一模式。但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问题突出：金融相关比率偏高、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偏向间接融资、金融机构类型结构偏向商业银行机构、银行市场结构偏向大银行垄断、银行所有制结构偏向国有银行、银行贷款类型结构偏向企业生产经营贷款、银行贷款对象结构偏向国有大型企业贷款、金融区域结构偏向大中城市。根据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的研究，提出一国的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并不是永无止境，该比率在1-1.5之间趋于稳定；欠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多在0.6-1左右，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在1.5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各地市中金融相关比率最低为湖州市，其FIR指标也高达1.5，那是不是意味着浙江省金融已经发展到了和发达国家等量齐观的境地了吗？

绝对不是！虽然储蓄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能说明该地区经济信用化程度，但并不是越高越好，其中存在着一个相反的机制――储蓄和投资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另外，浙江省内融资方式过于单一，主要是依靠金融机构吸收居民储蓄存款作为资金来源。而在这一前提下，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或FIR指标的提高也意味着储蓄总量的增加，会对投资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影响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单纯的金融资金规模增加到达一定程度就不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而导致浙江省出现金融发展瓶颈，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发展中只强调增量性金融发展，而相对忽视了质量性金融发展。这种发展思路将在未来影响浙江省长期的经济增长，所以，浙江省金融发展应逐步从注重量化增长向注重质化提升过渡。

对浙江省内各个地区金融发展状况所作的比较，我们发现在浙江省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度，且第二、三层次地区的金融发展差异，并不像经济发展差异那样明显，这正好说明了这两个层次地区目前正处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增量性金融发展，此时金融量的积累效应更加显著，因而指标相对接近。而第一层次地区的FIR指标较高，反映出该层次金融发展程度要优于另外两个层次地区，应当首先承担起金融发展由增量性发展向质量性发展转变的重任。

如何才能从注重增量性金融发展转向注重质量性金融发展？金融深化是必然之举，然而这一举措仅仅是长期的解决之道，并非一个省市的能力所及；在短期来看，如何避免由于金融发展落后而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这是我们所更为关注的。我们认为要在短期内有效提升浙江省金融发展的质量，必须注重民间金融的发展。因为民间金融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所以它往往比主流金融更具有活力，更有效率，也更加真实（姜旭朝、丁昌峰，2004）。民间金融从其形成以来，一直都是以私有制为主，相对于主流金融是一个自发的从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发展初期，民间金融往往能和主流金融形成互补，可以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改善宏观经济效率，促进民营经济增长（潘士远、罗德明，2006）。借助这一特性，要是能较好地发挥出民间金融的互补作用，对提高浙江省金融质的发展大有裨益。

针对以上问题，浙江省需对金融发展有新的认识，省内民间金融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填补金融深化不足所带来的“真空地带”。在此我们提出如下具体措施：第一，作为国家金融改革试点城市的浙江各市，应该把握机遇，坚持社会稳定与金融改革的速度相协调，绝不能盲目地以扩大储蓄为主要目标，注重投资的时效性和回报率。第二，调整地方金融体系，重视民间金融的补充机制，使民间金融及时地融入现代金融体系之中，逐渐从“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化，才能获得更为长期地发展。第三，根据民间金融的特点，适当放松行政管制，打破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格局，推进各地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形成良性的竞争格局。第四，进一步将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改造成为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将更有利于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以适应浙江中小企业转型的需要。第五，对民间金融实行金融监管，建立民间金融监测系统；非法金融行为对民间金融所起的破坏作用严重，应予以严厉打击。

参考文献：

1、Arestis, Demetriades and Luintel.“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Stock Markets[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1(1).

2、Rousseau and Sylla.Financial System, Economic Growth, and Globalization[M].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8323,2001.

3、姜旭朝,丁昌峰.民间金融理论分析：范畴、比较与制度变迁[J].金融研究,2004(8).

4、潘士远,罗德明.民间金融与经济发展[J].金融研究,2006(4).

5、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6、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

7、赵振全,薛丰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4(8).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