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启蒙写作论文篇1

要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应当首先考察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的内涵，因为这些概念的含混往往导致对文学现象判断的失误。在苏联文学理论体系中，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是作为“创作方法”而存在的。“创作方法”源于苏联早期“拉普派”的“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后来，“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理论随着拉普派的倒台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创作方法”概念却保留下来，而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就与“创作方法”相联系，成为超历史、非美学的“创作原则”。中国接受了苏联文学理论，就出现了《诗经》、杜甫等属于现实主义，而《楚辞》、李白等属于浪漫主义的说法，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主张。事实上，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现象，不是所谓“创作方法”，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潮一方面体现为特定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另一方面，还具有某种历史的内涵，借用舍勒描述现代性的概念，是一种“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文学思潮更本质的方面。作为某种风格、手法，可以具有某种超历史性；但作为某种精神气质，又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对五四文学思潮的认定，就必须首先考察其历史规定性。而所谓五四文学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习见，其缺陷也在于仅仅考虑到世界文学思潮（主要是现实主义）对五四文学的影响，以及五四文学接受的具体艺术手法（主要是写实手法），而忽略了文学思潮的历史规定性，没有顾及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情境以及它的精神气质。如果从严谨的学术立场出发来，不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概念仅仅理解为某种艺术手法和风格，而是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思潮，就必须承认，五四文学还不具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不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和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而且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中国的特点，具有开放的、多元的性质。

启蒙主义是欧洲18世纪的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启蒙文学家，他们宣传的启蒙理性成为启蒙文学的指导思想。在德国有莱辛以及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狂飙运动。在俄国有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普希金曾经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作家，其实应为启蒙主义作家）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主义文学。还有意大利的启蒙文学等。启蒙主义接续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传统，继承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它高扬理性的旗帜，宣传人类进步的观念，从而发展和超越了文艺复兴精神。从现代性的角度说，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启蒙主义文学是鼓吹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文学，这一点是它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根本上不同之处。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内容。18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统治尚没有被****，启蒙主义者正在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为将来****封建主义作思想准备。启蒙主义文学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把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这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不同。第二，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信人的崇高和伟大。伴随着理性的乐观精神，启蒙主义文学也渗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这是启蒙主义者觉醒后的悲凉情绪。启蒙文学的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反叛理性甚至颓废倾向，现实主义对人文理性失望，自然主义肯定人的生物性不同。第三，启蒙主义文学既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反拨，又是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它还没有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说理融为一体。这与以后浪漫主义偏向主观性而现实主义偏向客观性不同。第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平民性，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体现着平民精神，与贵族化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在以上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中，核心的精神是对于现代性的鼓吹。这不仅是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界定，也适用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

如果用启蒙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就会发现，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更符合实际。文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历史特点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它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五四启蒙运动高举启蒙理性的大旗即科学和民主。科学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不过是人文理性的政治内容，它们是都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因此，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相似的。由于中国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时期历史语境的相似，五四文学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启蒙主义的性质。五四启蒙运动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学中无论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一派，还是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一派，都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受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且强烈鼓吹这种理性精神。科学主义是五四的主导思潮之一，对科学的崇拜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正如胡适所言：“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科学主义的霸权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达到了顶峰，并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文学。科学主义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是一致的。五四启蒙者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中国的明天（陈独秀语），讴歌新的生产力，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郭沫若把工业化的产物称为“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是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他歌颂着：“力呦！力呦！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力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派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如矛盾就以科学主义的立场提倡写实。五四科学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成为进化的历史观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不仅对人性的进步充满信心，而且对科学的昌明寄予希望。对科学精神的歌颂是与启蒙主义文学的主题是一致的。歌德在《浮士德》中，让浮士德在科学的创造中找到了归宿，面对被改造过的世界赞叹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在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具有相似性。当时，中国现代工业文明还十分幼小，它还远没有像欧洲19世纪那样成为人的自然天性的桎梏而引起批评和反叛；争取现代文明而不是批判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文学一样，肯定工具理性，讴歌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具有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同样，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五四文学的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如鲁迅批判国民性、控诉吃人的旧道德，郭沫若讴歌理性的自我，郁达夫抒发内心的苦闷，王统照强调爱与美、冰心塑造童心，等等。这些主题属于启蒙主义，而不属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从文学主张上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钊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表现自我”等等，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主张。启蒙主义宣扬的个性主义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如鲁迅的“救救孩子”呼吁，对阿Q的灵魂与命运的解剖是为了反思国民性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使郁达夫的颓废、感伤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沉沦》）。这种理性精神区别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反抗和现实主义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同时，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也伴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感伤主义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和风格，它成为浪漫主义的前奏。鲁迅散文《朝花夕拾》、《野草》里面既有对童年的天真的怀念、对黑暗的奋勇的抗争，也有深沉的悲怆和孤独的绝望。郁达夫的小说展现了带有颓废情调的感伤风格。还有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都诉说着感伤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也渗透着隐隐的乡愁。甚至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昂扬的激情中也有感伤情调。这种感伤情调体现了理性觉醒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孤独和彷徨。五四启蒙运动给五四文学注入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无法抹掉的。

启蒙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像后来的流浪主义与现实主义那样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它不是纯粹的客观写实，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现，而是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表达融合为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也具备这个特征。鲁迅的作品因写实手法而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但《狂人日记》等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也在客观写实中糅合了明显的主观性，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是国民性的通病，但主要体现在道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把它安在阿Q身上，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写实标准，这是作家对文学形象的主观化创造。俞达夫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者，但他的作品在主观表达的同时也展开了客观的描写。因此，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界定五四文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用启蒙主义来解释五四文学则比较合乎实际。

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平民主义主张。启蒙主义是一种平民主义思潮。城市文明的兴起，使第三等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要****贵族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启蒙思想家大都出身平民，如卢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当然也有像伏尔泰等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启蒙主义提倡平等思想，这是一种平民主义。启蒙文学也贯穿着平民主义，它的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浪漫主义文学就精神气质来说是贵族化的，虽然它也有平民出身的作家，但其思想资源来自中世纪文学，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叛，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四启蒙运动的主体是新产生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民主义。五四文学主张平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涵就是平民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茅盾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五四文学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写农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体现了鲜明的平民精神。五四文学的平民主义性质证明它属于启蒙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对五四文学的定性。创造社成员并没有自称是浪漫主义，据俞兆平先生考证，所谓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是在30年代被郭沫若、郑伯奇等人追认的，原因是苏联对浪漫主义的肯定。2而此前郭沫若称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为“主情主义”。文学研究会确实主张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文学实践就真的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被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没有自称为现实主义，以后也没有给予追认，而是给自己定性为“启蒙主义”，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所谓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并非真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中国形式。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其时近代工业已经显著地发展起来，城市文明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使人类付出了代价，城市束缚了人的自由，科学排斥了人的灵性，因此文学开始反抗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它讴歌田园生活，回归自然，甚至缅怀中世纪，以想象和抒情甚至神秘主义和病态的颓废情绪来对抗理性的现实，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化传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对浪漫主义的说明：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

尽管各国的浪漫派有不同的特点，在政治立场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因此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区别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但对现代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反叛应当是它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它的精神气质，而想象和抒情只是附属于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具体艺术手法。

如果认同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概括——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那么，对照五四文学，就必须承认，它不属于浪漫主义，因为它没有反叛现代性，而是讴歌现代性。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浪漫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却在热情地讴歌进步、讴歌新时代、讴歌科学和工业文明。他赞美道：

黑沉沉的海湾，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

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囱都开着了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其他创造社作家也没有批评科学和工业文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工业文明还刚刚起步，十分幼小，而科学精神也刚刚传播进来，它们远没有压迫人的灵性、束缚人的自由，反而是中国从贫穷、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五四文学不但不可能批判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反而讴歌现代性，期盼现代化的来临。

五四文学缺乏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和怪诞风格，而体现出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和比较古典的风格。浪漫主义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甚至表现出颓废的情调。而五四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土壤中，浸淫于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它没有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也没有体现出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即使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也是如此。创造社主张表现文学的“全”与“美 ”，同时有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想象，但又洋溢着理性精神，他讴歌自科学、民主、自由，高扬自我，对未来满怀希望。这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气质相去甚远。郁达夫虽然有某种颓废情调，但他的伤感仍然带有社会的、理性的内涵，他的性苦闷与作为弱国子民的压抑感联系在一起。在《沉沦》的结尾中，主人公感叹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情调正是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气质，它是理性的、启蒙主义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

五四文学直接受到启蒙主义文学的强烈影响，像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歌德、席勒、莱辛等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大量译介，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五四文学吸收了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用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和改造国民性。因此，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倾向于主观的一派，主要是创造社代表的一派，就更接近欧洲启蒙主义，特别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击运动”时期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可见一斑。郭沫若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内容“大体以歌德为中心”，他把歌德奉为人类仅有的两个“球形的发展”的天才（另一个是孔子）。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说：“我译此书，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包括“他的主情主义”、：他的泛神思想“、”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他对于小儿的尊崇”等。于此可见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而同时，许多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作家（即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大量译介，如拜论、雪莱、海涅、雨果、密茨凯维支等；而如许来格尔兄弟等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则很少译介。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作为启蒙主义文学资源被接受的。五四启蒙文学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性、抒情性，而没有接受它的反现代性。因此，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推动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发生，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如果说对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尚有怀疑的话，那么，对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则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五四时期的文学家、理论家确实主张现实主义，也把五四文学定位于现实主义。但是，正像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依据他对自己的看法一样，不能根据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和对五四文学的评价来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都把五四文学的主流定性为现实主义，并认为五四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但这种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实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写实，而在于其精神气质等历史规定性。欧洲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以写实的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人道主义为武器而展开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揭露、控诉、抨击，并提出了以爱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同时，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抓住这个精神气质，才把握住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五四文学虽然吸收了欧洲文学的写实手法、批判精神，但它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批判封建主义，呼吁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的精神气质是与现代性一致的，它的审美理想是理性的、乐观进取的。这一点是五四文学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属于启蒙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封建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运动，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而理性即科学和民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五四文学不具有欧洲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即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没有质疑现代性，没有对现代性的沉重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五四文学是指向现代性的，它坚信并憧憬理性精神（科学与民主），体现了少年中国的青春朝气。这种精神气质是与欧洲启蒙文学相似的。鲁迅批判的对象是农民的愚昧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消极，从而控诉封建主义文化的吃人本质，在强烈的批判精神中仍然饱含着对现性的认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也展开了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并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创造新社会的信念。

五四现实主义说的主要依据是五四文学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据米达安·格兰特的说法：“‘现实主义’源自哲学，描述一种‘目的’，即现实的获得。‘自然主义’源自自然哲学即科学，描述一种‘方法’，有助于获得现实的方法。”1但是，五四文学依据的科学精神主要是进化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就被当作生存竞争、社会进步的根据，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精神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出对人类前途的乐观精神，这种社会历史观成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五四文学不是把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而是把进步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它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严格的客观性，更没有达到自然主义的精密性。五四文学中标榜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一派，主要是以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在客观描写中渗透着鲜明的主观性。如鲁迅很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成为他的作品的主导思想。因此他“排众数而任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摩罗诗力说》），并没有尊奉科学主义，倒是偏重于主观性。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处不再重复。欧洲现实主义依据的是实证哲学；自然主义依据的是生物学，而五四文学既没有受到实证哲学的重大影响，更没有受到生物学的重大影响，而主要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影响。甚至现实主义之被引进，也因为按照进化的文学观念，中国在摆脱古典主义以后，应该进入现实主义阶段。陈独秀认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因此，不能以科学精神为根据把五四文学确定为现实主义，它的进化论只能导致启蒙主义。

五四文学倡导现实主义，也大力译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现实主义思潮而形成了启蒙主义思潮呢？为什么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不一致呢？一个原因是，欧洲现实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近，五四文学受到现实主义余波的强大影响，五四文学自觉地学习和引进现实主义，并自称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欧洲启蒙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远，因此虽然继承了启蒙主义精神，但启蒙主义并没有获得承认。这样，五四文学就发生了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不一致。此外，外来文学思潮的传播要受到本国文学实践选择、改造、同化，从而使外来文学思潮发生了变形。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情境规定了欧洲现实主义思潮注定要融入中国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五四启蒙运动需要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大量引进，同时，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进行了同化、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少，而受到俄国“人生派”的影响较大。郑伯奇在五四后总结道：“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3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关头，反封建的启蒙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相继出现并融合为一体，因此，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就包含着启蒙主义的因素或者就是启蒙主义。除了普希金等启蒙作家之外，像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岗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别、车、杜等虽然服膺现实主义，但他们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的，因为这些作品是反对封建****、鼓吹自由主义的，是争取现代性的，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不是批判现代性的。即使如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批判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从而与启蒙主义相联系。这样，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就侧重于启蒙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接受也有被启蒙主义同化的倾向。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而在中国则演变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启蒙主义文学的样板。鲁迅对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为了吸收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从而成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写实手法上，而没有深入到其精神气质即历史的规定性层面上。从文学革命开始，对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认识就停留在写实手法上，如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中就有“曰推倒陈腐的铺陈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写实主义主要是针对古典主义的“铺陈”，而其自身特点也主要是真实（“立诚”）。五四启蒙主义者很少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而多从符合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茅盾认为：“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1他之所以由提倡新浪漫主义而改为提倡自然主义，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不善于客观描写而需要加强写实训练这样一个认识。2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重艺术手法，而对其精神气质则有所屏弃。茅盾曾经批评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3他强调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4同样，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加区分，也是仅着眼于写实手法的相同，而忽略了二者精神气质的不同。由于屏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人生观的自然主义”），仅仅学习和引进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技术上的长处”），于是，五四文学就自以为属于现实主义，而实际上是启蒙主义的。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它是多元、开放的启蒙主义。这主要因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所处的世界文学的环境造成的。在五四时期，欧美文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思潮。这意味着五四文学虽然具有启蒙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但它的思想资源并不仅仅有启蒙主义，还有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不仅吸收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而且还吸收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写作手法。这种状况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虽然都属于启蒙主义思潮，但由于受到的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吸收的文学思想资源不同，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创造社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较大，因此偏于主观表达。文学研究会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因此偏于客观写实。此外，现代主义对五四文学也有影响，如鲁迅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某些美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写作了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野草》、《故事新编》等。因此当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他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5五四文学对欧洲多种文学思潮的开放性，也使五四文学具有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了，带有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风格、特征。可以说，由于吸收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五四启蒙文学较之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要丰富、深刻得多，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手法上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五四启蒙文学就具有过渡的性质，拥有了自我超越的品格。它在五四以后发展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五四以后中国迅速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文学的任务除了继续批判封建主义外，对被扭曲的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反叛、批判也提到日程上来，于是产生了沈从文的留恋淳朴的乡村文明、抨击堕落的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小说；老舍的描写市民的没落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还有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诗歌，施蛰存、刘呐鸥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无名氏代表的先锋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就会发现，它也具有开放的启蒙主义的特征。与五四文学一样，以往对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定位起码是不准确的。新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以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变体，呼吁科学、民主、主张个性解放，它的历史规定性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它又吸收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具有了多元形态。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才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新写实小说）和现代主义（各种先锋文学）才出现。这一段历史的重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最后，我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在长达大半个世纪中会对五四文学思潮作出不当定性。首先，受到苏联“创作方法”概念影响，对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理解具有非历史性。其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质定位不准，把一个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时期当成了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时期，从而把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错误地当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就是受到苏联尊崇现实主义的观念的影响，硬把启蒙主义“拔高”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现在，以现代性理论为准绳，就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还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描述。

注释：

[1] 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 参阅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143页。

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 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 矛盾《文学与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版，第58页。

2 参阅俞兆平〈〈浪漫与写实〉〉，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75页。

3 《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期，1920年8月版。

4 〈〈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讯〉〉。

启蒙写作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赵树理；教化；城市遭遇；启蒙；大众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离我们不算远，也不算近。在那段二十几年的天翻地覆的巨变时期，文坛上有一位作家很引人注目，他就是赵树理。我们今天追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尤其是革命文学，无论如何也不能绕开他。

在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迅速成为样板，成为延安红色政权在文艺界树立起的“方向”。“赵树理方向”所推崇的传播形式是“大众化”、“通俗化”，赵树理自己也这样总结过。然而在解析“赵树理方向”的创作动机时，许多评论者认为，赵树理文学创作具有启蒙主义倾向，以此来肯定赵树理的价值，甚至以此来抵消赵树理作品的过于通俗的弱点。

那么，“启蒙动机说”是否适合赵树理呢?为什么赵树理在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非常受欢迎，而在建国初期以至到1950年代后期，他就遭到了质疑和批判?1980年代虽重提“赵树理方向”，但在1990年代，赵树理为什么又遭到了众多的不屑和贬低?

在笔者看来，赵树理的写作动机不是启蒙，而是教化。赵树理的被批判，与国家政权的教化重心的转移有关。而赵树理的被贬低则与中国“大众”的城市化转向有关。

一、是“启蒙”还是“教化”

启蒙，就是开启蒙昧、促人成长，在中国本属教育活动。然而，随着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涌人，启蒙的含义又增加了新的义项。呼应着西方的启蒙运动，中国思想界也在酝酿一场中国的启蒙大潮。这时的启蒙，就有了变革时代精神的内涵。事实上，中国封建制度的衰败、帝国主义的侵扰、国力的积贫积弱以及国民的萎靡怠惰等现实，引发了部分先觉者的思考，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震荡国魂的运动。在中国，这场运动叫做新文化运动。

在李泽厚看来，中国新文化运动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救亡，二是启蒙。最初的启蒙是为了救亡，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后来，救亡的主题又压倒了启蒙，启蒙话语受到了排挤和打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结果是产生新文学。“新文学”从一个短语变为一个词汇，是凝聚了五四以来几代作家、学者的巨大心血的。新文学的启蒙主义色彩在众多作品中有着显著的体现，其代表作家当属鲁迅。然而当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主题时，革命文学就兴盛起来。而这时对文学的要求不再是启蒙，而是教化。

由启蒙文学而教化文学的过程是：从1917到1937这20年间，启蒙思潮和实践具有“宽松”的时代环境。在政局动荡、群龙无首的时代，思想空间的话语权力自然就落在了学者和作家的肩上。他们也就有了站在高处为大众指点迷津的启蒙者的身份。1937年后，在新兴的延安苏区，学者、作家们的身份就遭受了一种尴尬——原来的启蒙者转而变为被启蒙者。何以至此呢?显然，思想领域的话语权被新政权所掌控了或者说收回了。赵树理虽然曾经历过启蒙、救亡和教化这三个时代，但他真正参与其中的是教化的时代。赵树理显然受过启蒙思想的熏染，但他身在延安解放区的时空之下，他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把文学创作放到了维护新兴的政权制度和新型的社会关系上了，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教化文学”的代表作家。

现在看来，赵树理的文学理念无一不体现着教化的动机。比如他曾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愿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无疑是要宣传新型道德关系。赵树理的这些主张，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的很鲜明。比如《小二黑结婚》，其实是宣传解放区新的婚姻制度，是在“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中的三纲五常的阵地。《李有才板话》是在鼓动农民敢于向地主进行斗争的精神。

于是我们可以说，鲁迅是启蒙文学的代表，而赵树理则是教化文学的代表。不过，他们的人文追求仍然是一致的，那就是让大众的精神面貌和生存质量都有明显的改观。

二、赵树理的被批判——英雄和中闻人物之争

赵树理的教化文学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同于以往的封建时代的作家，人云亦云，成为封建道德的维护者；也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为革命进程作宣传鼓动，或做政策图解。赵树理的教化文学，除了受传统文艺的滋养外，还受了启蒙文学的涵育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的召唤，因而赵树理的教化文学创作，是一种新时代的教化文学。

李泽厚说，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使得鲁迅不只是一个思想者，还是一个关注生命本体的文学家。对于赵树理来说，赵树理是一个教化者，但他并不只站在官方的立场，他还为老百姓代言，事实上赵树理也超越了教化，而成为一个全心关爱新生政权的务实的作家。

在文学的创作和艺术的创新上，赵树理本人是真诚而执著的。赵树理始终在关注着农村天地和农民大众，始终守持着“问题意识”，关注百姓的历史命运。所以，1958年他创作的《锻炼锻炼》，敢于对农村中的落后群众以及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进行自然主义的揭示。1960年代后他写出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之类反潮流的“顶风”式的作品。

其实，教化文学的写作至少有两种方式：“从反映社会现实方式看，文学教化论主要立足于歌颂(美)和批判(刺)两个方面。赵树理选择了批判。那么，他的这种“不识时务”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在笔者看来，赵树理的坚守其实是他对自己教化立场的坚守。他似乎觉得一个作家怀着教化的动机，总是不会错的。他是无私的、为公益的。所以，他在作品中也从来“不是直接‘图解’某一政治观念或政策，而是尽力地试图从是否有益于农民(被理解为‘人民利益’)这一核心准则中寻找这一主题的合法性因素”。那么，为什么到头来赵树理还是被批判了呢?笔者认为，这与国家政权的教化重心发生了转移有关。

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确立了文艺界要塑造社会主义英雄的创作方向。“一体化”的要求便在文艺领域也呈现出来。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其实这些作品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十分浓厚)的作品成为主流，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成为文艺作品的中心人物。借典型人物对国民进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其实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而此时的赵树理依然在坚持自己的写作初衷，他要把农村的具体问题推上前台。在他笔下，“中间人物”往往写的更为真实丰满，这虽然来源于赵树理的真诚的教化动机，但显然被视为“偏离”了主流。

然而现在看来，赵树理的中间人物写作，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就如同鲁迅的国民批判一样，都是不朽的。不熟悉中国大众，尤其是不了解农村、农民和贫穷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赵树理的深刻的焦虑的。

三、赵树理的被贬低与市民的兴起

众所周知，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始终坚持“大众化”，赵树理所说的大众显然主要是指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承担者，赵树理当然会服膺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的方向，所以为农民大众写作也就具有了完全的“合法性”。赵树理在延安解放区，农村和农民是主要的革命空间和基础，文艺当然主要为农民服务。

然而，中国的大众其实不只是农民，还包括市民。所以赵树理一定不会被所有人喜欢。比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赵树理的创作时，表达了他的鄙夷和不屑：“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也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夏志清对赵树理的不喜欢，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关，也与他的艺术本位的理念有关，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夏志清贬低赵树理的观点在九十年代会获得较多的认同呢?我觉得这跟现代人的城市视角也有很大关系。从文学的接受群——大众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史的解读也许会焕然一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的享誉文界之时，张爱玲在国统区也是声名不小。事实上，他们代表了大众的城乡两极。面对大众，必然要求通俗。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出现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转折。反感“新文艺腔”的张爱玲最初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她从传统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获取滋养。赵树理则更是自觉地反省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显然，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各自的读者群合二为一就是当时的大众整体。不过，中国的大众群落的构成及其地位是随历史而改变的。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城乡只存在空间的差异，而少精神气质的隔膜。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和商业殖民地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现代化，中国的城乡差异甚至对立也就出现了。这直接导致城乡之间的道德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歧变。

那么，对两位作家的批评指向为什么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呢?显然，赵树理的时代，对农民大众的文学书写由于共产党的胜利而得到认可，而张爱玲的市民写作必然会受到遮蔽。19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的普及，市民的声威已经远远盖过了农民，农民也开始主动向城市靠拢，大众化和市民化的含义也逐渐接近。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树理的被贬低与张爱玲的被抬爱也就不可避免了。

现在看来，是大众主体的变迁导致了文学审美倾向的时代转移。所以，赵树理的评价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大众”的变迁史。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显然存在着为新政权服务的意愿，存在着纠正社会前进偏差的意识。如果说赵树理的文学教化动机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赵树理应该是一位关注民情乃至民瘼的国民的作家。赵树理的文学教化与大众结下了不解之缘。

启蒙写作论文篇3

【关键词】启蒙阶段；小学作文；教学策略

一般来说，小学生作文写作的启蒙阶段处于二、三年级，启蒙阶段的写作教学不仅影响到学生对作文的兴趣，而且还关系到是否为学生日后的写作能力奠定良好基础。因此，小学生启蒙阶段的作文教学非常关键，需要语文教师积极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来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写作积累与写作训练，以提高小学生的写作水平。

一、注重培养小学生启蒙阶段的写作兴趣

写作是一种需要小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学习活动，对于处于写作启蒙阶段的小学生来说，写作无疑是令他们头疼的一项课业，许多小学生甚至惧怕写作。为此，语文教师需要提出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来培养启蒙阶段小学生的写作兴趣，积极鼓励小学生进行写作，并让小学生乐于写作，从而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写作水平。

（一）采取榜样激励策略，调动学生对写作的兴趣。由于每一个学生都存在认知能力的差异化，因而有些小学生在写作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天赋与能力。同时，由于小学生认知水平还不高，他们极易受到周围环境与人物的影响，于是乎语文教师可以采取榜样激励策略，通过挑选学生作文当中优秀的部分作为典范，以此来调动小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如语文教师可以专门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设置一个优秀作文展览专栏，将学生作文中优美的语句或段落标识出来，从而为学生之间提供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会，以榜样激励的方式为小学生营造一个良好氛围的写作环境，以调动学生的写作兴趣。

（二）采取评语激励策略，激发学生对写作的动机。教师的点评对小学生影响非常大，学生受到老师的鼓励与表扬都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为此，语文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可以采取评语激烈策略，以鼓励与表扬学生写作为主，对学生的作文予以正面的评价，从而激励小学生对写作的信心。教师在批改学生作文时，应当根据学生个人的能力差异进行不同层次的点评，及时发现学生写作中的进步与长处，积极鼓励与肯定学生的努力，使鼓励与表扬评语成为催化剂，以激发作文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对写作的积极动机。

二、运用阅读策略，引导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写作

古语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如此足以说明阅读与写作的紧密关联。于是乎，在小学生写作的启蒙阶段，语文教师应当积极运用阅读策略来引导小学生进行写作，教育小学生多多阅读相关的书籍或优秀作文，从而培养小学生的语感。同时，让小学生尝试着进行仿写训练，以锻炼小学生的文字功底。

（一）重视语言积累，培养学生的语感。语言的积累实际上也是一种基本功的锻炼，教师在进行启蒙阶段的写作教学时需要引导小学生多阅读文章、诗词等，有必要时还可以摘抄或背诵优美的语句或段落，从而为小学生的后期写作积累丰富的语言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小学生的语感。写作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表达，因而语言是写作的基础，而语言的积累可以为写作提供资源，如此小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不会因词汇量或语言匮乏而困扰，他们能够轻松的表达心中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

（二）实行仿写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人类与生俱来拥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尤其是对于二三年级的小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记忆力最佳时期，因而这一阶段他们的模仿能力也是非常惊人的，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小学生将这种模仿能力用于写作中，通过仿写训练来提高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写作，是一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活动，作者将其在生活中所发现、体验到的一切美的事物融入到写作里，从而描写出动人的美词佳句。如此，小学生可以在这些美词佳句的基础上进行仿写，根据自己所观察与体会到的美好感受投放到写作中，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也能写作优美的语句。

三、合理利用课堂时间，训练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写作

现今，随着语文教学对写作教学的越来越重视，在学期的教学大纲中也安排了写作的课堂教学时间，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写作课堂教学可谓教学大纲中的重中之重。为此，语文教师应当抓住启蒙阶段的有利时机，合理利用课堂时间对小学生进行有效的写作训练，以提高小学生的写作兴趣与写作能力。

（一）创设自由、开放的写作课堂情境，鼓励学生表达与写作。语文教师为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开放的写作课堂情境十分有必要，传统的写作课堂教学过于古板、约束，不利于学生畅所欲言、自由表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写作空间。而创设自由、开放的写作课堂情境，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氛围，在这里教师鼓励与引导学生自由表达与创作，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或是与同学之间进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而这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也有利于学生的写作。

（二）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事实上，写作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再造想象，写作者常常以生活为源泉，通过细心、敏锐的观察来积累写作素材，而后在已有素材基础上进行无限的想象，想象是写作的剂，能够丰富作文的可读性。而学生想象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眼界与拓展能力，这些都会在其写作中体现出来，从而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写作水平。因此，语文教师在对启蒙阶段小学生进行课堂写作教学时，需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想象能力，学生想象能力的提高也是促进其写作水平提高的一大途径。

参考文献

[1] 吴希胜.小学作文”生活·积累·表达·评价”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思考[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1（9）.

[2] 李洪伟.谈在作文教学中如何训练小学生写作[J].时代教育，2010（2）：210.

启蒙写作论文篇4

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1］(P．3)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基于思想及文本的思考与论争。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1917～1949年)乡土文学理论既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乡土社会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与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立场也处于变化之中，又使之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 本文试图探讨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态特点，并历时性地追踪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以期在整合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找寻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历史启示。 一现代乡土文学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乃至命名方式都受到国外乡土文学及乡土研究的启发。尽管作家们在接受国外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时，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和倾向，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乡土文学描写的都是偏远的乡村、小镇的故事，文本中的背景往往与现代都市有意无意地构成一种对比关系，突出或强化地方色彩，在对乡村、小镇的自然景物、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流露出对乡土世界及乡土民众的同情，隐现着对于现代都市的复杂心态，这些基本特点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艺术理念上，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直接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零星地散见于单篇论文、书信、序跋、创作谈、译后介绍之中，往往三言两语，点到即止，缺乏西方文学理论的严密的体系性。但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又绝非穿着白话外衣的古老灵魂的死灰复燃，其精神是现代的，其价值取向也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庞杂的理论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家的思考与批评。废名援引波特莱尔的话说:“所有伟大诗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的，要成为批评家。”［2］(P．57)现代乡土文学作者也是如此，无论是夫子自道，还是相互辩难，其言论既为阐释以往的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又预示着一种新的创作动向，因而，在这些看似散乱、庞杂的理论资源中蕴藏着关于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的全部。 显然，这些理论形态并不是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是常态，因为“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系统”［3］(P．46)，它更多地与政治立场、政治激情、集团利益乃至私人恩怨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恰恰是这活生生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现代乡土文学的窗户。 二现代乡土文学理论虽然不是以体系性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的，但是透过表面零散、杂乱的理论话语还是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自身的统一性、逻辑自洽性及其历史流变。 在功能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轫期，期间确立了最基本的乡土文学理论，即鲁迅的“乡土启蒙论”。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4］(P．439) 这是鲁迅对《呐喊》的文学功能的概括，也是其启蒙文学的理论宣言。鲁迅要改变的主要是乡土层民众的精神。鲁迅强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P．526) 简而言之，鲁迅的“乡土启蒙论”是以“为人生”、“改良人生”为目的的，而鲁迅等人之所以要改变当时的人生，乃是源于对现代性的追求。 现代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迫切的使命，“乡土启蒙论”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即思想文化入手，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正如林毓生所言，鲁迅等“五四”先驱“要求通过建立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所必需的新的思想文化基础，来全面解决当代的问题”［6］(P．63)。受鲁迅的影响，青年作家许钦文、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胡也频、许杰、赛先艾、黎锦明、王任叔等以犀利的批判锋芒穿透种种乡风民俗、乡间悲喜剧，直指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虽然作品的故事情节、风格特征各异，但是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的理念为价值尺度。 “乡土启蒙论”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特有的理论。“乡土启蒙论”赋予乡土文学以明确的启蒙意图和功利色彩，即鞭策落后、抨击专制，以达到改良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而形成其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的独特品格。 同情农民是世界范围内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主流倾向。乡土文学的兴起大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致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日益萧条;另一方面与城市工作相比较，农耕劳作更加艰辛，加之农民生活较为贫穷，从而使作家对农民充满同情。因此，同情农民、为农民呼喊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普遍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城市生活也有其不如人意之处。 “乡土启蒙论”与世界乡土文学普遍同情农民的思想倾向相一致。但是，鲁迅超越了同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农民，指向了乡土社会的思想、文化、习俗及其孕育的农民思想，这在世界乡土文学中是极少见的。以赫姆林•加兰为代表的美国乡土小说就没有启蒙诉求。困扰美国农民的不是精神枷锁，而是城市化和西进运动造成的萧条、沉闷与单调(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同，但大同小异)，与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没有启蒙的必要。但是，“乡土启蒙论”却致力于把乡土层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的解放，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对乡土层民众的精神毒害，为之争取做“人”的权利。因此，乡土批判是对农民的更深沉、更急切的同情，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严厉的批判，其独特品格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决定的。#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作家涉足乡土文学略晚于鲁迅，也大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启发，但是，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意图中的启蒙诉求相对减弱，而对地方色彩的追求却有所增强。因而，其乡土文学理论是功利论与纯艺术论的折中。在同情农民、关注乡土社会在动乱时世中经受的压力等方面，自由主义作家与鲁迅派作家并无分歧，但为什么启蒙诉求会减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溯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自由主义作家或者是“五四”的先驱，或者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都赞同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发民智，即主张启蒙。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7］(P．271)启蒙的目的就是教会被启蒙者使用自己的“知性”，而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一旦学会使用“知性”，其结果必然是引发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作斗争，这是对既有秩序的全盘颠覆。但对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斗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换言之，启蒙的逻辑结果就是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这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势必导致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减弱，而地方色彩有所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地方色彩是偏远的乡村在与现代都市的对照中赖以确认自我价值，从而获得身份认同的根本，地方色彩缓和了启蒙叙事过于沉重和压抑的气氛，因而，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整体风格显得较为轻松、明快。值得强调的是，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守着这种相对淡然的启蒙立场。 鲁迅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追溯到对于启蒙的态度和认识上，但是，两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启蒙诉求的缓急程度不同而已。 三自由主义作家所害怕的启蒙的后果正是创造社、太阳社后期等左翼作家、批评家所需要的结果，他们要求作家描绘的是启蒙后的农民，因而，合乎逻辑地否定了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另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话语，其核心观念是“文学是宣传”。虽然这是创造社后期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学的功能，并非专门针对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的功能不仅从属于这一总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对乡土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宣传论”肇始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对于乡土文学理论而言，“革命文学论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左翼文坛彻底放弃了“乡土启蒙论”，转而提倡“宣传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8］钱杏邨在肯定文艺宣传的正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宣传文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煽动，要起煽动的作用”［9］(P．170)。“宣传论”随之成为左翼作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瞿秋白在批驳苏汶时说:“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10］ “文学是宣传”是左翼文学的基本理论，左翼乡土文学的功能也自然是宣传，同时，这一理论出炉的历史语境显示了它对于乡土文学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左翼话语中的“群众”、“大众”主要指农民，不仅因为农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更因为农民在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中被看成是最值得联合、发动和依靠的对象。 当时，左翼作家极力否定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就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因为宣传是为了发动农民，而作为发动对象的农民应该具有相应的素质，不能像阿Q那样思想觉悟低、体格孱弱，于是，钱杏邨指责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11］，宣称“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11］。“宣传论”塑造的是不仅有斗争思想而且有斗争能力的农民形象。任白戈主张，“将目前正在历史底任务之下喘息着的农民底现实的生活或英勇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要宣传他们“花一般的理想，火一般的感情，铁一般的意志”［12］。显然，20世纪30年代左翼批评家强调乡土文学宣传功能的真实含义是正面宣传，鲁迅的“乡土启蒙”思想被彻底否定了。因而，不论左翼文坛如何调整与鲁迅的关系，都仅仅是一种姿态。 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是宣传”的基础上，40年代的左翼文坛进一步将乡土文学的功用定位于工具。当然，工具论的说法并非源于40年代，30年代左翼批评家就有取消文学独立性、以政治价值来衡量艺术价值的说法，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13］(P．103)，但这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连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周扬对此也有所保留。周扬指出:“忽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把方法问题完全还原为单纯的世界观的问题，这错误是早已正当地受到了批判。”［14］然而，运动确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5］(P．848)。由于运动的严肃性，使一部分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至1942年后文学工具论便达到极点”［16］。 例如周扬，虽然此时也谈到文艺的特殊性，但已经把“文艺服从于政治”作为绝对原则了。周扬指出:“文艺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文艺可以离开政治任务，艺术家可以和政治乃至政治家疏远的一种遁词。”［17］(P．389)也就是说，艺术家就是革命工作者，艺术就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也最先表现出来。 #p#分页标题#e# 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对作家的艺术构思及文本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贯彻、宣传政策，作家只能根据政策设置情节、划分人物身份，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认真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对于作品人物顾涌的思想、性格、行为的塑造紧紧与他是中农还是富农的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既然艺术是工具，就要起到正面的效果，于是作家们都心照不宣地宣传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至于消极影响则完全回避了。周立波知道，“北满的，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他认为“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18］(P．287)。在周立波看来，写不写消极影响是涉及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在本质上，工具论仍是一种“宣传论”，无非是把宣传的范围、内容、目的进一步具体化。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强调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塑造与农民政治身份相符的文学形象，是一种对外宣传。既要求继续对外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又倡导对内宣传，主要是对农民宣传新的农村政策，要求文学作品与政策、法规保持高度的一致，宣传最终成为乡土文学的核心功能，左翼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并使之得以实现和巩固。 应该说，“乡土启蒙论”和“宣传论”都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所独有的文学现象，“乡土启蒙论”倡导乡土批判，“宣传论”推崇美化农民，两者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从中不难看出经典乡土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变异，其中既有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观和思维水平问题，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要与政治需要，而这两种因素的重点在于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用的关系。“乡土启蒙论”基本上是作家、批评家对于乡土文学的阐释行为，是鲁迅等人面对愚昧落后的乡土世界的真诚的艺术思考，作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而左翼批评家则以主动向政治靠拢的姿态介入乡土文学批评，并日益表现出为文学“立法”的倾向与冲动，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文学批评与政权的合作变得更为密切，文学理论的“立法”性质更为明显，乡土文学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 四启蒙既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功能，也是它的目的，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政治立场分歧的加剧，作家群体的政治化色彩越发浓厚，文学日益成为作家表达政治理念的载体。因而，面对贫穷、饥饿、动荡、兵连祸结的乡土世界，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目的日益殊异，左翼作家力证革命的合理性，而自由主义作家则意在警示政府，简言之，就是颠覆与警示的分流与对峙。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根据政治革命的需要，确立乡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鼓励农民起来革命，以颠覆旧政权，李初梨将革命文学的形式归纳为“讽刺”、“暴露”、“鼓动”和“教导”［8］，即讽刺、暴露敌人，鼓动和教导农民投身斗争，而斗争的对象就是政府。钱杏邨指责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政治思想!有的不过是残败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军阀，官僚的片断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的。”［19］(P．362)对于1928年的左翼作家而言，反政府的迫切性要远远大于反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用意，自由主义者看得很清楚。苏雪林指出，新写实主义(即左翼乡土小说)鼓吹“复兴中国，非现行政制，改用某种主义不可”，认为这是“野心家的别有怀抱，是非常可怕的”［20］(P．265)。 叶公超相对委婉地指出:“小说根本就没有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21］“改造社会”依然是针对左翼文学企图颠覆政府的写作意向而言的。 颠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革命，而革命却是一个可以公开使用的概念，因为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事业、理论和追求，只不过双方对革命的解释各不相同罢了。左翼作家主张乡土小说的革命叙事凸显的是农民与地主的二元对立，而地主阶级最终依靠的是政府，因此，革命的矛头实际上对准政府，这种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乡土文学的主流则已经转向在旧政权被颠覆之后，如何发动群众斗争地方豪强、建设新的村级权力机构了，而且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颠覆了旧时代的准则和规范，因此，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建设为主、颠覆为辅，颠覆是为具体的建设服务的，这就是“赵树理方向”的基本内涵，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起建设与颠覆的作用———才是核心所在，“老百姓喜欢看”是为了能够最大范围、最有效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赵树理的艺术观念顺应了左翼文坛的需要。在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如何颠覆旧的遗留，特别是那些深入人心的旧的观念和习俗，应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题材中常见的移风易俗的叙事依然是沿着“赵树理方向”前进的。 颠覆的目的决定了在创作方法上摒弃写实主义，转而提倡新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其意图是要求作家既要面对现实，又要避免启蒙立场———回避农民蒙昧的精神和乡村落后的文化。直白地说，就是要求作家对乡土现实进行选择的描写。“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22］，“要摆脱‘旧写实主义’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旧意识而获得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3］。无论是舍弃琐事，还是获得新的宇宙观、人生观，其实都要求作家放弃写实主义直书善恶的较真精神，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取舍之间的奥妙就在于是否有利于为革命(或曰颠覆)提供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论证。#p#分页标题#e# 自由主义者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乡村苦难，同样充满了忧虑和同情，苏雪林、沈从文、李健吾等人可谓忧心如焚。苏雪林对当时的乡村现实相当了解。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时，苏雪林说:“肚皮饿着时，以及虐待受到无可再受时，驯良的会变成杀人放火的罪犯，恋田园的会举家逃亡，顽固的也会赞成革命理论。” ［20］(P．263)苏雪林不仅关注着农村的灾难，而且体察到了农民革命的现实原因及其复杂心理。沈从文算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的乡土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的身份和姿态写作，对于战争背景下行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经济上、心理上的压迫与伤害，可谓义愤填膺，即使在创作像《边城》这样较为温暖、浪漫的小说时，沈从文对于乡村现实的黑暗依然耿耿于怀，表示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描绘农民“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24］(P．72)。后来，沈从文又写出了与《边城》极具对照意味的《长河》。虽然沈从文有意减少对现实残酷性的写实，而作成“乡村幽默”，但是，其湘西小说中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湘西现实的忧虑。李健吾极为同情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乡土层民众，在评介芦焚的《里门拾记》时，感慨普通百姓的血泪人生，在论及叶紫时，也无限同情“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25］(P．125)。农民、苦难成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对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萧条真正负责的应该是政府，因此，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政府多有批评，如沈从文公开表达了对“地方特权者”的不满，指责“地方政治不良”［26］(P．333)。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创作目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恰恰相反，意在帮助政府，给政府提供警示，自觉承担了“诤友”的角色，因而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写意。沈从文承认其湘西小说回避了更为严酷的现实，并在《水云》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当时在左翼作家中盛行的现实主义，但是，沈从文许多含蓄的表白其实都指向现实主义。苏雪林则说得很直接，她以“喧阗叫嚣”形容之，指责其“被歪曲被利用”［20］(P.265)。李健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25］(P．156)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现实主义，而主张有距离地写意，偏爱温情、平和的乡土书写。梁实秋虽然口头上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主张其中“不必含有人道主义的色彩”［27］(P．258)，主张写普遍的人性，用意仍然是回避黑暗的乡土现实，因为黑暗就是革命的理由。 如果说苏雪林亲近政府的心情与姿态较为平和，那么沈从文则要急切得多。沈从文一直关注乡土层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为乡土世界陷入道德退步、生活艰难的困境而忧心忡忡，但他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他批评政治，嘲讽新生活运动，心情激愤，其实是替政府担忧，但是，政府不仅不领情，反而横加指责，乃至迫害，致使当时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据国外学者易劳逸统计，仅1929～1936年间，就有“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28］(P．38)。 自由主义者最终陷入两边不讨好的窘境，因此，在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文字中，沈从文一再以孤独的边缘人的语调申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痛苦，鲁迅说他“忠而获咎”［29］(P．45)，确实是洞悉了自由主义者的困境。 总之，自由主义者面对当时乡土社会的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胡适温和改良的思想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其乡土叙事意在警示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用苏雪林的话说，就是“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20］(P.265)。 五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共同起点是“乡土启蒙论”，对致力于现代性追求的乡土中国而言，“乡土启蒙论”无疑是治救旧文化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集团化和政治化，乡土文学理论出现了分流，自由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依照各自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发展、流变。 从周作人到沈从文，自由主义者没有放弃启蒙立场，启蒙的理念与政治改良结合在一起，警示就成为其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了。左翼乡土文学理论出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否定了“乡土启蒙论”，进而推出“宣传论”，其创作目的日益集中于颠覆。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 值得深思的是，左翼理论以鲁迅为旗帜，却彻底否定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并由此导致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土文学领域的虚假叙事，艺术价值丧失殆尽，无法发挥其政治作用，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当下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启蒙写作论文篇5

在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文主义思想以其独特的思维视角和文学特质贯穿始终。人文主义文学的精神核心是对人及其本质的关注，其基本题材与主题重在描写现世生活，肯定人的权力，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 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回到自然”，召唤新的、自由的文学，要求真实反映生活。近代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对古代人文主义文学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展，是现代和后现代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想的铺路石，对于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学中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文学背景

西方近代文学的发展见证了资产阶级革命从理论到准备的全过程。十八世纪欧洲出现的启蒙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当时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启蒙运动。启蒙主义否定神权权威，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返回自然，否定封建制度和等级制度，提出“天赋人权”。启蒙主义思想家崇尚理性，把理性作为一切现存事物的裁判者。 启蒙学者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来反对专制和特权；用无神论和唯物论来反对宗教迷信。启蒙主义文学家把文学艺术看作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在文学上强调重返自然。启蒙主义有鲜明的倾向性，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文学作品中经常正面歌颂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平民，着重描写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普通情感。

启蒙运动之后进入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战争频仍，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政治黑暗和社会不平等使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许多作家将希望寄托于理想世界并试图通过对于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物的创造来引导人们解决社会矛盾。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阶级矛盾和社会弊病日益暴露和激化，西方文学进入现实主义时期。经济的变化引起了社会政治的变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使人们之间渗透着裸的厉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现实主义的一些作家主张以冷静的目光来观察和评价现实，真实客观地描写日常生活。人文主义文学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的深刻剖析，强调描绘典型形象，真实揭示生活本质，批判丑恶的社会现实，揭示罪恶的社会根源。

2、对于各流派的主要影响

1)启蒙主义

从本质上讲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夺权之前的一次舆论铺垫。启蒙主义作家宣传的文学理论涉及自然观、人性观、理性观，但是当时的启蒙主义文学还没能彻底与古典主义、宗教神学分离，因而表现出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倾向。从人文主义文学范畴上来看，欧洲各国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特征各有差异：英国的启蒙文学主要关注扫除封建残余，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揭露社会弊端，揭示人的感性世界的困惑。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主要成就是正剧、哲理小说，目的在于教育群众摆脱愚昧，学会理性思考，摆脱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内容强大，文学作品充满革命性、战斗性。德国启蒙运动主要在于唤醒民众觉悟，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反对分裂，成就是“狂飙突进”运动。

在英国的人文主义文学作品中，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中将主人公刻画成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物代表，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也展现了资本主义的私有观念和占有欲。理查生的代表作书信体小说《克莱丽莎》，描写了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阐释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抒发哀婉感伤的情绪，成就了感伤主义文学。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启蒙文学步入衰落，启蒙主义作家的论文联盟理想社会的梦想破灭，转而在感情生活里继续寻梦，感伤主义文学作品纷至沓来。劳伦斯·斯泰恩在作品《感伤旅行》中描写了法国至意大利的旅途见闻，重点突出主观感受，主要关注对不幸生活的描写和痛苦的情绪抒发。感伤主义文学在思想上透露出消极的人文情绪，但它的抒情性和主观性为浪漫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

在法国，启蒙学者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否定君权，在文学上要求文艺反应新兴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的思想内容精髓主要体现在以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艺术作品中。伏尔泰的作品在《老实人》、《天真汉》等作品中批判了当时哲学上的乐观主义，讽刺了贵族和宗教，批判了现实的黑暗，反映出人文主义者对于人类发展和命运的深刻思考。卢梭崇拜“自然感情”，主张“返回自然”。他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故乡，只有回到自然的怀抱，灵魂才能得到净化，情感才能得到自由。他在作品《忏悔录》中强调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坦诚的态度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书中阐释的“人最值得珍贵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呈现了典型的近代文论中的人文思想观。而另外一位启蒙主义文学泰斗狄德罗在美学著作《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论戏剧艺术》、《论绘画》中创造了严肃剧，提出戏剧改革的主张，目的在于利用严肃剧的道德教化作用达到宣传人文思想主张的目的。

在德国，受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出现了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德性文学运动“狂飙突进运动”，该运动的名称来源于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突进》，对德国民族文化的觉醒起着积极作用。其主要人文思想主要认为人应该否定封闭的封建社会，提倡“返回自然”；推崇个性解放，推崇天才；强调感情作用，带有浪漫主义的感情情调。著名作家席勒在美学著作《审美美育书简》中，从和谐人性出发，认为现代人性的问题在于感性与理性的分裂，通过审美活动可以使之统一起来，成为道德的人。莱辛在戏剧论著《汉堡剧评》中提出了市民戏剧的概念，主张宣传平民道德的人文主义情怀，并主张剧院应当成为改进道德的学校。

2)浪漫主义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时期，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主张返朴归真，主张内心涌动的真实情感。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开始对资本主义现实表现出不满和失望。他们寄希望于理想世界，企图通过对理想世界和人物的创造帮助人们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开始从个性受到压抑，个人才能得不到发展，个人愿望和抱负得不到实现等角度，表现人物在矛盾状态中的感情、行动和悲剧。浪漫主义文学热衷于描写个人的失望与忧郁，颂扬以个人与社会的徒劳的对立为表现形式的反抗。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贵族阶层逐渐落魄，于是悲观颓唐、人生虚幻的情绪滋生，对神秘彼岸的向往也成为流行的思想，这种社会图景和人生境遇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新人文精神的盛行提供了土壤。

英国著名的“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歌颂自然和人性，将大自然视为灵感的源泉，认为自然美景能给人力量和愉悦，具有疗效作用，使人的心灵净化和升华；柯勒律治则赋予自然神奇色彩，擅长描绘瑰丽的超自然幻景，主张把客观统一于神秘的主体心灵。革命诗人拜伦和雪莱启发人们对永恒真理的认识，引导人们达到崇尚的道德境界，他们的作品强烈抨击了腐败的统治者和社会制度，对受奴役、受压迫的群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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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集中在主观感情和理想的表现上，积极浪漫主义主要表现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一致的理想和感情的文学，表现的理想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借以批判残酷的现实。消极浪漫主义把已经或正在消亡的生活作为理想的文学，把目光投向过去，已经被历史所遗弃的生活成了它的理想的寄寓之所，常常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其艺术趣味也因此透露出晦暗甚至病态的气息。

浪漫主义文学以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学精神，执着于对人生理想甚至幻想的表现，竭力表现理想，表现主观愿望，表现向往理想的激情。在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遵循的是理想化的原则，浪漫主义文学家往往会在感情和理想的强烈作用下，大胆地、人为地创造出虚构的甚至是变形的意象、人物或环境。可以说浪漫主义文学是一个想象的、超现实的、主观化了的世界，浪漫主义作家通过塑造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理想世界，纵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主观的愿望，他们企图通过高扬主观情感和个性创造来实现自身内在心理机制的平衡，抒发人文情怀。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看，浪漫主义是由情生物，为情造物，对生活的表现受主观感情的支配，所以浪漫主义塑造的艺术形象往往不同于生活形象；浪漫主义文学具有崇尚自然的特点，强调以自然为对象和表现人性的自然本质。浪漫主义文学尤为重视人之本性的自然。浪漫主义认为，人性原有的纯朴与自然，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都因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因为物质欲望的弥漫，而逐渐丧失了。因此，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对象也主要集中在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然人性的歌颂。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个人主义和批判意识。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创作气质主要表现为反对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压制个性，要求个性解放和绝对的创作自由，否定艺术家遵循任何规则,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都是对人文主义的高扬。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浪漫主义颠覆了西方资本主义旧的价值理性，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构建了一个新的人文主义文化模式。

3)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主义提倡描绘客观现实，力求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于19世纪30年代后在欧洲兴起，一些文学家感到昔日浪漫主义文学的狂想与显示相去甚远，他们主张真实客观地描写社会生活，并在剖析人物性格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揭示造成罪恶的现实根源。现实主义作家不但善于通过环境和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来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力求深入细致地揭示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变化。

在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上，力图展示法国整个时代生活的社会风貌。司汤达认为文学的使命在于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表现人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主张直面人生，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以及人的心灵的细腻变化。在其作品《红与黑》中，他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主要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巴尔扎克遵循人文主义原则，主张艺术上的真实性，认为文学作品应当同时关注社会环境与人的思想热情，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在英国，人文主义文学作品涉及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文学巨匠狄更斯创作了大量作品，广泛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生活，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金钱交易的种种罪恶，显现出维多利亚盛世后隐藏的社会真相。在塑造人物方面，他创造了来自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特别是劳动者的形象，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表达了对弱小者的深切同情。与此同时，他极力培养读者的人道主义观点。其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借用大卫自身的历史和经验多层次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用。现实主义剧作家萧伯纳的剧作品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虚伪和罪恶，认为戏剧是社会品德的说明人，人类良心的提示者，深刻揭示了戏剧的“载道”作用，其作品旨在启迪人的灵魂，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从而达到至真至美的完整结合。

在俄国，现实主义的批判重点主要针对封建农奴制及其残余。人文主义作家主张将文学与解放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力图描绘社会生活的客观发展规律，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别林斯基将对现实的关注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利用典型人物的语言、感情行动方式等反映社会现实。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人的角度出发，利用美学观点深刻阐释了“美”和“崇高”的界定标准，暗示了人类的某些品格。托尔斯泰把现实主义人文文学对人的心理描写推向了高峰，他利用各种人物的心灵辩证法描绘心理过程本身，反映了文学的人民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复杂内心世界，深刻剖析了被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毒化、扭曲了的变态心理和双重人格。

3、结论

启蒙写作论文篇6

关键词：启蒙教育；启蒙任务；语文教学

人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之初，每个人都是蒙昧无知的。也正因如此，我国古代把学童入学之初的一个时期叫做启蒙阶段，把对他们所施行的教育称为启蒙教育。

然而，在相当于古代启蒙阶段的现如今的九年义务教育第一学段（小学低年段）中，却丝毫没有启蒙教育的概念和意识。如果认为现在的学童，不少都经过了胎教、家庭熏陶、幼儿园学习，业已完成了启蒙任务，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可以从《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启蒙教材中，梳理出古代启蒙教育的大体任务。那就是在教会学生识、写一定数量的汉字的同时，要认识一定数量的人、事、景、物，理解常见的一些情感（情），懂得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理），同时将它们分门别类，形成系统，还得弄清它们之间的关联，归纳出思维的方式方法（思），并最终建构成以人、事、景、物、理、情、思等子系统为因素的心智构造大体系的框架，为接下来各学段以人、

事、景、物为材料，以情、理为统率，以思维为能源动力，以说、写、听、读为方式的语文学习活动奠定顺利启动、发展、深化的基础；同时，为接纳此后学习到的其他人、事、景、物、理、情、思，形成相应系统，预设相应的位置，以保证在此后的语文学习活动中，一边认识更多的人、事、景、物、情、理，形成相应体系，一边砥砺思维，提高思维品质，一边形成意志、品质和性格，为其发展、创新奠定完善而坚实的基础。

相比之下，不要说幼儿园以前、第一学段，就是整个小学阶段，都未能全部完成任务。究其原因，它既无视传统教育中的成功经验，也无视这一学段的学生具有异乎寻常的记忆能力，并能对第一次所接触的知识产生刻印效应的客观规律，打着反对死记硬背的幌子和所谓循序渐进的旗号，把本该属于此一学段由语文教育集中完成的启蒙任务，分散到了整个义务教育阶段。若就第一学段的语文课本来说，所能教给学生认识的人、事、景、物、理、情、思，根本无法与古代启蒙教材同日而语。

殊不知，这样一来，不但为接下来的语文学习的说、写、听、读埋下了隐患，直接导致了说、写、听、读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构成单位语文的人、事、景、物、理、情、思的缺失，或零散化、孤立化，还因为任何知识都可以归纳到人、事、景、物、理、情、思各个系统，使其他各学科知识的学习丧失了根基，没能准备好接纳的位置，就像未能准备好相应的货架，以致大量的知识货物只好杂乱无章的堆放在一起，不能形成体系，给储存和运用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混乱。而且，一步崴脚步步踉跄。这就难怪语文教育总是陷在“少慢差费”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整个教育也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来。

因此，无论是站在提高语文教育效率，让其走出泥沼的角度，还是基于希冀整个教育尽快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考虑，都毫无疑问得借鉴传统教育的成功经验，将启蒙任务回归到相当于古代启蒙阶段的现如今的九年义务教育第一学段（小学低年段）来集中完成，而且主要由语文教育来承担。

参考文献：

吴千.中国封建蒙学文化评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5.

启蒙写作论文篇7

晚清和“五四”知识分子相续提出了“言文一致”这一命题，源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对“言文分离” 传统的猛烈抨击。当今，白话文已取代文言文成为“言文一致”文学语言，其利弊何在？其实，时至当今，“言文一致”仍然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论题，对于它的利弊都不可以简单的论断。通观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可以看到，尽管数量上颇为壮观，但无论是从思想深度还是形式方法来看，都是在向西方取经，新文学难以找到个性自我。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作为“言文一致”倡导者之一的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可以说体现了当时的“言文一致”倡导者们所采取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的处理方式，要么“牺牲我们”，要么“牺牲汉字”，难道他们没有考虑过采取一种可以妥协的方式？实际上，他们探索过、怀疑过、痛苦过、彷徨过，但在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时期，他们选择了后者。 “牺牲汉字”使得语言通俗化、大众化，也使得文学在思想启蒙、创建国家共同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文学完成了这些政治使命反观自身时，却发现难以找回自我。不仅如此，倡导“言文一致”的知识分子启蒙者，也难以自保其身。

一、语言的变革，文学的缺源

胡适认为汉语发展本身包含走向现代白话文的趋势，只是由“五四”一班人出来抽了一鞭，才使得产生了根本质变。与其说是发生了质变，倒不如说是变革。“言文一致”一开始就是带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目的，而忽略了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民族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的载体。其实新文学运动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文言文背负着孔教、礼法等腐朽的东西，只要青年人读文言文，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封建糟粕思想。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文言文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即使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竟然还是采取了“矫枉必过正”的激烈态度，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总之，他们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这样的后果是，不管是精髓还是糟粕，都被切掉了。那么，扔掉了“包袱”的白话文学是否就可以展翅飞翔了？1926年，曾发生过一场争论，章士钊等人认为古文功底对写好白话文很重要，而鲁迅则坚决反对不读古书便做不好白话的观点。尽管鲁迅自己不承认，但他写白话文得力于坚实的国学基础却是鲁迅研究界的共识。鲁迅能够熟练地运用文言写作，其水平能够与专习文言者相当，并且，他的小说想象力和文化视野跟传统文化具有鱼水关系。尽管他认为自己的文章“不文不白”，注定属于文学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不足为法。但这种“中间物”无论思想深度还是形式现在都少人能够达到，让人不得不质疑他的这种自嘲其实是谦辞。以文言为载体的传统文化，对于通文言有着国学基础的鲁迅那一代人来说，犹如资源取之不尽的海洋，而对于在白话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作家，只能够望洋兴叹。以白话取代文言，使得读书认字容易得多了，文化更容易普及大众了论文联盟，但是，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帕默尔曾经指出的：“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

可以说，深厚传统文化是文学生长的土地，离开了这片土地，文学怎能茁壮成长？离开了这片土地，文学顶多像爬山虎一样，寄人篱下，向世人展现的也只是那几片叶子，而当天不下雨的时候就会枯萎。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到，语言接触是文化接触的基础，文化接触又须落实到语言接触。西方文化才真正深入了中国文化内部正是因为语言。触及语言，就会触及到文化的根本，这也许是“言文一致”的倡导者们所始料未及的。因此，失去民族文化这一根本源泉，新生代作家自然是难以走出“西方取经”去寻找自我。

二、文学的启蒙，启蒙者的

对于晚清和五四的知识分子来说，“言文一致”的根本目的就是便于开通民智学习西方文明，也就是启蒙。而真正使言文问题变成巨大社会问题的是梁启超，他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梁启超认为言文分离已是事实，他又认为：“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过大业不朽盛世者，殊非夸也。”在这里，梁启超就注意到了文学能够作为革新、启蒙的工具。而要充分发挥文学启蒙的功用，就得解决“言文分离”的问题。于是，五四的知识分子在晚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言文一致”付诸了实践。综上所述，在救亡图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启蒙者的身份站出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用文学作为启蒙国民、开启明智的工具。

然而，与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在国家独立的条件下不同，中国的“言文一致”运动的不幸在于，历史没有给予那个时侯的知识分子们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整合传统文化，而是采取了一种激进而极端的方式进行自我。启蒙者们采取的这种的方式，把读书识字变成了容易之事，以浅显甚至粗鄙的白话口语代替文学语言。

以现代白话文创作的作品远没有以古白话文写成的《水浒传》、《红楼梦》那样富有韵味，那样自然流畅，那样包含文化底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言文一致” 的也未按倡导者所料想的方向发展，现代白话文又逐渐地出现了新的“言文分离” 现象。如果说文学书面语言与日常口语保持一致，那么，文学的魅力在哪里？只有当文学书写显示出与日常语言不一致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将日常语言的陌生化，是文学语言的始终追求，因此，言文分离是一个趋势。文学语言在陌生化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稳定的逻辑结构和表达方式，适于审美，适于叙述，富于韵味。

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一刀切而消失，而以潜在的方式传承下来。通俗小说、学者散文等能够别具一格就是得益于部分的继承。另一方面，的本质是自残，它本身并不能消除病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确定了文艺为工农民服务的方向，文学语言普遍采用工农兵语言，文学采取群众特别是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这就意味着，拥有着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民间文化形态融入了当代文学。同时，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使得启蒙者因此丢掉了启蒙者的高贵地位。

启蒙写作论文篇8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固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一时的文坛上某些有关的文艺问题论争，又往往与参加过论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长期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沈从文用自己的心路与创作历程证明，他走的是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的创作道路。一方面写作于沈从文是源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发而体现了一种民间审美、民间创作立场；另外一方面，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出“五四”传统的个性主义，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与超越维度进行张扬，同时，对“五四”某些创作精神又重新进行某种调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上的复杂性、两重性——进步与保守。

一

沈从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乍而霉斋离闲话》中写道：“‘京一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对人以一个伸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有诸诗人宗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颇有努力承续“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的意图。然而，他所厌弃的时代现实却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或者说，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恶性畸变，从而导致了沈从文所厌弃的负面效应，于是当沈从文意图提出一种矫正时弊的策略时，他并不对“五四”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企图以携带了当代教训的眼光去反观“五四”传统，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传统进行历史救济意义上的重新发挥，以期挽救这一传统的自我否定式的恶性发展。

沈从文企图对“人生文学”的口号作某种调整性的发挥。“五四”启蒙思潮以其对自然人物与平民意识的高扬而冲击与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统治格局。这一点，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有所昭示。周氏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向我们显示，人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在当时获得了思想界的正视与肯定，人的风俗日常生活得到了价值肯定，这种观念对于文化领域内的职业化，商业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沈从文所厌恶的“海派作风”的形成与“五四”提出的这种启蒙观念的普及与扩展多少有联系。

我们看到，浓从文在继承“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时，又对其观念重新进行了某种调整，他在相当程度上表露出对于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层次的鄙视，而更加强调了人性中对于动物生存状态的超越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文学工作的时候，他似乎认为，写作是一种将人的生命从纯粹自然的动物性存在提升到人的层次的一种方式，沈从文认为，某些作家的写作，其动机就是为获得多数读者，一方面可藉以“弥补作家人格上的自卑情绪，增加他的自高情绪”，使他觉得“活下来，有意义”；另一方面可望获得丰厚的收入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两方面都可以“使作者个人生命得到稳定”。因此，沈从文有些尖刻地认为：“一个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也可以说不仅得违反流行习惯，还近于违反动物原则了①。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动物本能层次的生活了。沈从文认为，写作是出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求，这一“永生的欲望”是产生于生命的痛苦之中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深刻的体验，“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击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事实无情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弃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与人相挨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醴。已感觉够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平庸生活，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 ②。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写作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与性本能有关的永生愿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

当然，沈从文通过努力提高与凸现“五四”传统中的个性主义文——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性与超越性维度进行张扬，来反抗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另一部分——平民意识与实用理性膨胀而成的当代现实。因此，他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内含的关怀社会民瘼的精神倾向也颇为崇仰，甚至对于这一精神倾向所渲化而成的对政治革命的急切意图与兴趣，他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尽管他时常对革命文学作者与作品有所指摘，但是对于像胡也频，丁玲等这样真诚严肃地从事文学道路的探索的作家，他仍们抱有相当的尊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他有时甚至这样表示自己对革命文学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的赞赏：“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寻找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他对“五四”启蒙传统中一脉流传的民族救亡与社会干预意识的认同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意识的急进形态，急进工具论文艺观保持相当的距离与警惕。

二

“五四”启蒙思潮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脉络：个性主义与社会救亡意识。这两条思路在“五四”以后，由于各自的畸形扩张都导致了一些弊病，而沈从文则企图将这两条后来平行乃至相悖反的思路进行调和、平衡起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与当时的“时代”精神迥然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思想路径。沈从文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才能依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达到从“五四”启蒙主义者到左翼作家们都一直企图达成的“社会”的目的。而在这个问题，沈从文的选择持续鲁迅改造国民性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即通过对每一个国民个体的人生观的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与民族振兴的目的。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虚诚以及对于读者的责任感。沈从文几乎是本能地对这一“时代”潮流进行了反抗与阻击。

对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学运动评价不同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评价颇高。他认为正是这个文学运动及其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在多数国民中培养革命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成功③。所以他大声痴呼：“我们实在需要作家！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的报应。若此后再糊涂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将尽些什么，且后来如何尽力” ④。他把文学看成是“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无形工具，这虽有过高估计文学的社会力量之嫌，但从理论意图上想把文学从政治化与商品化的泥淖中拉出来，让人们重视文学的本性与独立性，是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文学相当于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味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络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数应该放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关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身上“受到”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影子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蒙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不过，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沈从文，身处启蒙的大潮中，有时也不免受其熏染，以致产生疑惑。他的小船因为需要加了个临时的纤手，是个老头，看到那个老头为一点点钱那么出力，他就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联想到“我这一生来无所见到的人，似乎并不想起这件事，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过的。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常奇的，总之，一切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金钱，爱吃点好东西，可以从容生活下去，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死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把自己凝聚起来！” ⑤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这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

三

其次，能够体现“五四”精神的继承并从个人创作角度加以调整的真正自觉显现新的审美倾向以及民间立场的新文学作家是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的《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创作的思潮。

第一，民间的审美理想：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审美判断。特有的心理机制与表态方式使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体家”，在小说文体探索上他一直保有热情，现代汉语学家大多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法艺术中意义上是外国语过来的，沈从文语言却很少有欧化现象。“五四”时的作家还不习惯用定语、补语、状语、口语与文体的结合，但有两个作家是很独特的，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沈从文。老舍一口清脆响亮的北京腔；而沈从文的语言是：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真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的成分。内容出杂而不纯，它有点粘糊，有点罗嗦，但读上去非常自然，营造了一种比较优美的现代生活节奏，但更多重要的是所谓“文体”，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背后还有一个世界。这也是沈从文与其他作家不同所在。

第二，民间创作立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的小说家。在1930年代，他是林微音、朱光潜等京派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却将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的经历像湘西那片土地一样富有传奇。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化教育，没有高学历并不等于沈从文就没有文化。他有的是另外一种知识和教养，它从湘西的土地与人性中来，当地人形成了独有的个性文化和生活方式，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生与死之间就像一张张纸轻轻地翻过去。湘西的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构成了沈从文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则一直要把已失去的民族记忆唤起。与自由、舒畅的乡土记忆截然不同的是，来到北京以后，都市生活带给沈从文的是紧张的压抑感，他受了窝囊气，就把反抗的情绪全转发到文学中：知识分子软弱和怯懦，那我偏偏给你看一些野蛮的，有血性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立场看做是民间立场。而且他描写的湘西世界只是他在都市中的一种记忆和想象，而并非真实的世界本来面目，不难发现，沈从文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受到压抑，为了反抗现实生活，想象每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民间立场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这或许就是创作中的调整。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五四”文坛引出了一批提出社会人生问题并开出解决问题药方的小说，这类小说多以知识青年与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为题材，围绕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问题，鼓吹社会发行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关心劳工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国民性问题等，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却体现在把湘西文化转化为另一种人生态度，以一种悠扬的文化节奏来看现代人的生活。它们传统是软性子的，慢条斯理的，有种“无风舵自转”的感觉。《边城》开头的文学就很舒缓，像是一位令人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向你讲述他极为熟悉的这块土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西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上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只黄狗。”⑥层层叠叠、层层剥开，不是那种跳跃，而是平缓、沉静、朴素的。沈从文的叙述与现代生活节奏脱离了关系，与现代生活不合拍，这就使他的文体变得特别空灵，甚至存虚幻的感觉，好像一片晴空，特别蓝，特别亮，又很幽远。沈从文的文体包含了以湘西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的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他以文学的澄明与现实世界的肮脏分开，以原始性的力量，原始粗旷，美好的风俗冲击“五四”以来的虚伪与无力。

中国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往往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沈从文的创作实践过程说明了这一点。沈从文一开始就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甚至主张过“文学与政治绝缘”，在现代中国，文艺是脱不了政治的。沈从文在思想上艺术上大部分作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是曲折地反映了“五四”以来文学改革者人性解放和人性复归的要求，他的人性论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题。

注：

①《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P29。

②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93。

③沈从文《反主义问题》、《沈从文批评文集》P40，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⑤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横石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P184－185。

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钱古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329 。这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大多院校多年以来采用该课本。

[参考文献]

[1]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观[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2]汪曾祺．又读〈边城〉[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