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乡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有效选择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通过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许多的因素，其中由于城乡经济的巨大差距，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居民消费行为。本文从影响城乡经济发展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和收入差距扩大对居民消费水平和行为影响的视角，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提出政府通过对消费和收入分配政策做出有效选择，来推动城乡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收入差距；城乡经济；消费倾向；分配政策

我国要实现今后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和收入差距带来的不协调。通过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一、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看城乡经济落差

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决策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消费决策具有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1）城乡居民所处消费阶段不同，城乡收入差异2．5倍，家庭耐用电器普及率相差10年。城乡人均收入差额由1978年的182．47元上升到：2003年的5850元，考察其比值，80年代上半期呈下降态势，1983、1984年降到最低点，为1.70：1，1986年由升到1.95：1，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在90年代有所回复，但到2003年，已上升到3．23：1。（2）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重新扩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8.5％以上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放开，从而拉开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3）农民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收入比重不断提高，来自农业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来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产业收入份额不断上升。197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4．9 5％~和7．92％，2002年二者比重变为47．17％和46.82％，形成了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平分天下的格局。（4）农村居民的收入完全来自其人力贡献，但进入城市后受到工资歧视，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体制下，在同个企业里，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农民工干最赃、最累、最险的活，但是工资往往和城市职工相差几倍，而且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农民工购买力低，消费水平下降。（5）收入差距拉大比城市更为明显，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O.2256上升到2000年的0.3536。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1494上升到2000年的0．32。在农村内部更突出地表现在非农收入的差异上，非农收入差异对农村家庭收入差异的贡献已经高达50％左右。 非农收入对整体的经济景气非常敏感，经济不景气、乡镇企业倒闭及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等，都会直接影响着非农收入，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由于农村居民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因此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与经济景气变动有极大的相关度。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必会影响原有的消费支出行为，延缓经济的发展。

二、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第一，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滑，农村出现了消费负增长。1991年后，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与20世纪80年代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处在较高的水平截然不同。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更是持续下降，已经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最低点了，而农村则出现了负值，人们消费支出愿望低下。农村居民收入在增加，但消费支出出现负增长，这是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农村消费状况令人担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在绝对量上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第二，收入差距拉大导致消费倾向下降。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均是不稳定的，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解释外，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可能不仅仅是平均收入提高导致，可能还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过快引起的。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距拉大呈负相关关系，即收入差距越大，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则越低。中等偏低收入者以下的消费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很高，但由于较低的收入而缺少消费能力。

第三，经济增长和全国消费倾向变动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消费对中国GNP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对GNP的贡献率平均高达68％。进入21世纪以来，投资和外需增长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举足轻重，平均占到55％。从消费者选择的角度看，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似乎存在着某种同步性。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时，经济增长一定放慢。1996年后中国消费边际倾向与GNP增长同步下降，到199S年边际消费倾向已经下降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提高消费倾向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乘数效应的关键。特别是农村居民1998年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负的情况，这是非常严重的挑战。

第四，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改变消费倾向。由于1995年后，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快速解体，加上收入预期下降，人们加大了储蓄力度，以保持长期消费稳定，风险的集中释放，消费倾向下降是必然的。经济不景气，收入水平，特别是外出打工人员的现金收入的增长放缓，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使消费支出出现r负增长。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边际消费下降的趋势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开是分不开的。1999年国家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分配政策调整，使得穷人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到2000年以及以后的几年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得到了显著的提高。2004年边际消费倾向高达95％，平均消费倾向开始提高。消费倾向的变化直接的宏观效果就是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显著，从200以来，净出口的带动作用为负，消费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重振了内需，使中国至今还能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一枝独秀”。

三、政府应对消费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有效选择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而且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各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农民增收缓慢，抑制了社会总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啊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财政、金融政策是政府调节收人分配的有效工具。因此，规范收入分配，刺激消费，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一，加大反贫困的再分配力度，提高消费倾向。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倾向，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就会提高居民总体的消费倾向。因此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加大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补贴；加大区域间转移支付的力度，平衡区域发展。再分配调整现已成为各级政府重要的目标。但提高分配效率至关重要。“低保”必须“调高”，即用税收调节高收入。这种调整不是纯消极的，如何通过使高收入者再投资对中国是重要的，通过投资抵扣所得税，或就业人数比例抵扣所得税等，都是为了就业和分配调整，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二，解决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村才有足够的现金收入来进行消费。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通过城市化，带动服务业从而扩大就业，促进劳动力转移。这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为农民工创造一个由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变的制度环境，同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统一用工手续和待遇，为农民工创造一个由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的体制平台。建立健全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观念上的错处和法律上的缺位，为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保障。

第三，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在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补助、对农业的补贴等方面，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在总支出尤其是总需求不足时，失业会增加，此时政府增加社会福利费用等，提高转移支付水平，便能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人和消费支出水平。税收与转移支付一样，也是国家实施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样具有乘数效应，降低税率，减少税收都会引致社会总需求增加和国民产出的增长。政府公债的发行属于财政政策，能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其重要作用，从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水平。

由于居民收入在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消费的二元结构特征依然存在，而且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倾向差异也很大。同时，由于社会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从而使我国出现消费率偏低的状况，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抑制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收人分配制度改革，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解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特别是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预期不确定因素，完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率，进而拉动城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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