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府:常州样本

好的市场经济必定是与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相联系的。

200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下一个30年的改革中，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一方面，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权力来妨碍改革的大局；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管好必须管的事，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法制环境的建立。”

已在2006年达到全面小康标准的常州，开始朝着2011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前进。而在这个过程中，这里的政府如何实施自我改革来扫除前进中的障碍?

此时，这个问题还难以找到完整的答案。不过，在常州，透过可以看到的事件，我们逐渐拼起了这个答案的雏形：他们企图通过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及按照人们的公共需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来逐步向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靠近。

政府职能的本质，说到底是服务。

这是一种在未来才能最后被证明的努力。

然而，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好的市场经济必定是与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相联系的。

政府可以适当休眠

在这个民营企业占了绝对多数的工业城市，这里的政府始终小心谨慎地处理他们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30年里，在进与退之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微妙而敏感。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然而，政府利益驱动下的勤勉作为无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里曾经有过最惨痛的教训。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政府离企业越来越近，苏南模式也从风光无限的巅峰突然滑落，这种政企不分、产权模糊的集体经济体系随之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困境。这是当时的苏南政府始料未及的。

直至2000年，乡镇企业改制工作全部结束的时候，常州的民营经济占据了“大壁江山”。此后，民间经济的活力不断释放。至今日，常州的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

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然而，经济发展活力充沛的地区，当地政府一定不是无限政府。一个有限政府大概保持了这样一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服务之外，可以暂时地休眠。

改革家高尚全说，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是未来政府改革最主要的任务。

在常州，政府奉行的理念是：企业是衣食父母，支持企业天经地义，服务企业关爱有加。

他们定了一条“铁规”：每月的1－25日，为企业的“宁静生产(经营)日”，在此期间，各部门和单位不得到企业进行检查、评比、开会等各种有碍于生产和经营的活动。必须要到企业去的，只能等到25日到30日之间。

在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武进区，当地政府一方面制定和出台创业扶持政策，不断放宽市场准入，降低创业门槛，放开投资领域，给予税收优惠，另一方面，政府自身也进行了一些优化投资环境的改革。2001年，武进区政府进行了第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03年、2004年、2008年分别又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审改。通过四轮改革，削减了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使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2003年到2007年的五年间，武进民营企业数量由8600家左右增长到19000家左右，增长了近2.2倍。与此同时，个体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增长，从2007年的情况来看，武进新发展个私企业1.1万户，平均每天诞生30家，累计个私企业已达6.25万户，平均每4.5户人家就有一个老板，注册资本总计达341亿元。

在武进民间，居民泛老板化。这与当地政府适度的勤勉与相当的克制不无关系。

扩大的公共服务支出

观察一个政府的转型或改革，或许将政治问题化约为财政问题，线索将更清晰。2008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说，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近几年，在常州，不断调整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趋势是：购买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支出比重在加大。

在常州的新北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已经全部纳入了城镇居民的保障范畴。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所有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资金问题。对当地政府而言，这是一笔压力不小的财政支出。

“应该说，新北区在建设过程中资金也是很缺的。但区长说了，先把农民安置好，社会就稳定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搞上去了。”常州市农林局主任科员蒋惠惠说，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财政如何支出，关键要看领导干部的理念。

当常州市政府开始花大钱对整个城市的公厕和公园进行改造和免费开放，对城市的公共交通进行改革甚至革命时，常州人感觉到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努力。

“政府每年在公园、公厕和公交上都要贴很多钱的，尤其是公交。”

常州市公交集团的总经理蔡健臣算了一下，这几年常州在公交事业上的投入超过了40个亿。“这在常州是不得了的事情。去年财政收入185个亿，前年才159个亿，在这样的财政里拿了那么多钱投入到公交发展上对一个城市来说很不容易。”

“公交必须优先发展，由于降价造成的亏损由财政补贴。每年明确财政拿出2亿元来补贴，剩余的缺口通过其他渠道补上。”常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李武说，这是在接受《中国改革》采访前一天的会议上，市长王伟成对他们重申的承诺。

在那天的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票价太低了，财政压力太大，能否适当调高。

但最终，市政府还是顶住了压力，坚持低票价不变。“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公共财政要为公共服务。”

李武说，这很不容易。“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是政府天生的职能。但能做成这些事情，首先要政府和官员执政观念的转变，财政才能转到购买公共服务上来。”

“政府财政已经大力度地支持这样一个公共事业的发展，已经给你政策和资金了，作为这领域的主管，没有理由不努力去做。”李武坦言，事情做不好就很有压力。

直面矛盾

政府的公共政策无可避免地烙上了这里的人交情怀。

在Google上搜索“政风热线”，与之关联度最高的城市是常州。

“政风热线”竟真的在这里被重视和认真地执行起来了，以至于成为了当地电台、电视台的一档关注度极高的节目。

“最多的一次，一个小时有1600多个电话打进。”老百姓关注，官员自己更关注。因为，这或许与自己或身边人的仕途有关。

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被要求轮流走进“政风热线”直播室，连线老百姓，直面问题与矛盾。电台和网络在中午直播，晚上，当地的电视台进行录播。

常州市房改办主任王惟佳已经去过两次了。

“很害怕。一走进演播室，现场打着灯，那么多强光照着你，你

不知道接进来的电话要问你什么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当场就要作出回答，而电台、网络视频正在同步直播。这位主管廉租房分配的官员坦诚，很有压力。“但我们没有办法呀，这个栏目要求我们必须面对问题，害怕也要硬着头皮上。因为责任部门的负责人无可推卸。”

建设局副局长李武主管市政，公交、水、煤气、照明，这些与老百姓最直接相关的问题都在他的负责范围内，他上“政风热线”的次数较多。

“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不能解决怎么办?”李武说，最大的压力来自当时就要作出决断。

“这给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呢?”蔡健臣得出的结论是：平时的基础工作一定要做扎实，对自己的领域了解要深，掌握要多。这样碰到事情以后才能在很短的时间作出判断。

在栏目里作出的承诺，几乎马上就要兑现。

“这边刚回答完问题，那边电视台马上就说，我们现在就到现场去。因为你已经答应解决了嘛。”李武在直播室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属下的煤气总公司、自来水总公司的老总们就在外面直播室等着。“我还没出直播室，他们已经到现场去了。”

晚上，当地的电视台将中午在栏目中作出的承诺和下午到现场的处理情况一并录播出来。

“坐在直播室，很多部门的一把手，紧张得一身汗一身汗地出。走出来的时候，全身是汗。”常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李昕说，在老百姓关注的目光和强大的社会舆论之下，这些官员的压力非常大。

“那是真的紧张，很多人招架不住，但你没有办法，必须面对。”接受采访的很多官员如此坦言。

在常州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论坛叫“市长与网民”，网民可以在这里向市长“每月一告”，并且能够得到认真的对待和回应。

“虽然我会尽量挤时间与你们直接交流，但是要对网友们提出的每个问题都亲自答复实在有些为难。不过我已经安排专人负责在论坛上收集信息，我的秘书会把重要的信息摘录后及时传递给我。”市长王伟成在给网民的信中说。

他为此专门成立了《市长与网民》回应小组，每月都对上月网民的诉求作出回应，内容包括，市长的批示和尽可能详尽的处理结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当社会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的时候，这些地方就成为了社会矛盾的出口，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也是政府直面矛盾的窗口。

“改革进行到这个阶段，正视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既然回避不了，那还不如我们面对现实。”这已经是当地政府官员的共识。

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态度决定一切。“真诚的态度是最重要的。每一个阶段总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真诚地沟通，如果我们做错了，也必须勇于去承担，大多数的老百姓最终还是能够谅解的。”蔡健臣说。

不回避，不推委，不掩盖，这是他们总结出来的对待矛盾的最真诚、最负责任同时也是最智慧的态度。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当是通过对下负责来实现对上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