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手机传播

从古到今,从没有哪项科技能像手机一样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无论你是富翁还是穷汉,都拥有使用手机的权利。想当年比尔・盖茨曾因乞丐有电子邮箱而大发感慨,如今,手机之父马丁・库帕如果在街头遇到乞丐使用手机,绝不会莫名惊诧,因为手机已经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手机正日渐成为与人体不可分割的电子器官,变成日常生活中触目皆是的一道风景,以至有人误认为手机成为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

关注手机,注视手机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不能不为科技发明产生的创造力而振奋。新华出版社推出的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靖鸣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锐两位学者合著的《手机传播学》一书正逢其时,解读了手机传播的多层面问题,诸如技术、社会学、人类沟通、法制与伦理等领域复杂而诡谲的趋势,可能改变以往社会生活的惯例。

也许越是耳熟能详的东西,人们越容易忽视它的存在。手机使用者遍及每个角落,对其技术开发与经营拓展已有一定的研究,但对其深层理性的探索远不如其他传媒学科成熟,这与手机所拥有的巨大用户群和无穷发展的潜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传播学领域,国内外关于手机的研究是由手机短信引发的。在美国,手机短信因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的信息雪崩而拔得头筹。在我国,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因手机短信诱发了广泛的谣言,研究手机传播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关注手机产生的新闻传播格局,给人们心理及文化带来的嬗变;透析短信语言打造的手机报纸和手机电视内容的新风格;探讨手机报纸、手机电视对传统媒介生态的冲击;解构手机营销和手机广告的创意,为手机新兴产业链的创立提出新的设想;指出手机传播引发的社会影响与负面作用,等等。本书研究的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其他论著还没有全面涉及这些论题。

尽管一些敏锐的学者已经提及了这类问题,以不同思路建构了手机研究的学术框架,譬如匡文波的“手机媒体及其管理研究”项目及其最终成果《手机媒体概论》,童晓渝、蔡佶和张磊编著的《第五媒体原理》,朱海松著的《第五媒体:无线营销下的分众传媒与定向传播》等,以及美国媒介哲学家保罗・莱文森的《手机:挡不住的呼唤》、奥地利学者格拉尔德・赖施尔和海因茨・苏恩德的《第四个“W”――移动电话的妙用》等,都表现出对手机传播的热情和深切的学术关照。但这些书中现象描述多于理论阐释,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往往纠缠于传播学的结构分析,在传播学的5个W上打转。这种感性研究成为良好的开端,但多为感言四溢,表层概括,学理剖析多欠火候。

《手机传播学》的两位作者力避他人的研究缺陷,将手机置于传播学框架下,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入手,展开个性化的理论诉求。作者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用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手机人际传播的动机和目的,依据巴赫金的狂欢理论阐明短信内容的幽默色彩,总结了手机传播的颠覆性、宣泄性、游戏性和无等级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手机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大型的“狂欢广场”,最符合大众媒体发展的轨迹,成为最便利的大众信息接收终端。但它不是“第五媒体”,也不应称为“第五媒体”。

当我们提及“媒体”这个概念,严格地是指信息收集、编排和发出信息的社会机构,包括工作组织、传播设施及信息介质,而不仅仅是介质本身。电视被称为第三媒体,是指电视台而不是指电视机;印刷媒体是指报刊社和出版社,不是指报纸、杂志和书籍。确切地说,报纸、杂志和书籍是印刷媒体的产品,不是印刷媒体的内在含义。手机不可能成为社会信息机构巨量信息的发出者,作为手机报和手机电视的接收器,它和电视机和收音机一样,只是介质的终端部分,难以承载“媒体”的全部意义。因此,把它同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并列,称为第五媒体是不准确的。

手机作为个人的通讯工具,最大的功能是由使用者发出短信,还可“群发”,并能接收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发出的信息。这个特殊性说明它是“一对一”兼有“一对多”功能的个人微型电子通讯媒介。由于它的内存有限,手机群发对象难以超过数百个,新闻媒体、商用或政府信息机构,决不会用手机作为信息播发器。充其量只能说,手机是兼有大众传播的个人通讯媒介,不是报刊、电视或网络那种意义上的第五媒体。

手机传播建立在手机技术特性之上,从手机的技术与短信特性、手机的新闻传播和手机传播缺陷等方面阐释手机的多种传播形式的融合,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任何科技的发展都是一把双刃剑,手机的发展和普及必然带来各种法制和伦理问题。书中,作者以媒介生态理论分析了手机传播中的法制与伦理问题,参照国外的防范治理措施,提出自己的洞见。

作者将手机传播置入科技带来的社会众多变革,小角度,大视野,深入描述了手机媒体的“前世今生来世”的宏观图景。从有线电话、无线对讲机、无绳电话、寻呼机、小灵通、大灵通,到手机媒体的“30年法则”,以至3G与后3G时代,作者为我们揭示了一条清晰的手机发展轨迹。未来的手机将是什么样?它既可能是严谨的管家,也可能是唠叨的妻子,也可能是最忠实的朋友,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以科技发展的前沿端倪为基础,《手机传播学》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的未来,把人们引向全新的信息时代。

四十多年前,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想当年,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备受冷落。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科技进步和新媒介的众声喧哗,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麦氏电光石火般的智慧和锐思。如今,手机当之无愧地成为继互联网之后最受关注的媒介。从纸媒、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手机已经给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生活带来许多根本性和革命性的变革。

理论的最高境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阐释,而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前瞻。《手机传播学》不但描画了手机传播的现实,指出手机传播带来的社会变化及其问题,而且对以手机为主轴的媒体融合提出“三个层次”的理论。虽然“任何信息技术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复杂的意料之外的结果”,最终也许会击碎某些理论,但作者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树常青。”与五彩缤纷的现实相比,理论的颜色似乎永远是凝滞单调的,因为理论大多采用枯燥乏味的语言,露出正襟危坐的表情。如果理论低下高昂的头,鲜活地走出象牙塔,它又是鲜活欢快的,深受大众欢迎。《手机传播学》提供了这种尝试。在行文中,作者以第二人称的叙事将理论融入历史事件,读来妙趣横生,备感亲切,思绪万千。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