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的金融岁月

南汉宸,1895年出生于山西省赵城县(现洪洞县)韩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南汉宸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南汉宸更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创立者和奠基者、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奠基人,以筹组中国人民银行为起点,他推动并带领新中国金融事业走上了光明坦途,其功绩彪炳千秋。

边区好管家

1940年底,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一粒粮食、一两棉花、一块布头也不准运进来。回忆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1941年2月的一天,亲自点将,把面手南汉宸找到他的窑洞,让他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承担起边区财经工作重任。

南汉宸受命之后,立即着手扭转边区财政窘境,采取了一系列开辟财源的措施:第一,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做法,组织征粮工作,并大力向群众宣传。当时,召见南汉宸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群众表示“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第二,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生产的食盐,实行专卖,严禁走私,集中对国统区交易。第三,经营“土特产”。以陕北土特产从国统区交换大量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

南汉宸上任不久,还采取“借”的办法,筹集到几万石粮食解了燃眉之急。后来,他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在不影响农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采取征粮的办法,派出工作团做细致的动员工作,发动群众交纳粮食支援革命。

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南汉宸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中央支持南汉宸的主张,肯定了这一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由于在边币发行的数量上掌握好了尺度,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和通货膨胀,还对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汉宸开创了我党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开展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

无规矩不成方圆。南汉宸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的同时,在财经制度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在制定税收政策的问题上,既做到保障财政支出需要,又不加重群众负担,把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为了打破的封锁,将物资运进边区,南汉宸发挥自己的统战特长,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建立起了以协和贸易公司为代表的商品贸易网络,打通了边区与外界物资交流的通道。同时,他积极组织边区出口物资的生产,不断提高边区食盐和土特产等出口物资的产量和质量。就这样,一支支运输队把边区出产的各类物资运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卖出后,再购买各种物资运回边区。很多革命青年就是这样扮作马夫,随运输队穿越封锁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

在边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陕甘宁边区1941年财政收支达到了平衡,1942年总收入3.49亿元,总支出2.40亿元,收支盈余1.09亿元。1942年的收入与1941年总收入0.23亿元相比,增加了近16倍。1943年,财政总收入32.01亿元,总支出31.85亿元,盈余0.16亿元,如果将各单位自收自支的生产收入统计在内,1943年实际收入61亿元,支出为60亿元,盈余1亿元,加上上年度盈余1亿元,二年累积盈余2亿元,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财政收入中税收占9%,贸易占22%,公盐1%,生产自给64%。1944年收支均为5.08亿元,也做到了收支平衡。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财政厅长南汉宸功不可没。

参与创立新中国中央银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汉宸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长,以后又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主任董必武工作,继而担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他肩负为解放区政府理财的重任,有力支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1947年秋,人民从战略防御转入进攻,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恢复正常,但各解放区的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给经济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人民转入全线出击后,各兵团协同作战,因为货币不统一给后勤供应带来很多困难。而在新解放区,扶植工商、恢复生产、安定百姓生活都需要解决货币问题。1947年12月2日,董必武向党中央发电,建议成立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12月18日中央回电批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董必武接电后,立即着手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备工作。不久,在董必武、南汉宸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宣告成立,并从晋察冀边区银行和晋冀鲁豫的冀南银行抽调干部何松亭、武子文、孙及民、石雷、秦炎等着手工作。他们首先从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开始,在邻近或相接解放区之间,对几种不同的通货实行固定比价流通,或实行混合流通,或以一种通货为主,然后逐步合并统一。7月22日,在石家庄市联合办公的冀南银行和晋察冀银行正式合并,成立华北银行(10月3日正式启用华北银行印章),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南汉宸担任总经理。

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中心议题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会上,董必武再一次慎重地询问南汉宸:“汉宸,眼下已是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呢?”南汉宸胸有成竹地回答:“我看可以了!经过这一年来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了,12种面额的钞票版面,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看过,我们已托晋察冀边区印制局给印制出来了,存放在发行准备库里,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由我们的人民币占领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制厂谈妥,已秘密地代我们印出一批钞票,等我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董必武高兴地说:“好!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会议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应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加紧与各解放区银行的磋商,一面加速准备人民币的发行。”华北人民政府政务会议的决议上报到中央后,中央完全同意。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宣告成立。南汉宸出任第一任总经理,董必武亲笔题写了行名。首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字样就是董必武的题字。

12月14日,人民银行组织金融接管工作组开赴北平、天津,接管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金融管理局及其印刷厂等官僚资本金融机构。12月15日,人民银行在石家庄、郑州分别召开华北分行经理会议,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方针,安排来年工作,决定设立合作银行,要求必须保证人民币在新解放区的统一发行和城市金融业务的运行。

1949年2月2日,人民银行由石家庄迁入北京前政府中央银行旧址。当时人民银行采取的措施是:边接管、边建行;先后布告社会民众,宣布人民币是唯一合法货币,严禁一切发行的货币、外国货币流通,所有公款一律存入人民银行,不得存入私营行庄,公私团体与个人可以保存银元,但不得变相买卖。2月7日,指定中国银行统一办理外汇业务;2月27日,开始对私营银钱业实行金融管理检查,对银行利率实行调整管理;5月26日,试行供给制改薪金制;5月28日,接管上海中国银行;6月16日,致电中国银行伦敦、纽约、新加坡、东京、香港、加尔各答等行处,通知其总行已被接管,要求驻外分支行及其员工坚守岗位、遵守新民主主义经济金融政策,保护财产,拒绝向借垫款项。华北全境解放后,发展生产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南汉宸要求银行的工作也必须适时地转变:要从扶植小生产,发展小农业、手工业,转变为大力扶植工业生产,推进农业生产、内外互惠的对外贸易;要从以争夺市场为主的对敌货币斗争,转变为大力扶植出口,完全为生产服务的外汇工作,逐步实现金融工作的统一集中、调剂筹码、反对投机、稳定金融的目标。7月20日,南汉宸在人民银行华北区分行经理会议上作了《中国人民银行华北区上半年工作基本总结》的报告,总结了接收国统区银行、人民币占领市场、金融管理、金融支持发展生产、外汇经营与管理、人民币折实储蓄等6条基本经验;提出了下半年的工作:办理工业贷款、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植出口、吸收储蓄、金融市场管理等5项主要任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为副行长。至194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市)支行及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已设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8万多人。南汉宸为开创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呕心沥血,历尽艰辛。

呕心沥血创建新中国金融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汉宸多次平息了奸商的投机倒把活动:查抄证券大楼,平息了银元炒卖风潮;巧设奇谋于粮食、纱布市场,打退奸商的囤积居奇,平稳了物价,彻底根治了留下的20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解放区迅速扩大,加强解放区的金融管理任务紧迫。南汉宸带领人民银行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和投机资本的不法活动,仅在上海就查获地下钱庄26家,抄出大量支票、黄金、银元与美钞。同时,南汉宸积极组织推进合作社信用部的发展,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0年2月21日,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总行行长南汉宸在总结报告中强调,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方法去争取存款,积累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根据政务院统一财经工作,实行“三平”(财政收支平衡、物资调拨平衡、现金收支平衡)的决定,必须实行现金管理,因此1950年银行工作的中心工作是“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

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南汉宸的主持下,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关系的总方针,研究调整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以及金融业中的劳资关系,以使金融业获得调整与好转,适应达到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基本好转时期的需要。会议明确了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业务范围的分工,规定了对私营行庄的原则要求与意见,拟定了对私营行庄的管理办法。当天,人民银行的第二次会计工作会议总结会计制度试行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修订会计制度的原则,随后颁发了新的会计制度和出纳制度等一系列相关制度。10月10日召开全国第一次现金管理会议,总结现金管理经验教训,研究了加强现金管理的办法,之后颁布了《货币管理实施办法》。11月25日召开了全国银行计划、放款联席会议,规定了全国统一的放款章程,随后又颁发了放款原则及对工业、农业、商业、外贸等放款具体办法。12月2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银行人事会议,通过了《人事工作暂行草案》。在很短的时间内,南汉宸组织创制了新中国银行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稳定了金融秩序。

1951年5月10日,人民银行总行在北京皇城根总行大礼堂召开全国第一次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会议自始至终由南汉宸亲自主持。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确定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指导方针,提出深入是前提,帮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是要务。二是银行机构在县以下乡镇普遍建立营业所。这为如今银行系统的网络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开展农村金融事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避免了苏联把信用社并入国家银行的错误做法。

在随后开展的“三反”、“五反”斗争中,南汉宸领导的金融部门涉及面很宽,任务尤为艰巨。1952年2月14日,南汉宸和副行长胡景就“三反”以来的金融情况向中央汇报,提出了银行拟采取的6项应对措施:第一,结合私营工商业的“五反”,请各地党政部门积极掌握合营及私营银行钱庄的“五反”运动,彻底整顿改造行庄。第二,适应物价稳定的新情况,将对私利率及时下降20%,货币储蓄月利率降至1.2%左右。第三,根据目前物价稳定、货币不断回笼的情况,货币发行不应紧缩,银行可适当增加贸易放款,以活跃市场,扩大国营贸易阵地,用以扶持生产。第四,在保持一定外汇库存情况下,应加强外汇的运用,以避免风险。第五,银行的“三反”运动继续开展,下一阶段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修改章则制度,拟主要建立预算监理和集中信贷制度。第六,本年公债可考虑不发,印制债券工作似可停止。2月19日,中央将南汉宸等的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分局、省市区党委。在批示中指出:(一)银行负责同志这一报告,如同中财委所说,除对国营和私营工业最近减产情况没有正确反映外,其余各项估计及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二)请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注意这个报告建议各项中有关当地能做的几项,领导金融机关在“三反”和“五反”中予以解决。

5月21日,全国区行行长会议召开,会议研究了“三反”、“五反”运动后的经济金融形势,作出了降低利率、扩大对私放款和整顿私营金融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南汉宸作了《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到来》的报告,提出银行要为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好金融准备。

1952年后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财委指示,对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根据不同情况,对私营银行分别给予合并或淘汰。考虑到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影响及其在国外的影响力,对华侨商业银行等3家侨资银行仍予保留营业。对于已实行公私合营的银行,在其劳资双方酝酿成熟后,对原已合并的十二行联合总管理处、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公私合营上海银行和上海中小行庄第一联营总管理处、第二联营总管理处等5个系统及60家行庄,进行了人员整编和机构合并,组成公私银行总管理处。对资本主义金融业的改造,不仅促进了金融秩序整顿,而且为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好了金融准备。

1954年,由于身体多病,南汉宸辞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专门从事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早在1952年5月,南汉宸就担任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前任主席。此后,南汉宸将全部心血倾注在新中国的外贸事业上,先后率团访问过苏联、东欧国家、埃及、叙利亚、古巴、阿根廷、巴西、智利、巴基斯坦、马里、日本、朝鲜、阿尔及利亚、科威特等国,为新中国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66年,“”爆发,南汉宸受到康生、陈伯达一伙的打击迫害,于1967年1月27日含冤逝世。1979年1月,南汉宸逝世近12年后,党中央隆重举行追悼会,为南汉宸彻底昭雪。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南汉宸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好干部。”“为我国人民的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