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背后应有神圣性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是上面讲礼治，下面讲礼俗，礼治和礼俗能够大体上维持人间的秩序，是因为礼的背后有一个天或天道。西方则重心在法治，用制度或契约来管理人、治理人，法或法治的背后有一个上帝。对于生活在礼和法之中的人来说，天道和上是一种神圣性。

一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商人来华，曾多次比较中西，而称赞中国商人守信用，以为西方用契约约定而不一定能做到的事，中国人用口头承诺都会做到。就此而言，礼治规范下的人品未必逊于法治。而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在近代化过程里脱离了传统的礼治礼俗，连同脱离了礼背后的天，并在同一个过程里接受了西方的法治观念，以及西方用法律和制度来治理社会的榜样。但我们移来了以西方为范式的法律、制度、契约，却无法移来这些东西背后的那个上帝。所以，移来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同时带来它们在西方所具有的那种神圣性。

从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开始，已有过多部宪法，而且各个时代执政的政府还都曾立过法律、法规和制度。从纸面上看，这些宪法、法律、法规和制度都言之成理而且周密通贯。但在精神上，则它们与执行法律、法规、制度的人和被法律、法规、制度所管治的人都始终间隔重重而离得很远。就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而言，其中大半都不能成为自内而生的规范和约束。直到今天，身在法律、制度之下，而对法律、制度熟视无睹并伸展随意而出入自如，仍然是这个社会里官与民共有的常态。由这种常态概括出来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说的都不是没有法，而是法与人之间的疏离。而疏离的普遍存在和长久存在，反照的是法律和制度进入不了人的内心，所以法律和制度管束不了人的行为。比之两千多年里的礼治和礼俗能够转化为日行起居中的规矩，进入不了人的内心和管束不了人的行为，缺的显然都是神圣性。因此，在不断立法和修法之后，近日又有以“法律的信仰”与“群众的企盼”相对举为更上一层之说，而同“信仰”相表里，并使信仰之所以成为信仰的东西其实正是神圣性。

二

与法律和制度相比，神圣性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的东西。有此种种，而后可以言信仰。两千年礼俗社会之后，中国人与古时的天道观念已经越来越远。然而，由曾经的天道融入历史文化而衍生出来的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则依然一脉不绝地留存于中国人的精神之中和生活之中，并以其所评判而区分出来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事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形成一世共有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敬仰雷锋、焦裕禄；今天，我们仍然敬仰雷锋、焦裕禄。他们以自己的自处处人，典范地显示了中国人所熟悉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襟怀。所以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好人。在这种敬仰和被敬仰之间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而其不为岁月磨洗的长久绵延之中则不会没有神圣性。

（摘编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