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的理论综述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不断调整的形势下，长江流域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正逐渐突显。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经济社会承载区域，从理论上研究该城市群的发育发展基础，有利于把握城市群的现状条件、引导城市群的全面发展，继而为带动全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

长江中游城市群一般是指以武汉为核心，与周围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潜江等城市共同构成的城市集合体。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育阶段、空间结构和产业特征。

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育阶段

城市群的发育阶段体现了城市群从初期松散联系到后期一体化紧密发展的过程特征，其集聚扩散作用的结果，主要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城市内联系情况所体现，并影响着城市群空间结构、产业特征、基础设施布局，甚至单个城市的成长或衰落等现象。

（一）城市群整体发育程度

胡跃平（2009）利用2006年数据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认为该城市群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过渡阶段，各城市以弱联系为主。王丽（2012）利用2009年数据，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基本进入了工业化中期。从人口反映的情况来看，与武汉直接腹地相连的城市中，城市化初期、中期、后期都具备。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人口协调度不高，为50%（与之相对，长三角城市群75.47%、珠三角城市群83.33%、山东半岛城市群64.29%）。周沂等（2013）利用多种经济指数，对2000-200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从经济整合程度来看，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差异2005年前是趋于增加，而之后开始降低，说明城市群经济整合程度开始增强。

（二）城市群内各个城市发育程度

王珺等（2009）利用多核模型对1986年、2004年城市群内武汉、黄石、鄂州、仙桃、汉川等主要城市的集聚扩散作用分别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从1986年到2004年，武汉市的人口集聚效应有所降低，但经济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从扩散效应来看，武汉市对周围城市的扩散作用远没有集聚效应强烈，且从1986年到2004年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的扩散效应均呈降低态势。由此可见，截止200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作用以集聚为主。从人口集聚方面来看，黄石和鄂州也较为突出，分别是武汉市的1/1.5—1/3和1/4—1/13，分别是剩余城市均值的5—7倍和3—4倍，且这种人口集聚作用呈逐渐增大的趋势。从经济集聚效应来看，黄石排名第二，但与武汉市的差距甚大，仅约为其1/16—1/18的水平。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的集聚，从1986到2004年，黄石、鄂州、仙桃、汉川都呈增加的态势，说明这些城市对区域内其余城市的影响力开始增加。刘承良等（2008）利用区位熵、相对增长速度、全员相对劳动生产率、产值比重等指标测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的主导、优势产业，并根据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划分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对应的主导产业和主要城市。从作者的分析可以看出，仙桃、天门、潜江、黄冈、咸宁基本上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2003年数据），鄂州、黄石处于工业化中期，武汉处于工业化后期。孝感一方面自身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成长阶段，另一方面由于邻近武汉，接受武汉的辐射，因此也呈现出一定的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特征。

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从产业所反映情况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基本上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联系紧密度开始增强，但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既体现在两两之间的衔接上，也体现在各自内部发育的不成熟上（不协调的因素可能是历史累积、政策制约、文化作用、基础设施布局等），阻碍了集聚扩散的正常作用。如果城市群能顺利步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中期协调发展的状态，根据新经济地理学派，武汉市一极独大的态势有望打破，且在距武汉一定距离的地方有望出现若干次级城市。

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结构

空间结构反映了城市群各节点之间的作用形式，一定程度上，城市群空间结构是其发育阶段的结果。虽然发育阶段是主要因素，但却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还受自然资源禀赋、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历史扰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最主要特征是武汉市的极核特征，且一市独强、余市皆弱。本文作者曾利用1990、2000、2007年数据研究中国城市影响范围的空间格局，发现空间结构呈现串珠状、破碎状、类串珠状及类破碎状四种类型。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属于破碎状空间格局的典型代表，意味着该城市群核心城市武汉在区域中占有绝对主导权，将资源集于一身，且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带动有限。王珺等（2009）通过对武汉、黄石、鄂州、仙桃、汉川等主要城市的研究发现，无论从人口还是经济方面，武汉对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影响都是无可比拟的。武汉的人口集聚效应是其余四市均值的4—9倍；经济集聚效应更是其余四市均值的24—25倍。由此可见，作为一极独大的核心城市，武汉市对城市群内城市的作用是不可动摇的。王珺（2008）认为城市群空间结构可以从区域客体的空间组织结构状况反映出来，即空间上的相互位置关系、规模等级关系及空间功能关系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人口、经济、城镇三方面测度了以武汉为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状况。作者发现从人口规模来看，城市体系中间出现严重断层，两城市指数高达6.65（超过6意味着城镇体系极度失衡）、四城市指数2.73（理想为1）、十一城市指数2.28（理想为1），分形值为0.762，属于首位城市垄断性强的特征；从经济规模来看，武汉市一极独大，无论是GDP、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利用外资总额在城市群中所占比重均超过了50%，有的甚至超过75%；从城镇测度来看，武汉市城镇化率高（62.8%），而周边城市的城镇化水平相对畸低（平均约30%），根据人口、经济和城镇的测度，反映出城市群首位城市呈极核、周围城市发展弱的特征。

对于首位城市武汉呈极核、周围城市发展弱的原因，王珺等（2009）认为主要是武汉与周围城市产业带动性不强所导致。如武汉市既有机械、生物医药、电子工业等高端产业，也有钢铁、化工等重工业，还有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重工业中如武钢与鄂钢、大冶钢铁产生竞争，轻工业更是与周围城市竞争激烈，由于这种产业的竞争而非协作，导致了武汉的极核效应越来越强烈。从武汉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本文认为这可能只是历史制度下的阶段性表征，鸦片战争后城市作为殖民据点和乡村的联系被切割，新中国成立后武汉重点发展的是重工业，和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不大，这就导致长期以来，武汉市的产业是畸形发展且并没有与周围地区很好联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目前武汉的高重轻均具备的产业特征恰应是向市场规律的重新回归。另外，长江航运的天然便利将武汉、鄂州、黄石从空间上拉近。城市群中、西部地区鱼米之乡；东部地区铜、铁、煤等资源富饶的特征进一步影响了核心与的产业对接。除了上述因素外，这种极核特征也是城市群发育不成熟的体现。姚士谋等（2008）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等级规模曲线，指出了其典型城市化初期阶段的结构特征。

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这种极核型的空间结构特征，有学者对其在城市群发展中的影响情况进行了研究。刘承良（2006）利用1949—2003年数据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研究发现1950年代，呈现以武汉为中心的单核心发展阶段；1960年代，武汉周围的新洲、黄陂、蔡甸、江夏等中心城镇开始发展；1970年代，武—鄂—黄工业走廊初步形成；1980年代，鄂东南城市群初步形成；1990年代及以后大武汉都市圈逐步形成。由此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发育以武汉为核心，顾及交通、产业联系，呈现由近及远的圈层空间发育态势，体现了这种极核型空间结构由内至外的影响特征。王珺（2008）利用引力模型的城市联系矩阵和人流通勤数据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情况。从测度情况来看，城市群内呈现武汉与各城市联系相对紧密，而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的特征。根据人流通勤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武汉与东部普遍联系更为紧密，另外，武汉与鄂州、黄石、黄冈、大冶、咸宁、孝感的联系人流量高于5000天/人。刘承良等（2009）利用1999—2003年数据分析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呈现一定的圈层分异，武汉作为中心城市增长速度最快，处于“一极集聚”态势，另外，武汉—鄂州—黄石—孝感所结合成的紧密圈层经济发展也较快。刘承良等（2008）利用偏离—份额法测算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产业整体结构偏离份额，数据结果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武汉、黄石、鄂州三市的总偏离值为正，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六市为负，而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城市的总增长增量要高于城市群份额的增长，结果反映出城市群中武汉、黄石、鄂州的经济增长要高于城市群整体增长，另外，武汉的经济增长受益于整个城市群，而黄石、鄂州的经济增长更受益于自身的动力。由此体现了极核型城市群在集聚阶段通过周围城市初级资源的提供，获得增长动力。

长江中游城市群体现了极核型空间结构特征，在此结构下，应疏通城市群内其他城市与极核武汉市的联系，即从体制机制、基础设施等方面实现周围城市与武汉的产业对接、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交通通达等。以加快武汉市的规模膨胀，进而促进整个城市群的整体效益提升。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采取上述举措并不能保证所有腹地型城市都能加快发展，有的甚至会有所衰退，但从区域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只有促进了极核的发展，其余腹地城市才能有加快发展的可能。最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极核型空间结构特征并非一成不变，根据新经济地理学派，甚至系统论的观点，随着城市群的进一步发育，新的空间结构特征将会出现。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特征

（一）城市群内各城市产业发展的测度

周沂等（2013）通过对2000—200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发展的全面测度，发现首先从城市群产业结构来看，一产区位熵高于1的有：黄冈、天门、孝感、咸宁、仙桃、潜江、鄂州（始终接近于1左右）；二产区位熵高于1的有：黄石、鄂州、天门、武汉（在1左右波动，从2004年开始逐步下降）、仙桃（2004年后增长迅速，不过到2009年也仅略高于1）；三产区位熵高于1的仅有武汉，且区位熵远高于其余城市。第二，从城市群国民经济行业大类来看，城市群内行业大类相似性普遍较高，但作者也指出如果细化小类可能差异性就体现出来了。另外，仙桃、天门、潜江的产业大类城市群内相似性较低，呈现一定的差异化发展、分工合作的态势。第三，从城市群制造业专业化指数来看，武汉、黄石、鄂州、天门四市制造业专业化指数得到了提升，其余城市在2007年均有所降低，产业同构加强，行业将竞争性加大；另外，仙桃、潜江、孝感、黄石、天门的专业化指数平均值相对较高。谢淑英等（2007）利用2004年数据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三次产业的区位熵，发现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突出的仅有武汉市；第二产业比较优势突出的依次是黄石、鄂州、潜江、咸宁；第一产业比较突出的依次为黄冈、孝感、仙桃、咸宁、天门、潜江、鄂州。对各城市重工业、轻工业的区位熵分析发现：2004年仙桃、潜江的轻工业比较优势突出；黄石、鄂州、潜江的重工业比较优势突出。潜江市第一、第二产业；重工业、轻工业均较为突出。刘承良等（2009）在用产业结构动态度进行分析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度趋于减小（1985—2005年），唯有黄冈市的产业结构变动非常明显。另外，刘承良（2006）利用1949—2003年数据测度了武汉市的产业和城市化发展状况。1949年，武汉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高达50.3%，工业产值比重仅20%左右。在1949—1965年期间，第三产业急剧下滑，而工业比重急剧增长，到1965年，三产产值比重仅26.4%，而工业产值比重超过了60%；1965—1978年，工业产值比重一直在60%左右波动，第三产业比重在25%左右低位徘徊；1978—1990年，工业产值比重开始较快降低，与此同时三产比重较快增长；1990年后，工业比重进一步缓慢降低，三产比重进一步增长。城市化率在1949—1965年期间获得较快增长，从40%左右提升至50%左右；在1965—1978年，有所降低；在1978—1990年有较快回升；在1990年后平稳增长。从数据初步反映的情况来看，初期武汉的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后期第三产业成为带动的主力，这与一般规律较为一致，然而，武汉市第三产业带动的力度却显得有所不足，城市化率的增速不高。

（二）城市群产业空间组织（产业集群）

余斌等（2007）根据2001—2004年制造业增加值及增长率数据，分析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优势产业，如钢铁、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在此基础上，根据行业性质：内部规模经济型、弹性专精发展型、规模—弹性兼容型；地域分布：中心主导型（武汉占比>70%）、主导型（该比例

从各学者产业测算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体现出三类层级：武汉的高端产业、鄂州黄石的矿产资源依赖型工业、其余城市的农产品依赖型轻工业。不同城市根据其具体特点又有所不同，且城市产业在不断演进发展之中。

从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城镇化中期的发展阶段，以武汉为核心的集聚作用仍是城市群的主要作用力，但扩散作用已经显现并逐渐增加。城市群经济、城镇发展内部和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失调现象，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正按照一般轨迹发展演化。在现有技术条件未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前提下，未来十到二十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将会从发育中期的城市群成长为较为成熟的都市连绵区，是全国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平稳发展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