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首任央行行长南汉宸

2007年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消息称，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业内人士评论，外汇储备是一国财富的积累和综合国力的表现，超过１万亿美元巨额储备，意味着我国有着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我国足以影响世界的经济实力。从央行成立之初外汇储备为负数，到今日突破万亿元，为央行成立、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奉献自己毕生经历的人们应该被铭记，其中，央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就是杰出代表之一。

1948年11月18日，根据的指示，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市召开第二次政务会议，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总经理。从此，南汉宸这个名字就伴随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响亮的字眼为人所知，从筹备到成立，休戚与共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

1910年初，不满15岁的南汉宸只身到天津加入了陕军第一师，汇入了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洪流之中。在20多年的革命历练中，南汉宸凭借坚定的政治信仰，沉着的气度和横溢的才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革命活动家。

1940年，南汉宸临危受命，走马延安，入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并负责统筹边区的军需工作。利用他在在中的上层关系和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成功打破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扭转了边区经济的极度困难局面，短短3年时间，边区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边区财政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南汉宸用大生产运动挽救了边区150万军民。从此，南汉宸的一生便与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亲自为“中国人民银行”定名

1947年9月14日，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南汉宸，接到华东局工委张鼎丞、邓子恢发来的电报：“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

其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革命战争的胜利迅速地使各根据地的土地阡陌相连。这样，原来在各根据地里使用的各种货币，现在也都走进统一的解放区市场，统一的市场，却没有统一的货币，人们经常走出几十里兑换货币，产生了许多不便。尽快统一货币，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

接到电报，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立即派南汉宸到山东进行考察。通过近两个月的考察，南汉宸认为建立全国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势在必行：“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银行、统一的货币，不能等到解放北平事，各路大军都拿着各解放区的货币，那不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一样的混乱吗？”董必武对南汉宸的意见深以为然，1947年12月2日，董必武将南汉宸考察山东的意见以及采纳晋察冀边区银行何松亭同志建议，拟定“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报告，送给尚在陕北的。

听到南汉宸的说法之后，笑道：“八国联军进北京，各拿各的票子！这个南汉宸，真有意思。不过，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可是件大事，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为时尚早了些，同意先行准备，名称就定‘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让南汉宸更加热血沸腾，“人民”两个字，说明了这个银行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能表示出这个银行的规模、范围和格局。虽然没有立即组建全国统一的银行和发行全国统一货币，南汉宸却已经马不停蹄地展开了筹备工作：他着手搜集有关统一货币的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筹备足够的准备金；新币金额、价值含量，甚至票面设计、版式制作等，都要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战争形势的突飞猛进，原定1949年1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计划必须提前。面对形势发展，南汉宸的先见之明显出了效果，在一次工作会上南汉宸胸有成竹地汇报：“目前，12中面额的钞票版面，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看过，并已委托晋察冀边区印制局印成，存放在发行准备库里，如果明天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明天就可以发行；为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由人民币占领市场，城工部同志已先期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并由一家印厂秘密代我印出一批钞票，一旦进城，马上可以上市流通使用。”

准备如此充分，董必武当即拍板：“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最终决定“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应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们政府和中共人们银行分别发出布告、公告，正式宣布中共人民银行成立、人民币正式发行，从此掀开了新中国金融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一天，南汉宸第一次以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的身份在石家庄花园饭店设宴庆祝，并对新闻记者发表了讲话：“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受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

时隔多年后，南汉宸还时常提及那次非同寻常的记者招待会。人民币的发行是新中国国家统一法定货币的开始。

南汉宸与第二套人民币

早在1947年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财经办事处按照国际惯例，希望在票面上印像。坚决不同意：“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到了1952年，南汉宸着手策划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时，更加希望能够把像印上票面，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时，南汉宸当面请示：“您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了，在第二步人民币的票子上可以印上您的像了吧？”说：“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但当上主席还是不能印。因为进城前，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决议，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和建筑物的名字，所以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

就这样，生前，两次否定了将自己的头像印在人民币的票面上。

第二套人民币开始，人民币货币单位将“万元”改为“元”，对于这件事，南汉宸解释：“我们现在使用的人民币是在石家庄时印制的，那时候战争还在进行，留下的烂摊子还没来得及治理，物价无法稳定，所以票面的金额大。现在，经过一系列治理整顿，我们统一了货币、稳定了金融，全国物价已基本得到了控制，再用万元作货币单位来计价流通，显然已不适合人民币长期、稳定流通的需要了。这不是凭空设想的，而是经过科学计算过的。恐怕一直到多少年后，这个货币单位也还是适用的。”总理反复对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提出修改意见，1955年，经中央批准后，第二套人民币正式兑换发行。

南汉宸平素喜欢书法，知道银行员工马文蔚隶书写得好，便以试笔为名，大胆启用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圆、角、分等几个字，这些字至今还印在人民币票面上。

政治手段打击银元投机倒把

天津、北平、上海相继解放后，全国各大城市的银元投机活动一度泛滥成灾。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投机商人和不法分子企图通过银元买卖搅乱社会经济秩序，打击人民币的威信，对新生人民政权的金融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来的中国人民银行，同南汉宸及有关金融专家商讨对策。南汉宸说：“开始，我们把银元的冲击力估计不足。我们曾经在上海采取了一个代号叫‘以银元制银元’的作战方案，集中了一大批银元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用低于市价投放下去，结果是杯水车薪，完全无济于事。看来，仅凭经济手段来平息这股风潮，力度不够。”参加过上海金融机构接管的冀朝鼎也认为，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枚，而我们银行手里掌握的银元并不多，想投放下去几万枚银元去平稳银价，确实力不从心。”党外人士胡子婴还讲述了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面对银元投机风波，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很快被市场吞没，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历史事实加以论证。

在听取了各位专家的分析后，陈云说：“看来，只用经济手段是不行的，得动用政治力量。我们要用征战了力量打退这个投机行为！”并果断决定：“从明天起，我们就动员工人、学生上街做宣传，让人们认清形势，不参加银元买卖。对于那些商贩的投机活动要采取果断的取缔措施。”在1949年6月10日发动的攻势中，军警首先封闭了上海证券大楼，逮捕了几个兴风作浪的头头；在社会上，通过缉查和检举，又抓了一批倒卖银元数量较大的投机贩子。同时，组织和动员工人、学生上街宣传，震慑银元投机分子。通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和声势浩大的政治打压，一举平息了银元投机风潮。

经济技巧稳定金融体系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刚刚平息了银元风波，不甘心的资本家们迅速调集头寸，把全部资金力量转移到关系到人民生活命脉的粮食阵地。在上海、天津，南汉宸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粮食争夺战。

上海解放初期，粮食供应一度紧张，资本家想用饥饿把共产党挤出上海，企图通过大肆囤积粮食、抬高价格，造成市面粮食困难和社会恐慌，一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而是要从中牟取暴利。南汉宸经请示中央，集中力量从各地组织里粮食（主要是大米）运沪，并将国营粮食暂时抬高。有的资本家和投机商站住堆得满满的粮囤旁边得意洋洋地“叫板”：“难道你们共产党能取缔粮食买卖？”

面对嚣张的资本家，南汉宸深知，我们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刚刚走向统一市场的人民币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打退这场进攻，什么金融市场、商品物价以至于整个人民生活，都无法稳定。

在陈云同志的带领下，南汉宸果断迎战，下令：“一方面抽紧银根，一方面充分备足物资。”南汉宸指挥各部门同时通过几条渠道吸纳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和社会闲散资金。为了稳定民心，银行实行折实储蓄，将人民币用实物含量求算出一个折实单位。有的银行领导怕这样的储蓄给银行带来亏损，南汉宸指示说：“亏本也干！我们要敢于夺取新的胜利，准备战斗3个月，上青龙桥，过八达岭，以后就会出现康庄大道的！”

不知不觉，社会游资已经被逐渐吸干，这时正赶上春节，按照民间惯例，大年初一、二、三闭市三天，我们也没有任何进攻，粮价与节前持平，资本家和投机商们此时也浑然不觉。

初四开市，国营商店立即挂出价格，将粮食价格大幅度下调。开始，投机商们还在收购我们投放出去的物资，粮食运进一批，粮商吃进一批。南汉宸不断抬高粮价，粮商不断吃进，“贪心不足蛇吞象”，几天工夫，粮商们筹款购粮，资金耗尽，仓满为患。

而此时政府掌握的粮食已基本可以满足市民需要。南汉宸看准时机，突然大幅度调低国营粮价并满足市场供应，谁也不用去买资本家的高价粮。粮商们一下慌了手脚，眼看囤积的粮食就要霉烂变质，只好找到南汉宸，要把自己的粮食卖给国家。南汉宸说：我们有足够的粮食，不用收购你们的粮。并下令将国营粮价再次下调。粮商们再次找到南汉宸，要求以购进价将粮食卖给国家。南汉宸表示只能按市场价收购。同时第三次调低粮食的市场价格。粮商们认为亏了，但又耗不起，便三找南汉宸，要求按上一次市场价格卖给国家，南汉宸仍不允，坚持只能按当日市场价格收购，并继续调低市场价格。粮价步步下调，粮商们再不出手将会血本无归，只得忍痛争相将粮食全部抛出。

虽然国家在财政上作出相当补贴，却狠狠打击了资本家，他们都是按天计算利息拆借来的高利贷，现在就是血本大减价也堵不上这个大窟窿，个别粮商因负债累累跳楼自杀。事后，有的资本家感慨地说：“这个老西子（指山西人）真厉害，咱们斗不过他！”

1950年初，上海的工厂开工不足，造成了大量工人事业。为此，上海市委向中央提出请求，是否由国家发放贷款，促使资本家尽快开工，以缓解失业给群众带来的生活压力。中央几经派人去上海做工作，资本家们仍然坚持不给贷款就无法开工。为此，总理特地征询南汉宸的意见。南汉宸认为：上海的那些资本家由资金，完全可以开工，国家不必出这笔贷款。令南汉宸去上海解决此事。

上海的资本家们一看到国家中央银行的财神爷来了，便将南汉宸团团围住，纷纷诉苦，要求贷款。在南汉宸召集的座谈会上，资本家个个叫苦连天，把工人失业的责任统统推给了政府。南汉宸平心静气地问：“你们是真的没有钱么？”资本家们说：“确实是没有钱，有钱还不早就开工了？”南汉宸追问：“有了钱是不是就肯定能开工？”资本家们以为国家要给贷款了，异口同声高兴地说：“有了钱当然能开工。”直到这时，南汉宸才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帐，将在座资本家在香港和国外银行的存款情况一一道来，直说得这些资本家瞠目结舌。原来，早在1947年底开始筹建中国人民银行时，南汉宸就秘密地挑选了一批年轻精明、有文化的干部派到香港和国外，进入当地银行，了解和掌握国际金融动态以及国内大官僚、大资本家在境外存款的情况，并向南汉宸报告。南汉宸最后说：“其实你们不用把存款全部抽回来，只抽调回部分资金就足够开工生产了……”结果，这些资本家的工厂基本上没用国家一分钱贷款，纷纷恢复了生产。后来有资本家十分感慨地说：“共产党里真有能人。”

起初，很多投机商人和不法分子不服气，在公开场合公然叫嚣：“你们共产党能打仗，在军事上是100分；在政治上搞统一战线，是80分；在经济上只能打0分！”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口服心服：“共产党不但军事上能打100分，经济上也能打100分！”

广纳贤才壮大金融专业队伍

中国银行系统成立初期，调入银行工作的干部、职工，大多不懂金融业务。南汉宸为了尽快发展中国的银行业，可以说思贤若渴，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当地有没有金融方面的人才。一旦发现，便让人推荐给他，或亲自登门拜访，无论几顾茅庐，都不厌其烦。

1948年初，南汉宸听说曾任中央信托局专员和通易信托公司经理的冒舒湮来的解放区，便立即冒着深冬的寒冷，亲自登门拜访。“久闻先生大名，还听说现实是多年的老报人，抗战胜利后，参加了敌伪金融业的接收工作。今天，特地来登门求教。”南汉宸诚恳地说。

得知南汉宸是央行行长，冒舒湮十分惊讶。他谦虚地对南汉宸说道，“南总经理要了解什么情况，出题目派人送来就可以，我一定将我所知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呈送南总经理。”

“冒先生远道而来，当然要登门拜访。再说，既然来求教，我就是学生，哪有学生给老师出题之理？”一席话，大家都哈哈笑起来，冒舒湮也对南汉宸产生了进一步的信任。冒舒湮阅历丰富，在文艺界结识深远，又做过很长时间金融工作，对沪、津银行了如指掌，当下便将天津金融状况详细讲述出来。南汉宸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询问，临走时，他恳请冒舒湮：“我们接管天津金融机构的代表已经集中在天津附近的胜芳镇，为接管做准备，先生介绍的情况很有用，可否整理出个材料给我们做参考？”

冒舒湮仅用两天时间就将材料详细地整理出来，南汉宸及时地将材料送到胜芳镇接管干部手中，两人的革命感情由此建立起来。一天，冒舒湮顺路去拜访南汉宸，南汉宸热情地迎出来，“舒湮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银行的工作。我军向天津的总攻已经开始，估计两三天内就能解放天津，敌人在天津设置的金融机构很多，我们要接管这些机构，再设立我们自己的银行，这些工作繁重、重要又细致，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啊。”

虽然相识不久，南汉宸求贤若渴的精神已经深深打动了宦海沉浮的旧社会里生活了多年的冒舒湮。虽然冒舒湮此行打算投身文艺界，但南汉宸的知遇之恩和人格魅力，已使他无法推辞。即刻答应马上赶赴天津参加接管工作。

建国初期，南汉宸不止一次地说：“这些工农干部都是党的好儿女，只是文化程度低些，要想办法多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于是，南汉宸商请北大、清华等校设立银行专修班，把从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局外一级领导干部送去进修，把省市分行行长集中到总行办学习班，亲自授课，并提出建立银行中专学校和金融学院的设想，要求抓紧培养银行专业人才，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对金融人才的要求。

南汉宸在担任中人民银行行长和党组书记期间，不仅重视银行专业人才的培养，而且十分注重使用和培养人才，在总行胡景、关学文、曹菊如和各大区行曾山、陈穆、陈希愈、王磊、黄亚光等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下，当时银行系统汇聚了包括何松亭、项克方、冀朝鼎、丁冬放、尚明、詹武、曾凌、杨培新、韩雷、王兰、邱晴等一大批党内的金融经济干部。

为了了解世界各国银行的管理运作，南汉宸责成人民银行编辑室主持，聘请了精良的写作翻译班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如季陶达、吴清友翻译苏联、东欧方面的论著，精通英法德日语的宁嘉风、郑伯彬、陶大镛、朱绍文等翻译西方和日本国家银行的图书资料，最后出版了一整套世界各国的金融图书，建起了银行业务资料库。

南汉宸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七届。作为新中国首任央行行长，他不仅主持了第一版人民币的设计发行和第二版人民币的设计，规定了我国的货币单位圆、角、分，还先后签发了《活期、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关于受兑旧币的通令》《关于执行统一资金运用与调拨制度》《保本保值定期储蓄统一章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库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出纳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放款总则》《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利率的指示》《关于全国各区、分行筹设银行学校的指示》《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中国人民银行修订储蓄存款章程（草案）》等一系列文件，为人民银行的业务快速、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金融机构的创始人和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