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租界外侨精英社团——扶轮社述论

摘 要 本文以成立于1922年天津租界的国际扶轮社分支——天津扶轮社为个案，详细梳理了该社宗旨、组织变化与成员构成、扶轮社聚会与讲座情况，介绍了其以帮助弱势群体、男孩培养计划（Boy Work）、社会服务与公共卫生实践为中心的活动。通过天津租界外侨与华人间以社团为媒介展开的群体互动，考察了外侨精英社团公益性、慈善性的社会服务宗旨，对反对战争、帮助弱势群体的普世价值的倡导，有助于对近代在华外侨群体问题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 天津扶轮社，租界，外侨社团，国际扶轮社联合会，扶轮国际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2-0003-09

1905年，美国律师保罗·哈里斯（Paul P. Harris）在芝加哥创办扶轮社组织（The Rotary Club of Chicago），至1910年发展为全美16个分社，拥有千余名会员，同年成立美国扶轮社联合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otary Clubs of America）。1912年，美国本土外第一个分社——加拿大温尼伯扶轮社（Rotary Club of Winnipeg）成立后，①组织名称改为国际扶轮社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otary Clubs），1922年精简为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并沿用至今。目前，全球有约3.4万个扶轮分社，成员超过120万人。②

扶轮社的组织目标在于促进每一种合法职业的价值展现，为会员提供服务社会的机会；在工商业等各领域中搭建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平台，提高工作效率；鼓励成员在各行业建立高等级道德准则，激发服务社会的愿望，关注大众福利，鼓励合作，以期共同为工商业及社会发展做贡献。③简言之，其核心理念为“利人即利己”和“大公无私”，即“超我服务”。扶轮社的会员资格制度及活动纪律严格，会员为各个行业的领袖人物，但同一扶轮社中同行业会员不超过两人，且定期缴纳高额会费，每周举办餐会，会员必须参加（可邀朋友同往），特殊情况需请假，会员所到之差旅地如有扶轮社组织，可参加活动并获帮助。扶轮社发展迅速，1939年，扶轮国际在全球建成4967个分社，即使在“二战”的硝烟中，各国分社仍在增长，1943年增至5128个分社。①

当国际扶轮社联合会进入中国时，由于所有文件均用英文，通晓英文成为入会首要标准。此时，有外侨聚居规模、又有一些通晓英文的中国人的城市极少，多为东中部通商口岸城市，这大大限制了扶轮社的发展。②1919年，上海扶轮社成为国际扶轮社联合会第一个中国分社，会员37人，皆为侨居上海的美国商人。1935年10月扶轮国际第81区成立时，③中国仅有11个扶轮分社，与扶轮国际的期望相差甚远。1934年，扶轮国际重点推进资料的汉译工作，为扶轮社向内陆城市扩展创造条件。第81区成立后6个月里，中国即新增6个分社。④

当时很多扶轮社成员都理解扶轮社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性。1926年，天津扶轮社成员Louis Holman在参加第一次太平洋扶轮大会时曾有著名演讲：“如果扶轮社在孔子的时代就存在的话，中国一定已经建起了无数分社，因为孔子的教义与扶轮社的理念是如此之相似。”⑤1936年，王正廷在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召开的扶轮国际第27次大会上演讲时曾满怀信心的憧憬：“中国未来一定能够建起2000个以上的扶轮社！”⑥因为当时中国有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2000多个。

1930年代后期，扶轮国际的中国分社数量增加较快。1937年，扶轮国际决定将第81区调整为第96、97、98三个区，第96区包括福建、广东、贵州、云南、香港、澳门及菲律宾群岛，第97区为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川、江西、湖南等省，第98区包括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河南等省。由于洲国成立，东北各扶轮分社划归第70区管理。⑦

抗战期间，共有19个中国扶轮分社解体。1946年，扶轮国际重新振作，12个分社获得认证并开始运转。⑧王正廷也再次提出了“2000个中国扶轮社”的梦想。⑨1951年初，国际扶轮社终止中国23个扶轮分社的资格，南京、北京、上海、沪西、台北及天津社继续保留。⑩次年，扶轮国际的中国分社全部终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依据《北京条约》被迫开埠，英法等九国此后陆续在天津旧城东南海河两岸设立租界。民国初年，天津各租界总面积相当于天津已建成面积的一半，各国侨民众多。1927年，天津有外侨8142人，主要居住在各租界。①临近首都北京的天津，此时已是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和经济中心，其地位及外侨群体的可观规模，引起了意欲在华扩张的扶轮国际的关注。

在上海扶轮社帮助下，天津扶轮社1922年10月成立，次年正式通过扶轮国际的认定。1923年7月，扶轮国际的《扶轮人》杂志（The Rotarian）报道了天津社（Club No.1444）成立的消息，②创建之初，天津扶轮社社长为Theodore. J. Worthman，主要成员有格鲁姆斯（E. H. Grooms），科尔伯特博士（Dr. J. W. Colbert），哈尔（A. T. Harr），关颂声（S. S. Kwan），③朗格（A. O. Long），图梅博士（Dr. G. W. Twomey），伍德海（H. G. W. Woodhead），瓦兹曼（T. J. Worthman），雷诺兹（A. S. Reynolds），阿伯特·罗（Albert C. Row），以及他们所推荐的几位朋友，这些人依照扶轮社的方式起草了章程，并开始组织活动。④

根据上海扶轮社每周四出版的Pagoda会刊上专栏“For Traveling Rotarians”的介绍，1926—1936年上海、天津和北京社会员统计如下：

如表2所示，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扶轮社成员人数变动较大。1941-1946年初，由于日本接管在华英美租界，外侨外流较多，天津扶轮社一直没有进行年度改选，成员变动情况未见记载。1948年，天津扶轮社成员共79人。⑤总体而言，天津扶轮社自成立后基本保持五六十人的规模。1946年天津扶轮社得到扶轮国际的重新认定并恢复活动。⑥

天津扶轮社创立后并未受上海社“是否吸收华商领袖”的困扰，社内国籍多样，成员颇以为傲。1928年，天津社成员John Cowen投书扶轮国际杂志称：“（天津扶轮社）可能是全世界最具国际性、最和谐的扶轮社之一，成员来自美、英、中、丹麦、意、日、挪和瑞士，涉及政界、各种职业以及商贸等领域。”⑦无独有偶，1933年，后来任天津社社长（1935-1936）的C. N. Joyner称，天津扶轮社时有成员52人，代表13个国家，平均每个国家有四名代表，成员构成多样，同时也严格遵守扶轮社成员职业分类的规则。⑧

扶轮社会员有两种，一为普通会员或称积极会员（Active Member），占绝大多数；二为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不需交纳会费，梁如浩、杜建时、李汉元、庄乐峰等都是荣誉会员。资深的积极会员可转为荣誉会员，如天津英租界华人董事庄乐峰于1948年转为荣誉会员。扶轮国际规定，同一扶轮社会员必须来自以产品或服务类型划分的不同行业，如煤炭、石油、汽车、钢铁、交通、学校等，而非总经理、销售经理、广告经理等职位分类。当一个扶轮社会员达到40人后，可以开启二级职业分类，如银行家、投资商、商会（商业俱乐部）秘书、城市经理人、牧师、工程师、会计、律师等，并据此招收新会员。⑨天津扶轮社1948年共有积极会员76名，其中，中国籍36名，外籍40名；荣誉会员3名均为中国籍，行业类别广泛，涉及领域众多，商业、外贸、宗教、货运、外交、医疗，加上二级职业分类，天津社基本没有职业领域重复的会员。

天津扶轮社是按照扶轮国际的组织规则构建的，每年召集全社大会，推选社长、秘书、会计、理事等，自1922年建社起共历21任社长，多为欧美籍人士，间有华人，如1925—1926年任社长的张公扌为（张谦），1930—1931年的卞寿孙，1946—1947年的朱继圣。

扶轮社组织结构及各部门的设立，符合扶轮国际为成员、为社会服务的基本宗旨，下设各委员会细分职责，专人负责不同工作。如天津扶轮社的“社内服务委员会”，主要负责会员管理，组织例会，监督出勤，增进会内友谊，扩大对外宣传等；但其下设分支部门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大，除传统的青年服务项目外，天津扶轮社在二三十年代曾针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开展相应活动，按照其惯常的组织办法，这些活动都要在“社会服务委员会”下有相应体现。

虽然天津扶轮社历任社长及成员，均为津门精英人物，但该组织没有政治背景，应该是一个在英租界内由外侨发起、华洋精英共同参与的民间社团组织。

天津扶轮社活动内容和模式，主要由成员聚会与社内活动、社会服务目标与实践两个方面构成。

曾有扶轮社成员被问及：“扶轮社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此人的回答是：“扶轮社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有机会与更多的人结识。”③近代天津租界内侨民社交繁忙，华人精英亦乐此不疲，但能够在华洋间起桥梁作用的社交组织寥寥可数。1920—1930年代的天津，“只有扶轮社、联青社（Y’smen Club）两个国际会社，兼收华洋会员”，提供华洋人士联谊的平台，天津扶轮社成立时有40余名成员，“多是英美商界人士，华人参加的只有少数，曾记那时的社员有梁如浩（曾任外交总长，为詹天佑同时游美生，时已届古稀）、卞寿孙（时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董显光（时任庸报创办人）、关颂声（时任基泰工程公司创办人）、丁文江（时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张谦（曾任驻智利公使）”和胡光■（时任中国无线电业公司总经理）等，“每周四中午在利顺德饭店集会一次，社员以绰号相称，也附办了一些公益事业，如聋哑学校、防痨病会等和几次筹款的慈善演剧。”④

每周四的集会，既是成员的权利也是义务，无特殊情况必须到会，既可通报社情，共商大事，成员间也可交流信息，增进友谊。社内服务委员会尽可能安排好本社成员的每一次活动，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融洽成员关系，除社内成员不分长幼互称代号、多称绰号外，还时常有新点子，比如“父子捐”，即每一位有婴儿诞生的成员都要以纳捐来庆祝成为父亲的荣耀，即按婴儿体重数交荣耀捐，该社员餐桌上还会专门放置扶轮社旗帜，以示祝贺。⑤

除聚餐外，天津扶轮社另一特色项目就是每周固定安排的演讲，⑥演讲者或是本社成员，或邀请在华或到津其他扶轮社成员及中外名人主讲。与租界范围之广相比，天津扶轮社成员人数虽不算多，但其活动的影响和受益范围远不止会员本身，成员偕社外友人随同参加活动的现象十分普遍。卞白眉①1927年2月加入天津扶轮社，但他之前也时常受邀参加扶轮社的活动，②卞入会后也曾多次带家人、好友同去利顺德饭店聚餐——“扶轮会为张公扌为饯行，会员各约友往赴宴，余约吴吉臣夫妇及其令媛暨干臣夫妇同去，内子及三儿亦往。”③

按照天津扶轮社每周安排演讲的规定，1920—1930年代的演讲应有数百次，因尚未找到如天津扶轮社社刊“The Mandarin”之类的资料，难以一窥全豹，能确证的演讲有62次：

表4所列为天津扶轮社的部分聚餐演讲，出席者中可见胡适、赛珍珠、司徒雷登、伍德海等名人，主题涉及人文，政治，经济，工程，科技等各领域，或为时事或为科学前沿，智识性较高。作为租界社会的精英社交团体，天津扶轮社以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为核心活动空间，在当时不仅“确是沟通华洋人士相互认识的一个组织”，⑤也极大地开阔了社内成员的视野和思维。

天津扶轮社的另一项重大活动，是每年本社及国际扶轮社的周年纪念大会。1924年5月24日天津扶轮社的一周年⑥庆祝宴会共有184人参加，除本社会员外，还包括会员家眷及友好，就国籍而言，分别为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⑦1933年天津扶轮社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津所有国家领事及官员，河北省政府代表，天津市市长以及其他中国官员共154人参加，当时，天津扶轮社由13个国家的成员组成，会场依次奏响13个国家的国歌，同时由13名女士依次手执各国国旗入场，列队于前。⑧1935年天津扶轮社在美国兵营举行了12周年庆典及宴会。⑨

民国时期，国际扶轮社在各大城市的分社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入会资格极严，并收取高额会费。1928年，天津扶轮社会员每年需要缴纳会费40英镑。①按当时国际货币汇率，1920年英镑对美元汇率为0.2729，1930年为0.2057，②如按1930年汇率计算，40英镑年费约为195美元，而1930年纽约外汇交易所的黄金价格每盎司（约合31.1克）为21美元，③扶轮社会费之高可见一斑，非精英群体绝对无力承受。④

早年在美国海军服役、1928年退役后成名的美国作家亚瑟·伯克斯（Arthur J. Burks），1927年曾来津游历，受邀参加天津扶轮社的利顺德聚会，并非扶轮会员的他颇受礼遇，安排与天津社二位元老级人物——时任社长的格鲁姆斯（E. H. Grooms）和关颂声（S. S. Kwan）同桌就座。⑤伯克斯归国后感叹：“若我足够长寿，能够在本行业领域中做到举足轻重，且在所居城市中独一无二的话，我也将成为扶轮会员！”⑥上述说法不无夸张，但扶轮社的门槛高确是事实。

因成员的精英性质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天津扶轮社举办活动常有各方的支持和参与，效果非同凡响。1929年1月17日，扶轮社在利顺德饭店举行服装比赛大会。《大公报》连续报道其盛况，称“中外古今，杂陈一室，五光十色，应接不暇”。此次会上，日、德、中、英、美五国的表演队相继登场，展示民族特色服装与歌舞，日本与中国的表演者还展示了各自民族服装的演变过程。大会最后进行了“时装表演”，展示各国的时髦装束。中国队的16名演员均为津门名流之妻女，“中国妇女界参加国际游艺盛会，在华北尚为第一次”。⑦

1926年圣诞节期间，天津扶轮社资助演出活动，在天津帝国电影院（现小白楼音乐厅）上演清唱剧《弥赛亚》（Messiah），导演为租界侨民露丝·金曼夫人，“合唱团竟然由居住在天津的各国人士组成，有穿着丝绸服装的中国女孩，穿着艳丽和服的日本女孩，还有金发和棕发的英美女孩、法国女孩，以及‘高贵美丽的俄罗斯女孩’……男声合唱的成员也同样来自多个国家，有的穿着绿军装，还有来自英国东约克郡团‘穿着鲜艳军礼服’的士兵”。⑧1935年4月，扶轮社在东局子组织父子节野餐会，由法国兵营赞助，为活跃气氛，法军的军乐队还为野餐会助兴演奏。⑨

天津扶轮社的组织与一系列活动的开展，给异域生活的欧美人士和中国部分精英人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无论是定期的成员聚会还是多样的社内活动，对于丰富津门外侨群体生活，增进信息交流、增长知识，乃至外侨认识中国、体会中国文化，促进华洋融合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际扶轮社章程对扶轮社成员的职业道德准则有明确表述，“职业标准中必须包括普遍的人文关怀，无论事业、抱负，还是人际拓展，扶轮社员都应始终牢记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员所负有的崇高责任”。⑩为此，天津扶轮社也十分强调提高成员的社会服务意识，强化成员职业和公民的双重责任感，要求成员以实际行动推进社会福利事业。1929年，天津、北平的扶轮社召开联合会议，共同倡议在华各个扶轮社将防盲助盲项目、“男孩培养计划”（Boys’ Work）以及力促中国国内和平，作为社会服务工作的主要内容。？輥？輯？訛由于天津扶轮社成立较早，在社会服务及公益实践方面的探索颇具影响，因而成为各分社仿效的榜样。

帮助弱势群体

天津扶轮社社会服务目标之一是将盲人乞丐、工厂的学徒、残疾儿童等列入帮助对象中。

与上海扶轮社建立盲童学校、资助盲童学习自立本领类似，天津扶轮社与中国华洋防盲会共同组建了“联合防盲会”，①依照北京启明瞽目院（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的模式，在津开展底层盲人教育及培训，帮助他们学习生活技能，以便日后自助维持生计，摆脱丐帮乞讨的生涯，且每年举行以推进防盲工作为目的的娱乐筹款大会。②扶轮社到天津一些地毯厂和火柴厂考察，每年组织活动慰问那些在恶劣环境中无报酬、低报酬、超负荷工作的学徒工，并在圣诞节期间发放实用礼品。当扶轮社外籍会员参观工厂时，经理们立刻感受到压力，间接促使一些工厂开始注意改进工人的工作环境。③1934年前后，扶轮社发起对天津残疾儿童的扶助工作，以举办游艺会的方式募集到首批4000美元资金，用以资助双腿严重变形的儿童到北京协和医学堂手术治疗。④此外还办了其他一些公益事业，“如聋哑学校、防痨病会等和几次筹款的慈善演剧”。⑤

男孩培养计划

由于扶轮国际以吸纳工商业及各职业领域的成功人士为主，同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尚难与男性相提并论，尽管其理念“男孩是未来的主人”备受争议，但其男孩培养计划（Boys Work）⑥仍是实践扶轮理念的重心之一。各地扶轮分社不仅为成年职业人士提供社交平台，也为男孩子组织各种活动来激励其成长。

天津扶轮社的男孩工作包括多项定期举办的固定项目，如男孩营会、最优童子军评奖、“父子周”活动等。1929年8月，天津扶轮社在北戴河为天津的贫穷男孩举办营会，为期两周，34名男孩参加，包括两个俄国孩子，营会结束时孩子们精神极佳，每人体重平均提高近4公斤。⑦每年一度的“父子周”活动声名远扬，内容包括男孩兴趣展、学生作文比赛、父子午餐会、父子野炊以及中外男孩大游行等。

“父子周”活动宛如租界的盛大节日，“男孩兴趣展”的大横幅提前数日就悬挂在交通要道上，且免费入场。参展品由扶轮社评委团打分，优者颁奖。在1925年11月的“父子周”上，男孩兴趣展上展品丰富多彩，除参赛的各国男孩外，还有数千成年人前往参观。作文比赛的题目由扶轮社设定，参赛作品经指定专员审阅评定，在父子午餐会上公布结果并颁奖，同年的作文大赛特别引起中国男孩的关注，参赛作文达461篇，评委丁文江审阅了全部作品，认为“多数颇优”。父子午餐会礼仪严格，每位扶轮社员必须带一个或多个“儿子”参加——可以是“借”来的，意在扩大参加范围。中外男孩大游行是父子节的庆祝高潮，数百名中国童子军和学生列队行进，穿城而过，在英租界集合地点与外侨男孩的队伍汇合后，开始盛大的检阅游行。检阅台精心布置，上书“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利人即利己”、“大公无私”等标语。1923年天津扶轮社成立后的首次父子周活动即告成功，大约有900名男孩参加大游行——其中800名是中国孩子，还有男孩乐队、童子军乐队及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军乐队的演奏，热闹非凡。⑧1925年的大游行仪式上，中外学生代表、天津扶轮社成员、大游行委员会主席美国康纳将军（General Connor）、天津扶轮社主席张公扌为、扶轮社员丁文江先后致辞，除参加游行的队伍外，观者如云，颇为壮观。⑨

社会事务及公共卫生实践

扶轮社成员皆为精英，见多识广，且有扶轮社凝聚的团队优势，在推进本地公共事务的发展方面颇有能力。1935年，天津扶轮社成员费时数月研究方案，希望能够实现天津本地时间的统一与标准化，最初考虑在每日正午时分以鸣枪或鸣笛的方式供全城校准时间，该项探讨颇受热议，最终由天津电话局给出解决方案，为每个电话用户提供标准化时间信息服务。①

针对天津市街头大量流浪狗咬人并传播病菌的情况时有发生，1934年，天津扶轮社发起规范动物管理运动，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相关地方法规，多方协调，建议市政府采取措施防范野狗、疯狗，实施强制免疫，预防狂犬病蔓延。在扶轮社努力下，天津特别市市长张廷锷亲自过问，1935年5月25日公布《天津市野犬拘养所规则》，将扶轮社的建议以法规形式确立下来。全市设立“野犬拘养所”三处，野犬送所后即收入拘犬笼内编号，若为健康犬，主人须于五日内遵章缴费认领，病狗一经收入则不得认领。②此外，天津扶轮社还曾发起并资助抗疟疾运动。③

天津扶轮社在慈善赈济方面也多有作为，资助范围并不限于天津，如1923年为日本东京大地震的捐助、1930年前后的陕西饥荒赈济和战时难民援助等。④

另外，扶轮社建立的中西交流平台也开阔了华人精英的视野，促使其在立足本土服务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萌生了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理念。1928年，天津扶轮社成员格鲁姆斯和关颂声曾将紫禁城角楼等四座精美的中国传统建筑模型带往美国展览。关和格鲁姆斯甚至计划在美国复制一座能够容纳大批参观者的紫禁城，以宣传中国建筑之美，使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Arthur J. Burks认为：“关和格鲁姆斯是优秀的扶轮人，不仅有着扶轮式谈吐，过着扶轮式生活，信仰扶轮理念，而且实践着扶轮的梦想，即便他们复制紫禁城的计划无法实现，也会激起美国人对中国知识的兴趣——中国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标志，也不仅仅是一个军阀丛生、名字都登上了美国报纸的地方。”⑤

综上所述，扶轮国际服务社会的宗旨和目标在天津得到了恪守和发扬。天津扶轮社扶危助困、热心公共事务、致力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激励合作奉献精神和促进大众福利的行为，不仅是对“利人即利己”、“大公无私”的扶轮社核心理念的实践，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素养的展示台，也对华人了解扶轮社、理解宗教文化浸染下西方侨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于潜移默化中体味并仿效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渠道。

近代中国遭受外来侵略的历史阴影过于沉重，部分国人易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维的影响，对近代在华外侨的活动一概而论。天津扶轮社设于英租界，成员以洋员居多，活动范围也主要在各租界区域，但扶轮国际组织与租界的性质难以并称。

1930年代初，政权与山西阎锡山、河南冯玉祥及桂系间的政治纷争激化，战争一触即发。曾任天津扶轮社主席的R. A. Williams发出呼吁：⑥

中国已至再次内战的边缘；毫无疑问，每一个扶轮人都会尽最大力量救助伤者，然而就常识而言，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工作做在他受伤之前——为什么不去阻止无谓的战争？我们常说，扶轮社不能介入政治，但这是一个毫无意义且懒惰的借口；战争不是政治，相反，战争恰恰是政治、法律和秩序的对立面。此刻，扶轮社可以利用舆论的力量，呼吁中国每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组织，商会、银行，政府等，共同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出于纯粹人道主义的立场，天津扶轮社在消灭狂犬病的活动中做了很多努力。全世界的扶轮社都联合起来、共同为铲除中国的战争而努力岂不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尽管这样的“呼吁”无法阻止中原大战的爆发，但毕竟记录下了外侨对时局的关注和正义的表达，为我们认识外侨群体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华外侨远离本土，文化疏离感和强烈的交往需求，迫使他们在异域生活中寻找精神的归属感。20世纪初，天津各租界社交类俱乐部就有70多个。①具有纯粹民间色彩、独立组织特性的扶轮社，同样是这种需求的产物。无可否认，区区数十人至多数百人的民间组织，无论其宗旨如何，在民国时期普遍贫困的社会现实面前，所做工作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也不可能时时关注时代及社会的重大主题。扶轮社组织虽属外侨主导的“舶来”社团，具有浓郁的西方文化特征，但并非站在国人的对立面。其成员普遍具有的背景，决定了扶轮社活动的公益性和慈善性，也传达着一种人类共同关怀、平等、超越政治的人性本质与普世价值。

诚然，即使是在扶轮国际崇高理想和原则的指导下，天津扶轮社洋员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国家、个人职业及经济利益的影响，其所从事的联谊、公共服务等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为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但与天津租界其他外侨社团如各国在津商会、俱乐部的封闭性相比，天津扶轮社堪称华洋群体互动的典范，其职业道德原则、和平理念以及公共服务实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仍然值得肯定。

【作者简介】江沛，男，河南开封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耿科研，女，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Study on the Alien Elite Societies in Modern Tientsin's Foreign Concessions：

Rotary Club of Tientsin

Abstract： Taking one of the branches of Rotary Internationa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he Rotary Club of Tientsi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case study on Rotary's mission， evolution， organization， meetings and lectures， introduces its social activities such as helping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Boys' work and public health practice.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native Chinese elites in foreign concessions， alien elite societies' principles of charity， public welfare， universal values of peace and helping the vulnerable groups are demonstrated，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he alien groups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Rotary Club of Tientsin （Tianjin）， Foreign Concession， Alien （Foreign settlers'） Societ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otary Clubs， Rotary 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