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美国死刑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朱苏力先生曾在其文章中对废除死刑发出了可谓铿锵有力的反对之声，在他看来，废除死刑是历史潮流这种说法可谓荒谬，因为“无论是法学教授还是普通民众，没有谁能真的看到什么历史潮流，有没有这个潮流可能都是个问题”。作为一个坚定的保留死刑论者，更准确地说是适当限制死刑论者，本人对苏力先生的极富人文关怀和逻辑思辨的“反击”实感敬佩和激动。但对于苏力先生所言的不存在什么历史潮流或者说时代趋势的观点，却实在难以苟同，当然，如先生所言，“信念本身是不可能战胜信念的”，加上笔者浅薄的学识更是难以彻底理解这一问题。但是笔者依旧认为，死刑，必须留！但限制死刑，乃至暂停死刑执行，乃是大势所趋，也将会是人心所向。

笔者在此将不讨论死刑存废这个庞大又极富争议性的问题，因为笔者始终坚信在中国目前的国情和司法现状下，无论从法律人专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沉默的大多数”，即普通民众的角度考量，保留死刑是法律和社会发展的必须，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怎么留？任何一部法律都是随着物质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完善的，顺应了发展的方向，那么法律就有可能成为有效的法律；逆向而行，那么法律就必然是无效的、乃至成为恶法。死刑问题同样如此，我们讲保留死刑，争论的焦点不应仅仅停留在为什么要保留死刑，我们应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如何去保留死刑，或者说如何去发展死刑。即对于死刑，我们是该延续其现状、一尘不变，还是进行适当地限制、建立更完善的程序、缩小其打击面，当然也可能是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死刑制度“更上一层楼”。

如果要说美国死刑制度的借鉴价值，笔者以为，其实和许多其他的美国法律制度于我国的价值是类似的，很关键也是我国极其缺乏的一点，就是其程序的完善性、严谨性和救济性。但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笔者认为我们学习美国的法律制度、司法程序，更多的是要学习他们程序中所蕴含的法律理念、价值观和对待程序的态度。我们应该切忌那些“东施效颦”、将美国的司法程序照搬照抄的行为，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对他国法律制度的不尊重，也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不负责！

在此笔者想以美国死刑判决之后的一系列诉讼程序为例进行分析，在美国，一个案件的死刑判决作出之后一般会存在三个阶段的上诉程序，前两个阶段通常是向作出判决的州一级法院进行上诉，个别情况下可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调卷申请（直接申请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介入上诉程序，但实践中大部分调卷申请都会被最高院驳回）。通过对这些上诉程序的了解可以发现，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程序主要还是在各州司法体系内部进行循环，除了最后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调卷申请。而第三阶段，即申请“人身保护令”（即向联邦法院申诉州监狱对于其受联邦法规或宪法保护的权利的侵害），则超越了州的司法体系而进入了联邦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直至最高法院。这样的一种程序设计，笔者以为其作用绝不仅仅是所谓的给予被告人多次上诉机会那么简单，结合美国的法院体系和运作程序，其作用有二：一、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最高法院和州法院乃至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之间，都不存在我国所谓的垂直领导关系，也就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每一次上诉，尤其是第三阶段的上诉，都是实实在在的“再审”，即由另一个独立的法院乃至法院系统对死刑案件进行独立的再次审理，如果这样得出的判决结果还是一致的，那么也可谓“非死不可了”。二、只要死刑案件涉及到宪法问题，那么理论上就存在三次进入最高法院的机会，通过三次程序设置，就给予了死刑案件进入最高法院的足够可能。

很显然，由于我国对于刑事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美国的三阶段的上诉程序在我国的法院体系中是无法适用的，也没有适用的必要。但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其对于死刑案件严谨的态度、对于程序巧妙的设计以及一些具体的司法技术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有美国的“自动上诉”程序的意味，但问题在于死刑复核目前还仅仅局限于书面审，这对于客观完整地评价案件是远远不够的，是否可以尝试着学习美国对案件证据进行再次审理以及以一般再审程序来进行死刑复核。其次，我国不存在对于死刑案件的强于一般刑事案件的可由被告人主动发动的程序保障，即使存在死刑复核，也是被动的。而这和死刑案件的特殊性质显然是不匹配的，一般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即使被错判后还有申诉、“鸣冤”的可能，而死刑一旦执行，就难以挽回了。笔者以为，我国可以尝试赋予死刑案件被告人在判决后再次、乃至多次提起上诉的权利，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向谁提起，死刑复核是最高院作出的，向其下级提起，似乎不太合适，向最高院提起，最高院的审判压力又过大。笔者认为，如果是事实问题，可以先向原审法院提起，再进入最高院；如果是法律适用问题，则可以直接由最高院负责。最后，证据在死刑案件中的作用是极大的，但同样争议也是最多的，但我国对于死刑案件中的证据却没有显示出足够的重视。在死刑案件的证据方面，笔者认为，首先必须严格遵循五部门于2010年6月13日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次，必须实现乃至加强在死刑复核、再审等程序中对死刑案件证据的审查。

通过完善、严苛的程序加强对于死刑的监督、对于人权的保障固然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过度的程序设置在司法实践中其实也难免会造成浪费，甚至是有害的。我们是否想过，程序保障的确是维护了被告人的利益，但对于被害人的亲属呢，数十年之后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吗？他们数十年中难以消逝的伤痛又由谁来弥补呢？对于那些恶意利用程序的被告人呢，苟且偷生多活的数十年是不是在消磨着刑法应有的报复功能呢？

因此，如何平衡好实体与程序、情与法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每个法律人乃至普通公民都思考的问题，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必定会充满着坎坷，但我们应该始终坚信，只要内心时刻保持着对于权利、生命的敬畏，恪守着属于我们法律人的“希波克拉底之誓”，无论在死刑抑或其他法律问题上，我们终将作出符合普通公民利益的选择，真正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