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一年前，日本的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对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称“编纂会”）编写的《新编历史教科书》（扶桑社出版）的审查，从而掀起了教科书的风波。到去年的8月，全日本130余万中学生中选择使用这本《新编历史教科书》（以下称“扶桑社教科书”）的比率只有0·039％，使得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学校采用的环节上受挫。近来，教科书的风波表面上似乎有所平息，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骨干也制定了“复仇”战略，准备在下一次的教科书审查时卷土重来。根据日本出版劳连教科书对策部提供的信息，采用结果出来后，“编纂会”重新确定了会长等人选，制定了第二阶段的三项“复仇”目标，即一是在今后4年里改变教科书的采用制度，二是努力推行扶桑社的教科书，三是掀起重新认识日本文化价值的运动。新会长田中英道宣称要把修改教科书的范围扩大到小学的社会科教科书以及中学的国语教科书。（1）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从更深的层面思考教科书的问题是很必要的。

一、对教科书问题的误解或片面理解

此次发生的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实际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是战后以来关于日本教育方向的第三次大的争论，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思想面对国际化挑战而产生的剧烈动荡。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社会教育，进行历史观的教育，是关系日本社会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关于日本社会就教育方向问题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从一开始就予以关注。但是，对于许多媒体来说，特别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在2001年4月由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之后。针对《新编历史教科书》，媒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其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有的媒体还具体列举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应当说，“扶桑社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扶桑社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还是比较片面的。需要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实质，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刻的研究。

1、不仅要注意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更要注意其它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整体变化

此次在2001年4月公布了结果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涉及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是来自八个出版社。其中有七个出版社是多年来一直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只有扶桑社是首次出版历史教科书。去年以来，媒体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几乎都关注于“扶桑社教科书”。当然，“扶桑社教科书”的问题固然是明显的，集中力量对其进行批驳也是需要的。但是，从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本教科书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0·039％的采用率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论断。而采用率占99％以上的其余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有什么样的变化，恰恰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如果不了解另外七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在这次审查后有哪些变化，就难以了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整体的“改恶”现象。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即教科书不再是“国定”，而可以“自由”编写，但是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尽管与完全的自由编写制度有距离，但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毕竟有了选择教科书的余地。教科书问题是在这样的教科书制度中发生的。战后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斗争，就表现在各自都要编写教科书，并且都要争取教科书的采用率。

战后，经过艰苦的斗争，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出现了“改善”的局面。从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角度看，面向初级中学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全部都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而其中6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尽管七种教科书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记述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能够承认历史事实这一点毕竟是一个进步，这是经过多年的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这次在与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时送审的时候，记载慰安妇问题的出版社就只剩下“日本书籍”、“帝国书院”和“清水书院”三家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一家维持了原来的记述，其它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回避了被屠杀的人数，有的回避使用“屠杀”的概念。（2）关于“侵略”一词，“大阪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几乎全面删除，其他如“帝国书院”、“日本文教”、“日本书籍”等出版社的教科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改动。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事务局长石山久男的分析，这样的变化使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表述倒退了20年。而从这个意义上看，编纂会的目的至少已经实现了一半。（3）从七种教科书2002年的采用率与1997年采用率中可以看出，对侵略历史事实揭露相对更充分，被“编纂会”攻击为“最自虐”的“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采用率的减少更加明显（4），即从原来的12·9％急落到现在的5·9％，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一事实说明：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冲击与影响下，本来在揭露侵略历史事实上比较努力，即有“改善”趋势的原来的七种历史教科书，也发生了很明显的退步，即出现了明显的“改恶”倾向，而这些教科书是为99％的日本中学生所选择的课本。另一方面，学校对揭露侵略历史事实充分的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明显减少了，说明了日本历史教育潜在的问题。这些教科书的政治倾向性对日本教育方向的影响更大，而这些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是日本社会历史认识的晴雨表。编纂会在对采用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藤冈信胜就特别看重这一情况，他认为七种教科书的变化已经预示了4年后的胜利。（5）所以我们更要十分关注另外七种教科书的变化。

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可能反映了一些媒体不了解日本的审定教科书制度的现状。仅仅抓住《新编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容易使不了解日本教科书制度的多数人产生误解，以为那样的教科书已经完全占领了教育阵地，另一方面则容易从根本上忽略对日本历史教育方向问题的关注。

2、不仅要分析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分析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

“编纂会”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和扶桑社《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目的决不仅仅是针对历史问题的翻案，而是针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与和平主义的倾向。为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和保守势力竭力想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特别是修订限制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宪法第9条。修改宪法是很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历史教科书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而更直接的手段，则是通过编写公民教科书。所以，在扶桑社推出《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还推出了《新编公民教科书》。历史与公民这两种教科书共同构成中学的社会科的课本。

《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样在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审定，在那之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故意避开日本关于教科书不得在书店发售的法律规定，特地印刷成扶桑社的历史与公民两种教科书的“市贩本”，在社会上贩卖，以扩大影响后。（7）据“编纂会”事务局长高森明公布的数字，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市贩本”已经出售了54·5万册，《新编公民教科书》的“市贩本”出售了16·5万册，数目是相当客观的。（8）

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引起媒体的特别的关注。其实，这本教科书中涉及日本的“国旗、国歌”问题，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PKO）的问题，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关联法案问题，特别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意义等问题，都是日本社会当前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与当年的侵略战争历史密切联系着的问题。

例如，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PKO）协力法，因此日本的自卫队终于能够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活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日本自卫队派到海外，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亚洲的活动，而根据日本宪法的第9条，这样的活动是被严格束缚的。因此，在日本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对通过《PKO协力法》有疑虑，主要是担心日本宪法第九条被架空，进而使日本的和平宪法被否定。而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日本在战后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础，一旦被否定，又与肯定明治维新后充斥了军国主义精神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关，与对历史的翻案有关。出于这样的心理，多数日本国民人为应当维护现行的日本宪法。而《新编公民教科书》则将这一问题放在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一节中，称日本向海外派出青年协力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都是日本对国际社会提供的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应当体现的军事上，这就是将自卫队派往海外。这样一来，本来是相当严肃的涉及宪法原则的问题，就被淡化为日本的国际贡献的问题，其实是在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结果是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接受修改宪法的意图。（9）

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一直把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视为实现其目标的重大障碍。“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后，就竭力鼓吹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996年12月《产经新闻》连载藤冈信胜的《教科书不教历史》一文，对明治宪法大加赞赏，认为是日本民主的标志，甚至说：“明治宪法中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是天皇当然不直接指挥军队，实际是由陆军参谋长，或者是海军的军令部长行使权力。天皇的统帅权，仍然是形式上的。”（10）他还认为当时西洋各国都对日本的宪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平成国际大学教授高乘正臣赞说那是“从天皇向国民的转换，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一节别引用当时国内外对宪法的赞扬，表明了作者的感情。（11）而在《新编公民教科书》中，竟然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和平）宪法的议论与第9条”，说这一宪法制定已有50年以上，至今仍没有修订，言外之意当然是说需要修订了。该教科书中在介绍宪法第9条的时候，竭力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认识：日本作为国家，必须有必要的自卫权和对国际社会积极协力的能力，不能被宪法第9条束缚。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在说：宪法第9条必须修订了。（12）

可见，扶桑社的《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是在同一思想体系下编成的，证明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从历史问题入手，而真正的目标则是针对日本社会未来的发展。对于这一“醉翁之意”，我们应当看清。

3、对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要进行具体分析

在论述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的时候，有的媒体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右翼势力，我认为这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在日本，“右翼”是一个有专门涵义的概念，是有组织的一种势力，但并不能够代表日本社会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全部右倾保守势力。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应当对右倾保守势力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第一种势力是日本的国会议员等政治家阵营中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他们对日本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倾向不满，在教科书问题公开发难。但是在日本，人们并不将其称为“右翼”。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来自自民党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来自新进党。早在90年中期，他们就针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要求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要求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活动组织了起来，在自民党内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新进党中则建立了“传播正确的历史国会议员联盟”。自民党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以经常发表狂妄言论的奥野诚亮为会长、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联络了众参议员116人。那本明确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由保守的学者们炮制出来的。

“不战决议”的风波过后，这些人又把“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改名为“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开始把矛头对准历史教科书，表示支持编写“光明”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奥野诚亮和板垣正还在参院自民党中成立“教育问题研讨会”，搜集教科书问题，对文部大臣施加压力。1996年6月5日，奥野诚亮发表了“从军慰安妇不是强制的，而是商业行为”的言论（13），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而对他的批评正在激烈的时候，1996年12月11日，板垣正在预算委员会上仍然说：“从军慰安妇并不是强制的，但是却写进了教科书，文部大臣应根据自己的权限将那一内容删除”。

上述自民党和新进党的议员联盟，从1997年1月开始联合行动，成员人数当年统计为177名，实际超过200名。在国会的预算和文教委员会上9次发难，给政府施加压力，还要求政府取消宫泽喜一在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中关于“审定教科书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讲话。

第二种势力是自称为“自由主义史观”学者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组织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多来自日本的知识层面，在教科书问题的风波中起了“理论领袖”（14）的作用。但是在日本，人们也不称他们为“右翼”。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这些人对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立性的标榜。他们声称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认识，改革历史教育，推进多样性”。（15）也就是说，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他们不同意来自美国的“东京审判史观”，也反对来自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史观。他们推崇战后初期日本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所以称自己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史观”。

直到80年代末，以“自由主义史观”论的核心人物藤冈信胜为代表的一些人一直是“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教育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藤冈信胜自己承认：在苏联解体以及海湾战争后，特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读了保守派的富士信夫、江藤淳的著述，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说：苏联东欧解体使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而海湾战争的发生，也使他对在―国能否实行和平主义的问题产生怀疑。由于原来的理想一一地破灭了，所以建立在那一理论基础上的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建立在战后民主教育基础上的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是把日本错误地置于被审判的地位，所以导致“反日”、“自虐”的史观流行；对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以及日本军队的暴行的揭露是“虚构”的“谎言”。这就证明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实际是战后一直是民主教育的对立面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站在同一立场。（16）

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要为“建立民族自豪感”而努力；要为21世纪的日本年青一代编写历史教科书；要从慰安妇问题入手批判现行教科书的错误。

“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的活动与上述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所以奥野诚亮兴奋地发表议论说：“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学者终于出来了”，“到现在为止，藤冈先生同我的感情是一致的”。（17）

第三种势力是典型的学者和《产经新闻》系的媒体，这一势力在日本一贯被认为是“鹰派”，其思想基础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但是在日本也不称之为“右翼”。

这一种势力在战后就逐渐形成了，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当代典型的学者如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电器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漫画家小林义则等，他们大多是“编纂会”的骨干力量。

中村粲自称“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一贯坚持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始终对《朝日新闻》和《NHK》的报道方向进行攻击，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形成的核心人物。1996年，他成立“昭和史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号《会报》（1996年12月15日）就批评日本战后的教育方向是在战后恶劣的风潮下，放弃对历史的研究，导致了反日和自虐的国民性。

西尾干二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也是学者的“领军”人物。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编写了《国民的历史》，否认日本的文明发展阶段中曾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杜撰出所谓的“日本列岛的文明圈”。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实际就是以《国民的历史》为蓝本的。

在教科书问题的认识上，这一势力与“自由主义史观”是相同的，但在日本，人们都知道，他们是传统的势力，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史观”那样的“转向派”。这一势力把握的如《诸君》、《正论》、《文艺春秋》、《サン－サラ》、《Voise》、《SAPIO》等一些舆论阵地，也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所充分利用。

这些“鹰派”的学者和媒体，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甚至与日本政府也相抵梧。例如，对于这次扶桑社教科书在采用问题上的失败，这些人认为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指导”，是由于小泉首相为了在10月的访韩和访华中修复对外关系，故意对地方自治体施加压力而送给对方的礼物“。（18）

第四种势力就是右翼团体的势力。在日本，至今存在的右翼团体有许多，其组织繁多复杂，思想五花八门。在教科的问题上，有与“日教组”公开对立的右翼团体如“日本青年协议会”及其下属的“日本教育研究所”等，他们一直鼓吹打破现存体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国家体制。另外还有“日本会议”（1997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与“保卫日本会”统一而成）等，都是以反对教科书和修改宪法为目标的。

右翼团体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性的主张，但是往往采取极端的激烈行动，而且暴力团的系统的山口组、稻川会等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符合右翼传统的轻思想重行动的特征。

比如，1996年7月以后，右翼团体开始对教科书发行者寄送威胁信，接着在10月29日，出动40台街宣车进行抗议宣传，把教科书指责为卖国。12月，署名“关西日本原理主义剧团”的右翼团体三次将威胁信送给七家出版社社长和教科书执笔者，第三次信特别送给藤冈等强调指责的4家出版社（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和东京书籍）。在信中有收信人住宅的照片，还附有赞扬刺杀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的文书。以后，凡是藤冈信胜文章中提到的个人和出版社，均会收到右翼的威胁信。

1997年2月4日后，右翼团体大行社每周有三天到出版社前抗议，4月8日，150台右翼的街宣车集中向出版教科书的“大阪书籍”示威。这一年的日教组教研集会时，右翼团体特地将街宣车开去，在车上大书“学习藤冈史观”的字样。

综上所述，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般认为的“右翼势力”其实有由多种势力构成的。他们固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在组织上甚至有联系，但是在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的时候，必须对这些势力进行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