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看见别样的生活

2014年某大型网站搞过一次“新视角高峰论坛”，名家云集，探讨“富裕的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的问题。大多数论者主张，启蒙精神是“五四传统”中值得继承和发扬的重要遗产，但在网络上也可以读到许多质疑和反驳，比如，“那些主张启蒙的人，自己才是蒙昧的。到底谁来启蒙谁啊？”“启蒙本身是一种自负的现代迷信”等等。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曾有过一个热烈的“新启蒙运动”，而2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发生了改变，启蒙变成了一个可疑的主张，甚至会遭到讥讽嘲笑。那么，今天再来谈论启蒙理想还有意义吗？我想，这或许取决于如何理解启蒙的涵义。

“启蒙”对应的英文词的原意是“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过一个“洞穴寓言”，常常被用来解释何为“启蒙”。按照某种简单化的理解，启蒙就是走出习俗的蒙昧洞穴，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看到真实的世界。在这一解说中，习俗是黑暗落后的，理性是光明进步的，而启蒙就是一个弃暗投明走向真理的历程。但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自己启蒙了呢？你走出了原来的“自然洞穴”，但很可能你进入了“第二级洞穴”；你以为自己看到了太阳的光辉，但说不定这是“日光灯”之类给你造成的幻觉。更糟糕的是，因为你自以为真理在握，就会急切地去启蒙别人，自以为是地批判所有习俗。在这样一种傲慢的“启蒙心态”中，启蒙不也会变成了一种偏见、狂热和迷信吗？

如果把启蒙定义为通过理性发现终极真理，这或许是一种自负，也一定令人争议不休。但是，可能有另一种不同的思路来理解启蒙。无论是“弃暗投明”的说法，还是进入“第二洞穴”的阐释，都肯定了一个事实：启蒙是一次“出走”。于是，我们可以将启蒙理解为由于“出走” 而获得的“视野转变”。这种转变是由于看见了“别样的生活”所激发的反思意识，而并不需要任何“发现真理”的假定。

试想，在一个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村庄里，父母打孩子是家常便饭，而且“好孩子”都是被打出来的。但假如有一天，有个男孩来到另一个异邦村庄，发现父母基本上不打孩子，而那个村庄居然也有很多“好孩子”。他会作何感想？在一个世世代代恪守“守寡戒律”的村庄，有一个丧夫的女子，有一天到了另一个遥远的村庄，在那里她见证到女人是可以改嫁的，而那个村庄竟然没有“秩序的崩溃”，她又会作何感想？

在见证了异邦别样的生活之后，他们的视野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可能如同“出走”之前那样，将“打孩子”或“守寡”当做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知道“生活可以是不同的样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定会放弃原有的习俗。这个男孩可能仍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严厉的”教育方式；这位寡妇仍然可能继续坚守她的贞节事业。但他们的理由变化了，或者说，他们需要一个理由来面对“异邦”的另类可能性。

在此，我们没有假定“异邦的村庄”代表了什么“普遍真理”，也无需主张“不打孩子”或“允许改嫁”的文化就是“更高的文明”。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另一种情景――异邦的村民远游到了“本邦”，惊奇地发现：打孩子可以成为一种教育方式，而且没有多少孩子“被打坏”了；守寡可以是一种忠贞的方式，也并非那么不可忍受。“异邦人”也会因此而形成对自身习俗的反思意识。

所谓“洞穴”，就是由特定习俗构成的社会。生活在特定的习俗中而不自知，是一种“前启蒙”的状态。而我所理解的“启蒙”，就是获得对自身“洞穴性”的一种自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洞穴之中。我们不需要假设看见了“光明”才能获得这种自觉意识，只需要知道“生活可以是别的样子”就够了。

如此理解的启蒙仍然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习俗本来无需理由，而在启蒙之后，各种习俗就会面对各种理由的挑战，也需要用理由来应答和辩护。于是，“说理”就成为启蒙之后的文化核心。而任何“不由分说”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也就越来越难以维系。

（摘自中信出版社《中国有多特殊》 作者：刘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