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帅改名轶闻

时间:2022-10-19 10:19:57

元帅(1886~1976),一生中用了好几个名字。他出生后,为了好抚养,母亲给他起乳名为狗儿。4岁时,父亲给他起的小名是朱代珍。1895年,他的私塾老师按照朱家的家谱,把朱代珍改为朱玉阶。1909年初春,朱玉阶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当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只招收云南人,不招外省人。朱玉阶来到报名处,查阅了登记簿,发现蒙自县无人报考。于是,求学心切的他就假称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改名报上了名,并通过考试被录取。从那以后,就成了朱玉阶的常用名,而玉阶就变成了的字。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由于文字的奇异巧合,‘’这两个字在中文里正好是红色品德的意思。”后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仅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也以其“红色品德”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元帅(1898~1974),原名彭得华。1922年,彭得华应好友黄公略之邀到长沙投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考取后,彭得华告诉大家,自己改名叫了,并对妻子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改名叫吗?‘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我不想升官发财,置田买地,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多为人民办好事的人,所以我改名为。以后你就叫我‘德怀’好了。”

元帅(1892~1986),原名刘明昭。此名是其父按《荀子•劝学》篇中的章句“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中的“昭昭之明”的意思给起的。刘氏家族的谱序是“国正文明泰,天朝永治安……”“明昭”正符合“明”字辈的起名要求。后来,其父又为他起字“伯承”,伯,即长子之意;“伯承”,有子承父业之意。

元帅(1896~1969),原名贺文常。11岁时,父母为他取名“振家”,希望他能振兴家业。18岁时,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又取名“云卿”。后来,父辈们认为“文常”、“云卿”这两个名字表达不了他们所寄托的希望,议论重新起个响亮而有深意的名字。身为教书先生的叔父贺士奎说:“云卿、文常(长),取其中云长二字演绎下去,云中之长者,当然是龙。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降,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者飞跃宇宙之间,降者潜伏波涛之内。龙能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我看就以‘龙’字为主,再加一个字,理想名字成矣。”但加什么字呢?大家始终没议出个结果。在一旁的贺文常说:“我看就用一个‘龙’字吧,又好说,又好记,就叫‘’吧!”

元帅(1901~1972),原名陈世俊。此名是其5岁那年开蒙入学时,父亲陈昌礼给取的,并取号“仲弘”,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才智出众的俊杰人物。陈世俊在成都德胜乡读高小时十分敬佩北宋文学家苏洵(号老泉),曾说自己“最喜爱读苏老泉的文章”。又因苏洵字明允,故曾将“明允”倒过来,一度改名陈允明。后来,当他读到《论语》中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时,感触很深,心想,要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同恶势力斗,任重而道远,光有“弘”(刚强)不够,还需有“毅”(毅力),坚持始终,于是就改名为,将号“仲弘”与名“毅”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他考取留法勤工俭学的红榜上,便是这个名字。

元帅(1902~1963),原名罗慎镇。此名是出生后,其父罗国理按照族谱的字辈给他起的,同时还起字“雅怀”,号“宗人”。因为按当时习惯,发蒙之后,称号不称名、字,故大家都称他“罗宗人”。1914年,村里办了一所小学后,罗宗人从私塾转学到高小一年级读书。校长罗炳文觉得罗宗人的名字不好听,罗国理便请校长另给起个名字。罗炳文略作沉吟后,取出一张纸,写了“荣桓”二字,并解释说:“《诗经》云:‘桓桓于征。’‘桓桓’者,威武也;‘征’者,征伐也。我看令郎年纪虽小,但长得十分魁梧,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令郎将来讲习武事,建功军旅也未可知。”从那以后,罗慎镇就改名为了。

元帅(1901~1990),原名徐象谦。因“谦”为《易经》中六十四卦之一,是六十四卦中唯一的六爻皆吉的卦,所以其父就给起了徐象谦这个名字。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队伍里出现了三种人:有些人变节投降了;有些人动摇退却脱离革命队伍开小差跑掉了;有些人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迎着风浪,继续向前进。徐象谦把这三种人作了认真比较,觉得第一种人可耻,第二种人可悲,第三种人可敬。因此,他下定决心,立志要做一个继续前进的人,于是便将“象谦”改为“向前”。

元帅(1897~1986),原名叶宜伟。1917年夏,叶宜伟和几个同学冒着酷暑,长途跋涉来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他踌躇满志,决心在学校习文练武,做革命的“前驱”。为了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宜伟”改为“剑英”,立志做“民之利剑”,为国为民,英勇奋战。

徐海东大将(1900~1970),原名徐元清。出生在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他当过窑工,打过短工,后来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军。当他听说家乡黄安、麻城地区有了共产党,就决心回家乡闹革命。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的家被抄,房子被烧,20多位亲人惨遭杀害。但他毫不气馁,把这血海深仇牢记心里,毅然将自己北伐时的名字徐少奎改为徐海动,意思是要决心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反动统治搞个天翻地覆。后来人们把“海动”听成了“海东”,他就顺其自然地改名为徐海东。

谭政大将(1907~1988),原名谭世名。1927年春,他来到汉口,在妻兄陈赓的帮助下参加了革命,并改名为谭政。

王树声大将(1905~1974),原名王宏信。21岁时,王宏信担任乘马岗小学校长后,改名王树声。他革命从自家做起,把家里的田地、财产分给了穷苦农民,使小地主之家成了“贫下中农”。接下来,他又革亲戚的命。他的亲戚大多为富户,他循循善诱,做思想工作,让亲戚减租减息,退田退佃,并动员自家兄弟姐妹13人及亲戚50多人参加了革命。

许光达大将(1908~1969),原名许德华。1929年,时任红六军参谋长的许德华率部到达江苏无锡后,改名许光达,其含意是“只要不懈地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

王平上将(1907~1998),原名王惟允。1930年参加红军后,因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呼王惟允为“王翁翁”,故其改名王明。因党内有错误的王明路线,他就想改名字,有人建议其改为王平。1936年12月,中央军委将红八十一师扩充为红二十七军。召见他和贺晋年时,他向说了改名的事。听后,写下了任命书:“任命贺晋年任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委。。”从那以后,此王明就变成了王平。

王建安上将(1908~1980),原名王见安。1924年,王见安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决心从军习武。临行前,他朝地主王少三的宅院投了一把火。随后,在夜色的掩护下,他踏上了寻求光明的征途。到武汉后,王见安看见一个“新兵训练处”的牌子,喜出望外,就急着要去报名。可转念一想,他又犯起愁来,自己是烧了地主的宅院逃出来的,万一地主追到这里那可就糟了。于是,他决定改个名字,可他的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好一阵搜肠刮肚,也没想出一个合适的名字来。末了,他一拍胸脯,自言自语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当兵就是为了打地主老财的,要改,就改个同音字,叫建安――建立一个太平安乐的新世界!”

甘泗淇上将(1904~1964),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他是1927年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改名为甘泗淇的。

吕正操上将(1905~),原名吕正言。此名是他上学时老师给起的。他回家一琢磨,这“言”字,与军事打仗没啥关系,于是自己想出了操练的“操”字,改成“正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吕正操17岁那年参加了东北军,1937年率部脱离溃退的军,在冀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使日军闻风丧胆。

朱良才上将(1900~1989),原名朱绍时。他是因一次遇险而改名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后,时为当地农会主要领导骨干的朱绍时被逮捕入狱。敌军政治部宣传科长赵薪传专门提审了他。朱绍时以为自己这次很难逃过魔爪,但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情况。正在纳闷之际,监狱看守朱良成突然小声告诉他:“审问你的那个军官叫赵薪传,是地下党员。他审问你,是为了考验你。以后不管谁审问你,你都要一口咬定你不是朱绍时。”朱绍时欣喜地问:“那我叫什么呢?”朱良成说:“你就说是我的亲戚,我也好给你作证。”朱绍时说:“那好办,你叫朱良成,我就叫朱良才吧!”朱良成说:“好!良才,国之良才,蛮好的。”果然,朱绍时顺利躲过了这次劫难。从那以后,朱良才的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

刘亚楼上将(1910~1965),原名刘兴昌。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即去世了,由亲戚刘德香收养并改名刘振东。刘亚楼是他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自己改的名字,取“更上一层楼”之意。

许世友上将(1906~1985),原名许仕友。参加红军后,他发现“仕”字是当官的意思,于是就把“仕”改为“士”。1935年6月,当他第一次见到时,对他说:“一个红军战士嘛,要看得远一些,‘士’改成世界的‘世’好不好?这个字一改,你就成了世界之友了!我们红军战士,不但要想到全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

苏振华上将(1912~1979),原名苏七生。1930年6月,他在参加红军时改名为苏振华。

李涛上将(1905~1970),原名李湘。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李涛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同年冬天,他被派往西安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行前,向他交代了工作任务,并要他将名字改为李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名字都被收录在档案中,改名是为了进行掩护。

李志民上将(1906~1987),原名李凤瑞,又名李明阶,早年曾化名李轩参加农会工作。1928年12月,县委决定抽调他到红五军第二纵队去当中队党代表,县委委员刘大荣对他说:“你在东乡一带活动很长时间,大家都熟悉你的名字,今后到红五军工作,为了保密,最好再改个名,你看改个什么名字好?”李凤瑞说:“既然我立志为人民谋福利,投身革命事业,就改名为志民――立志终身为人民吧。”就这样,李志民这个名字从此伴随他一生。

李聚奎上将(1904~1995),原名李新喜。22岁那年,他与同村的三名伙伴被纪律严明的北伐军所吸引,瞒着家人要去投奔北伐军。这天天未亮,四人就上路了。走着走着,同伴李仲春突然打破寂静,说:“我们走了,家里会出来找的。我想,我们不能报真名。”李仲春抬头望着远处天空尚在闪亮的星星,对李新喜说,“奎星是二十八星宿当中的一颗明星,你就叫李聚奎吧!天上星星聚在一起才亮,人聚多了才有力量。”李新喜马上表示同意说:“反正临时用,就叫这个名吧!”没想到这一改,竟沿用了一生。

杨勇上将(1913~1983),原名杨世峻。1930年,杨世峻参加红军后,想到当初在里仁学校上学时,校长陈世乔曾讲过:“忠诚、勇敢、刚强不屈,这才是一个好男儿的阳刚之气。‘勇’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下面是一个‘男’字,上面好像一顶‘帽子’,男儿戴上军帽,当然是士兵,这‘勇’字是形容士兵的。”为了激励自己当一个好士兵,于是他就改名为杨勇。

宋时轮上将(1907~1991),原名宋方友。读高小期间,他改名为宋际尧。1926年,宋际尧投考黄埔军校,开始军旅生涯。为了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展的车轮,他改名为宋时轮。宋时轮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张爱萍上将(1910~2003),原名张端绪。1929年,他离开家乡去上海找党。为了坚定走的决心,他索性为自己改个名字。具有诗人气质的他首先想到了“萍”字,萍一为浮萍,漂泊不定;一为青萍,即宝剑,斩杀不平。由此改名“爱萍”。后来,故事片《龙泉剑》摄制组采访张爱萍时,他说:“人们喜爱剑,尤其是军人,更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取名‘爱萍’,其含义一直未给别人说,有许多同志不理解,以为‘萍’字只适合女同志。有一次贵州有位老书法家在为我挥笔时,说我很爱剑,道出了这个‘萍’字取自‘青萍’剑。说实在的,当年取名‘爱萍’,正是这个意思。爱萍即爱剑。”

陈再道上将(1909~1993),原名程再道。1926年,程再道报名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义勇军时,填表人将“程”误写为“陈”后,他就终生沿用陈再道之名。

贺炳炎上将(1913~1960),原名贺明言。此名是其父贺学文给起的,包含着贺学文对明言(年)的期盼,也暗示贺家对正直和光明的向往。“炳炎”这个名字是贺明言懂事后改的。他嫌“明言”二字不响亮,便与教书先生一合计,改名为“炳炎”。用贺炳炎的话说:“这个名字威风,听起来有气魄,还不失‘明言’的味儿。‘贺’嘛,是祝贺,‘炳’嘛,是烧大火,‘炎’就更不用说了,加起来就是让焚烧旧社会的大火冲上天!”

王诤中将(1909~1978),原名吴人鉴。1930年参加红军时,为了表达自己投身革命的一腔热血,改名为王诤。

刘昌毅中将(1914~1999),原名刘昌义。1945年,刘昌义率部与军暂编第十五军作战,俘虏了一名敌军官。审问时,他问:“你们军长叫什么?”俘虏回答说:“刘昌义。”刘昌义大怒,说:“胡说,我是刘昌义,他怎么叫刘昌义?”后经查实,敌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姓名确为刘昌义。为了区别,刘昌义从此改名刘昌毅。方面的刘昌义,后在上海战役时率部起义,电影《战上海》记之甚详。

孙毅中将(1904~2003),原名孙俊明。1920年,因家乡遭受大旱灾,还有半年就高小毕业的孙俊明,只得辍学外出谋生,去投奔一个当团长的邻居。临行之前,他想到这次外出不会平坦,但又不甘心听凭命运摆布,于是把名字按字典上说的“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改成了孙毅。

陶勇中将(1913~1967),原名张道庸。1939年,他来到江南敌后,认为他这个名字有点封建色彩,“道庸”有中庸之道的意思。说:“前面去掉一个‘张’字,剩下两个字,我给你起个和‘道庸’音韵的两个字――陶勇。姓陶名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你看怎么样?”张道庸欣然同意。

钟赤兵中将(1914~1975),原名钟志禄。1930年6月,平江起义后不久,钟志禄参加了红军。当“扩红”的红军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钟志禄心想:在毛笔店学徒时,常听老板将“红”说成“赤”,“赤”是“红”的意思,红军就是要把全中国都变红;“军”就是“兵”。现在当了红军,要为穷苦人打天下,就不能讲“官”呀“禄”的。于是,他便冲着“扩红”的红军说:“我叫钟赤兵。”“扩红”的红军说:“赤兵,这个名字有意思。好,叫得好。”

晏福生中将(1904~1984),原名晏国金。1925年10月,在安源任地下交通员的晏国金被矿警认出来后,他灵机一动,对矿警说:“老总,你认错人了,我叫晏福生,晏国金是我堂哥,他老爹病重,让我出来找他回去。”骗过矿警后,晏国金赶紧跑走。在矿警面前改名晏福生,逃过了追捕后,晏国金索性就改名叫晏福生了。

韩练成中将(1908~1984),原名韩继周。1925年为谋生路,韩继周借甘肃省立第二中学韩圭璋的毕业文凭,考入了马鸿逵办的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1933年,他又将韩圭璋改为韩练成。1948年,一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韩练成脱离军队,参加了。

方国安少将(1913~),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政委、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三政委等职。他原名方国南。里还有一位方国南少将(1914~1997),曾任湖南省军区副政委。两位方将军均是湖南省平江县人,都于1930年参加红军。在1955年授衔之前,总干部部让他俩中的一人改名,以免混淆。另一位不愿改名,于是,曾任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政委的方国南改名为方国安。

向守志少将(1917~),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长、西安炮兵技术学院院长、第二炮兵司令员、司令员等职。他原名向守芝。1960年6月28日签署命令,任命向守芝为西安炮兵技术学院(后改名为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第一任院长。从此,他与导弹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原名向守芝改为向守志,决心牢记自己的志向,为发展祖国的导弹事业开创一条走向世界强国之列的道路。

刘振华少将(1921~),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政委、外交部副部长、政委等职。他原名刘培一。1938年元旦,他的家乡爆发了徂徕山起义,并成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1938年4月初,刘培一与三名同学一起参加了四支队。为了表达他们的雄心壮志,并避免家人受牵连,刘培一向同行的伙伴提出,应该都改名字为好,伙伴们都同意。于是,刘培一取振兴中华之意,改名为刘振华。

李治少将(1899~1989),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等职。他原名李守镜,早年从上海南洋医学院毕业后,改名为李治,以表示治病救人的决心和志愿。李治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成为的一名少将军医。

杨文安少将(1912~1967),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防空军高炮指挥部参谋长、空军技术部副部长等职。他原名杨辂。1936年考入晋绥军军官教导团学兵队。1937年带领部分学兵队员去文水县,与程子华取得联系。因平安到达文水,就改名为“文安”,并沿用终生。

吴忠少将(1919~1990),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职。他原名吴光珠。1933年秋,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勇敢,连队党支部决定吸收他为共产党员。由于他年龄太小,最后确定先吸收他入团,待年龄稍大后再转为党员。在加入团组织时,他作出了一个最能说明自己决心和信念的决定,将自己的名字由吴光珠改为吴忠。吴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在晚年曾当着他的面说:“吴忠有‘忠’。”

余潜少将(1917~1991),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二十一步兵学校政委、政治学院速成系主任和政治部主任、四川省军区政委等职。他原名于焕堂。大约在1938年底1939年初,于焕堂由延安去河南竹沟工作前夕,组织上要求河南籍的同志都要把名字改一下。于是,他改名为余潜,并沿用终生。

汪易少将(1916~1995),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他原名王善德。之所以改名,是为了纪念两名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那是在参加红军后的长征途中,与王善德一起参加红军的同村好友汪伦山、易天润在一次战斗中相继牺牲。为了永远怀念这两名战友,王善德就用两名战友的姓做了自己的名字,改名为汪易。

陈沂少将(1912~2002),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等职。他原名。因为他曾在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了解到他与元帅同名同姓这一情况后,建议他将名字改成了陈沂。

陈波少将(1908~),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政委、武警部队后勤部政委等职。他原名陈汉清。1929年参加红军,第二年当了党支部书记,就在他的支部过组织生活。他嫌繁体的“汉”字不好写,就改名为陈波,并一直沿用。

陈福章少将(1913~1982),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威海水警区司令员、威海基地司令员等职。他原名程福章。1933年参加红军后,因首长把程福章误听成了“陈福章”后,于是他就改名为陈福章了。

范明少将(1914~),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北人民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工委书记处书记、军区第一副政委等职。他原名郝克勇。1942年12月,在第三十八军教导队做秘密工作的郝克勇奉命回到延安。在晋见时,突然问:“郝克勇同志,你舅舅家姓啥子?”郝克勇回答说:“姓范。”接着问:“是范仲淹的‘范’还是樊梨花的‘樊’?”郝克勇回答说:“是范仲淹的‘范’。”说:“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必须改名换姓。”从此,郝克勇就改名范明。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申请改用原名,在一次接见他时认真地说:范明这个名字现在名扬中外,还是不改为好。

罗通少将(1915~2005),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装甲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长、装甲兵政委等职。他原名罗芬兴。1939年,罗芬兴随刘少卿等30多人赴中原敌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治部主任。他在此时改名罗通,取唐代罗通扫北,盘肠大战,与敌血战到底之意。

洪水少将(1908~1956),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等职。他原名武元博,出生于越南河内。1925年,武元博来到广州并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洪水这个名字是1928年他在东江游击队担任连政治委员时改的。当时他有个中国名字叫阮鸿秀。同志们认为这个名字太女性化,他自己对这个名字也不满意。有一次,他看到一张传单上把红军说成是洪水猛兽。他觉得对敌人来说,自己就是要当“洪水猛兽”,吞噬一切反动派,遂改名洪水。洪水是唯一经历过从建军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外国人,并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45年,洪水回到越南,改名阮山,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1951年再一次回中国。1956年患癌症后回越南,在河内病逝。

柴成文少将(1913~),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等职。他原名柴军武。1951年7月6日,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组成后,指派柴军武为志愿军联络官,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并将他的名字改为柴成文。将“军武”改为“成文”含意深远。他经常说,外交工作是“武仗文打”,外交官是不穿军装的。

黄霖少将(1914~1986),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南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防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原名黄国应。1940年,做地下工作后改名黄霖。

崔建功少将(1915~2004),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志愿军师长、副军长、昆明军区参谋长等职。他原名崔日发。1938年6月,改名崔建工,号广运,意思是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建设工农政权。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将他的名字错写为崔建功后,他便顺其自然,沿用终生。

解方少将(1908~1984),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志愿军参谋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后勤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原名解沛然。1941年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有一次,在接见解沛然时说:“‘解放’同志,你们已经回到家里来了,你的名字就改为‘解方’好了。”从那时开始,解沛然就改名为解方并沿用终生。

阙中一少将(1914~1995),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政治干部学校校长、海军舟山基地政委、舟嵊要塞区政委等职。他原名阙桂兰。红军长征时,阙桂兰是的贴身警卫员。的湖南口音很重,读“阙”的时候,发音却是“菊”。长征路上,和阙桂兰调侃:“‘菊桂兰’啊‘菊桂兰’,你的名字里有菊有桂有兰,香得很啊。但就是少点男人气。”阙桂兰有些不好意思,就央求帮他改个名字。想了想,说:“就叫阙中一吧,意思就是中国人民的普通一兵。”于是,阙桂兰就成了阙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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