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邮展述论

摘要：

民国时期的邮展，依据主办方的不同可分为个人邮展、民间集邮团体邮展、官方邮展三类；就其组织运作模式而言，又可分为筹备、实施、展后三个阶段，三阶段中的具体工作是邮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邮展增强了民众的集邮兴趣，有利于集邮家开阔视野、增进交流，促进了民间集邮团体的良性发展，对政府也有一定影响。同时民国邮展发展趋势上的递进性、展地分布上的区域性、参与人群的有限性，又构成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民国时期；邮展；集邮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5006007

民国初期，邮展作为一项新的文化活动登上历史舞台，此后日臻完善。民国邮展是我国集邮史、邮政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术界对此却着力不多，只有陈建宁《1948年上海邮展一瞥》[1]、黄祥辉及曹荭《探寻民国时期上海举办的8次邮展旧址》[2]对民国上海邮展有所论述，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编写的《中国集邮史》[3]48以及李毅民《中国集邮史话》[4]对几次重要邮展有附带提及。鉴于此，笔者拟以民国邮展为视点，梳理史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邮展的类型

近代以来，西潮激荡，西方人影响中国的不仅有坚船利炮、议会政治，而且也触及中国的社会文化，西方集邮的爱好以及邮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中国邮人效仿他们集邮、办邮展、组织集邮团体，风气所及达于政府，最后政府也加入到鼓励集邮、举办邮展的行列中。依据主办方的不同，邮展分为民间、官方两种，而民间邮展又可分为个人和民间集邮团体两类。

（一）个人邮展

个人邮展，即指以个人或若干人名义举办的集邮展览，展出个人收藏的各类集邮品[5]95。民国时期的个人邮展开了举办邮展风气之先，中国最早的两次邮展都是个人邮展。1914年7月举办的福建展览会上，邮商魏叔彝与美国人卜威利将各自所藏中外邮票进行展示，是目前已知的中国人举办的首次邮展；而1918年5月10日至12日，由魏柏熙等发起在常州公园举办的个人邮展，邀请一些集邮家参与，同时聘有评判员品评展品，按照得分给予奖励，又是中国最早的具有竞赛性的邮展 [5]524。

不论是民间团体邮展还是官方邮展，其展地多是通邑大都，对二三线城市很少顾及，个人邮展虽在规模上、质量上无法与之匹敌，却能弥补它们的空白。1946年6月14日至16日，四川宜宾县人贺伯辛在宜宾县民教馆举办宜宾首届邮展，出品一百八十号，中外古今兼备，并制宜宾首届邮展纪念特戳[6]；同年10月10日至14日，吴戈在天水中山公园图书馆举办天水首次邮展[7]；翌年4月20日，吕大维在四川梓潼西街三十九号农林部第一工程队内举办邮展[8]。

有时因为集邮者的藏品丰富，其个人邮展也很有吸引力，甚至是高水平的。1943年12月25日至27日，四川大学教师李超然在成都美术协会举办个人邮展，这次展览展出了他数十年所藏邮票，有七八巨册，展览当日，“万人空巷，户限为穿”[9]。继李超然之后，李有年于翌年9月23日至27日举办个人邮展，邮品共四十余框，布置井然有序，展出邮票分国邮、外邮两部分，国邮又分为正票、纪念票、航空票、限省票、信封、明片等六种，外邮则有各国美术大形全套票、纪念票、航空票等，同时展览还印行了纪念明片。这次展览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10]。

（二）团体邮展

民国时期，国人集邮兴趣日渐提高，集邮者不断增多，民间集邮团体也不断涌现。集邮团体凭借其组织上的便利，能聚集众人之力，征集到更多且更具价值的藏品，邮展资金也更易于筹集，有能力举办规模大、组织水平高的邮展，同时举办邮展也是其会务活动之一，因而民间集邮团体邮展是民国邮展的主体。该时期最著名的集邮团体有绵嘉义（西班牙）和施开甲（英国）创办的上海邮票会、陈复祥创办的神州邮票会、周今觉创办的中华邮票会、张包子俊创办的新光邮票会、赵善长发起在郑州成立的甲戌邮票会等。

上海邮票会于1922年6月15日到17日在爱多亚路130号法兴洋行楼上开邮票展览大会，此次邮票大会系中国第一次破天荒之举[11]，此后该会为纪念其成立25周年，于1937年在上海亚洲文会伍连德堂举行过一个大型展览会，极一时之盛，展品陈列268镜架，按出品人及国别分类编号，参观门票贰角，展期本来三日，后因参观者踊跃，改为一个星期[12]。

中华邮票会的周今觉被人誉为“邮票大王”，他的展品为该会邮展增色不少。1926年初，中华邮票会曾与上海邮票会联合举办“邮票大杯赛”，这次大赛分别比赛了中国邮票、在华客邮、远东各国和地区的邮票，得分最高者奖大银杯一具。这次邮展，提升了我国集邮者的竞赛意识[3]58。1940年7月，中华邮票会为纪念其成立15周年联合新光邮票会举行了一次盛大邮展，陈列展品在四百框以上，周今觉出其精品参与展览，令集邮家大饱眼福[13]。

新光邮票会在民国时期各集邮团体中历时最长、会员最多、影响最大，由它所举行的邮展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首屈一指。1926年新光邮票会正式成立，是年二月该会便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展览。1937年3月21日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新光10周年纪念邮展。除本会会员展品外，还得到大集邮家周今觉等的帮助，新光邮票会在上海名声大震。1940年为纪念发行邮票百年，该会又在维多利亚饭店举办邮展，许多珍品首次亮相，为人称道。1941年在大新公司举行的邮展，新光集邮名家均有参与，会期五日，会场布置10间，还设有邮票市场、临时邮局。1948年在新光邮票会邀请下，邮政总局邮展在南京举办过后又移驻上海，同时该会也参与了邮展，各大报刊均予以报道，反响强烈[14]。

甲戌邮票会兴起于中原地区，与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会并称中国早期三大邮票会。1937年6月，该会在开封青年会举办首届邮展，国邮展品搜罗广博，特别展出了两部苏区邮票专集，展会属于竞赛性质，有会员进行评议，经评议：黄绍斋获一等奖，吴南愚获二等奖，赵善长获三等奖，阎东魁获四等奖，魏亦亨获五等奖[3]70。

受其影响，各地集邮团体也不断在本地举行邮展，比如：1937年天津友联集邮会在西沽桃林举办邮展[15]，同年十二月香港集邮会也举行邮展[16]；1943年四川江津癸未邮票会在武昌艺专举行邮展，满洲邮票会则于是年7月在长春举行邮展 [17]；1945年2月，重庆陪都邮展会举行邮展，同年8月，兰州金城邮票会举行邮展 [18]；等等。

（三）官方邮展

民国时期大型的官方邮展主要由邮政总局举办，刚开始政府对集邮活动是不屑的，甚至很是抵触，邮政当局也曾一度禁止职工集邮。然而随着民间集邮活动的不断发展，邮政当局逐渐认可并重视集邮，同时举办邮展加以鼓励。

从1944年到1948年，邮政总局共举行过四次邮展，一次比一次进步。1944年邮展出现在重庆举办的国防科学展览会上，1947年的邮展出现在南京的国庆美术展览会上，这两次邮展都附属于其他展会，与1948年南京、上海邮展不可同日而语。1948年3月20日，邮政总局为纪念“第二届邮展纪念日”，在南京新街口举办邮展，展品以国邮为主，包括我国自有邮政以来之全部邮票198套，及1947年国际间向我国交换之各国邮票多种[19]，会场附设临时邮局，并发行一枚“邮政纪念日邮票展览”的纪念票，又有特制的纪念邮戳，同时印行了简明邮展目录[20]。1948年5月19日，在新光邮票会邀请下，邮政总局联合新光邮票会在上海举行邮展，展室八间，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会各占一半，分别展览新、旧票，展品种类比前次南京邮展有所扩充[21]。

官方邮展虽然次数不多，展品因政治因素有所限制，比如“伪组织加盖或擅发之邮票，未便列入；凡不属邮政正统之邮票，如光复初之各处地方加盖邮票等未能陈列”[22]，然而就其规格、形式而言，民间邮展难以望其项背，特别是上海邮展实现了政（政府）与邮（民间集邮团体）的结合，意义颇大。

二、邮展的组织运作

民国邮展的组织运作模式，可分为筹备、实施、展后三个阶段。

（一）筹备

收集展品。就个人邮展而言，展品多为个人收藏，集邮者只需将其藏品按照邮展要求加以排列即可。团体邮展主要向其会员征集展品，这一时期征集邮票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新光邮票会为纪念其成立20周年就曾经登载一篇邮展征集出品启事，要求愿意参与展览的会员将自己的藏品种类品名抄单寄示[23]。团体邮展所征藏品中的大部分由集邮名家出品，他们所出珍品也是邮展的亮点。如1937年上海邮票会举办邮展时，出品者除周今觉外，尚有叶颂藩、朱世杰、李辉堂，此外皆西人出品[12]，上述几位中国邮人皆是集邮的名家老手。有些集邮家的藏品或首次展出，或妙趣横生，如邵洵美在1948年上海邮展上出展一张红印花绿加盖，被陈志川称为红衣绿姑娘[24]，传为美谈。官方邮展展品的来源除自身外，有时也会邀请集邮团体合作，比如1948年的上海邮展。

筹集资金。个人邮展与官方邮展资金主要由自己出资，团体邮展资金来源相对多样化，或是由集邮团体的会员捐助，或从会费中支取，或是邮品交易所得。1946年，《新光会刊》曾登载一篇双十节邮展用费捐款征信录，其中写道：“钟韵玉捐国币一万元正，张包子俊捐国币一万元正，王强松捐国币一万元正，王纪泽捐白报纸一令（时值国币四万五千元）……此外还有许多人捐五千、一万不等”[25]。同年该刊又发了一篇会计部的报告，其中写的除各会员捐款外，还有收到会员科交来永久会员147人之会费计147 000元[26]。

选择场地。理想的邮展场地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空间大，人流量大，租金低廉。规模小的展览为节省成本，多选择在公共场所举行，如公园、各省区青年馆、民众教育馆，这些地方人流量往往也很大，当然也有独立承担者如曾淡人在自己家宅淡人美术馆举行邮展[27]，这样倒也省去不少麻烦，至于规模稍大的邮展则多租赁百货公司之类的地方举办[28]。

布置展品。展品布置很有讲究，该时期邮展大多同时展览中外邮票，且以国邮为主，布展时外邮多按其国别编排，国邮则依时间顺序分类排列，按出品人姓名或国别编号，装入镜框，进行展览。另外一种方法则是将邮票按照某一主题排列布展，也可以称作专题展览。邮展场地布置的不单单是邮票，还有关于集邮的书籍刊物，甚至于有关集邮的名言也要有所布置 [29] 。

（二）实施

邮展期间的宣传。为了吸引民众参观，主办方往往会在报刊上邮展通告，告知邮展日期以及大致的展品内容。为了让大家能实时了解到邮展信息，主办者往往会在报刊上登载邮展期间的新闻，内容多是邮展期间出现的珍贵邮票介绍，邮展上出现的趣闻趣事，或者是直接刊登邮展照片，如1948年上海邮展期间所刊发的“我们怎么参观这次交通部邮政总局的上海邮展”[30]，就用一系列照片再现了观众参观邮展的场景。

刻制特戳、发行邮展纪念封和纪念邮票，这些都是邮展中标志性的东西，往往极具说明性、艺术性，为邮展举办方与参观者所重视。民国时期的邮展特戳，多为邮展主办方自己刻制，形制简单，一般刻有邮展名称、举办时间地点，另外再配以图案。如新生邮票会在其第二次邮展中所刻纪念邮戳，图案为新生会徽，四周缀以星星[31]，而城固附中邮展特戳则由邮政局刻制，圆形，上为附中邮展纪念六字，下为城固中英文地名，中为西文年月日[32]，虽然形制简单，却因邮政局刻制而意义非凡。邮展纪念封基本上都出现在团体邮展中，由集邮团体设计发行，陪都邮展上邮展会就曾印行片封，印的图像为大象背着一盆万年青，上为“万象更新”，下为“陪都邮展纪念”[33]。邮展纪念邮票发行权在邮局手中，对邮展而言最具有纪念意义。邮政总局举办的南京上海两次邮展所发行的纪念邮票，由光复和邮政总局50周年两纪念票缩影横排组成，两次邮展发行纪念票除花色不同外，没什么区别[34]，虽然没什么奇特之处，但邮票也很受欢迎。

邮品交易，这是邮展的衍生物。在邮展期间往往会附设临时邮局，它的主要工作是售卖邮展纪念邮票、纪念封、邮展目录等邮品，同时盖邮展纪念戳，集邮者们参观完邮展后多半会到这里买上纪念邮票贴在纪念封上，盖上邮戳，这里也往往成为邮展中最拥挤的地方，邮局收益自然也会很多。除此之外，邮展还会出现邮品交易市场，1914年福建展览会上魏叔彝就曾设摊售卖邮品，而1948年的上海邮展，更是直接附设邮票市场，以供上海邮商进行邮票交易[35]，盛况空前。

另外，如果是竞赛性质的邮展，还会有评选、颁奖等活动。

（三）展后

邮展结束后，主办方会召集邮友对邮展得失进行交流，或者邀请邮界名流为邮展写些纪念性的文章，以作宣传。邮友们交流的形式是自由多样的，可以是在集邮团体组织下召开的理事会，如1948年上海邮展后，新光邮票会就召开了首次理事会，“主席陈志川报告会中出版及经济收支情况，会计部马理事任全及伍瑞报告邮展收支状况及账册等，次即讨论审查邮票齿孔真伪研究办法等各种议案”[36]；也可以是邮展主办方举行的宴会或聚餐，1948年上海邮展后，邮政总局就曾设宴款待新光会成员，宴会上邮政总局局长李进录致辞，表达了对新光会成员的感谢，谈及了邮展的意义，新光会成员则就办邮展推广集邮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37]。1948年，香港中国邮学会在邮展结束后则以聚餐形式召集邮友集会，“定于展览会闭幕后在启明行华人公教俱乐部举行聚餐，欢迎会员偕亲友参观”[38]。

邮展纪念性文章多由集邮界名家操刀，或是对邮展经过进行记述，或是对邮展期间邮票进行品评，或是作者对邮展的感想及建议，研究性与娱乐性并重，这些文章承载着的是鲜活的邮展历史。如万灿文为1937年甲戌邮票会举办的开封首届邮展写的《开封邮展漫谈》[39]，详细介绍了这次邮展，并对邮票作了品评；同年周今觉写的《上海邮展之提要与批评》[40]，则是对上海邮票会所举办邮展中邮票的介绍与品评；至于1948年上海邮展更是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新光邮票杂志》直接发了一个《邮展观感特辑》[41]专收此类文章，如幼儒的《上海邮展观感》、梁芸斋的《邮展感言》、陈复祥的《邮展会见闻录》、张包子俊的《本会与邮展》、钟韵玉的《新光的邮展》、王纪泽的《会场集锦》、蒋伯埙的《参观邮展散记》、孙君毅的《本届邮展的成功》、施文骥的《我参加了邮展》、夏镇波的《展后琐谈》、范广珍的《上海邮展之观感》、伍瑞的《我对这次邮展会的感想》、林萍湘的《参观交通部邮政总局上海邮展记》等均刊载于此，可谓洋洋大观。

三、邮展的影响

民国邮展虽然整体水平不高，但对于普通民众、集邮家、集邮团体乃至政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集邮活动的推广，推动了我国集邮事业的发展。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邮展增强了其集邮的兴趣，增加了其对邮票、集邮的知识。从邮展的结果来看，对于邮展中参观者拥挤情形的报道屡见不鲜，同时，从一系列观众人数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对集邮的关注程度。不论何种邮展，其最主要的目的都在于增强人们对于集邮的兴趣，邮展主办方为了这一目的可谓不遗余力。1948年上海邮展举行时，邮政总局为引起民众对邮展的关注，“宣传用广告招纸将遍贴于全上海之公共汽车、电车及各邮政支局、大公司、商号，仅此项印刷费计耗七千余万元”[35]。有的邮展还特意从提高儿童对集邮的兴趣入手，1946年新生邮票会邮展上，“为了诱导小朋友们集邮的兴趣，由新生会的理监事，捐助普通票品一批，标订最低廉的价格，在会场内间小屋子，设立小朋友选票处，专供小朋友们购买”[42]；1948年香港中国邮学会邮票展览，不仅免费参观，“凡到会参观者，俱赠以邮展简明目录纪念册及量齿尺各一，值留纪念，小学生别赠袋袋票，闻赠出数百袋云”[38]。为了宣传集邮知识，邮展中往往会陈列关于集邮的书刊，或者直接陈列集邮时所需要用到的工具，1948年的上海邮展还陈列有如何开始集邮与如何进行研究的图说。

对于集邮家而言，邮展扩展了集邮家的见识，增进了集邮家之间的交流，促进了集邮研究的发展。邮展中一般都会有珍稀邮票出现，这些既是邮展的看点，也是集邮家们关注研究的对象。1941年新光邮展上，“对于五国名贵古票，网罗完备，最贵重之红印花小字当一元邮票，有一新一旧陈列，实属难能”[43]。1948年南京邮展上，“我国邮票中之最珍贵者，为民国元年伦敦版第二次邮票，加盖‘临时中立’及‘中华民国’字样之一套，共十四张，此种邮票整套者，除现今展览之一套外，流传外间者，仅有我国于卅二年赠送罗斯福总统之一套，罗氏逝世后，此项邮票以四千八百元美金之标价售出”。像这些珍邮的出现，自然会让痴迷于此的集邮家怦然心动。邮展也为集邮家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1948年上海邮展就将全国各地著名的集邮家招徕过去，所谓“群贤毕至”，“天南地北万里邮人相聚一堂”[44]，他们在一起参观、品评、研究邮票，促进了集邮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对集邮团体而言，邮展的举行能够为其做很好的宣传，扩大其影响，同时邮展期间的收入又是其活动经费来源之一，也有利于其持续发展。仅以新光邮票会为例，刚创立时，会员寥寥无几，其后，“首印邮刊，复举行邮票展览，以作动的宣传”，“新光经此宣传，会友即逾三十人矣”。等到新光会十周年纪念邮展举办时，其“声名大张于申江”，而该会1940年在上海举行邮展时，“而世之有其他搜藏癖好者，不敢再小觑吾道，新光邮票会之会员因以日众” [14] 。到1948年该会与邮政总局联合举办邮展时，其地位更是如日中天。由此看来，邮展的威力不可小觑。邮展期间，集邮团体多会发售纪念信封、邮展目录、邮展特刊，有时还要收取门票费，像1940年新光邮展，“参观券分三种：计甲，荣誉赞助券每张十元，在会期内得随时入场；乙，普通参观券每张二元，只用一次；丙，会员参观券每张一元”[43]。至于1948年上海邮展上，其“纪念封二万元，通讯会的速报也二万元”[45]。除此之外，邮票交易也使其获利不少。这些资金投入到集邮团体活动中去，又促进了集邮团体的进一步发展。

对政府尤其是邮政总局而言，民间邮展促使其正视集邮活动，而政府参与邮展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提高了国邮的地位。如前所述，起初邮政局对集邮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于禁止邮局职工集邮，更遑论举办邮展了。然而，随着个人邮展、团体邮展的举办，人们对集邮的理解也不断加深，邮局也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态度，在1948年，邮局还作为主办方举办了两次邮展。在这两次邮展中，其门票是每张2万元，仅上海邮展，参观人数“统计越五万人”[46]，另外，上海邮展上邮局所发行纪念邮票，有齿、无齿两种，“每种拟发一百万枚”[47]，邮局所得显而易见。邮政总局参与邮展，充分显示了邮局对集邮的重视。官方邮展与民间相比更为出色，更具国际水平，且展品以国邮为主，对于宣传国邮，提高我国邮票的国际地位功不可没。

四、邮展的时代特征

1.民国时期的邮展就其发展趋势而言，是递进式向前的。虽然中间因抗战而略显萎缩，但总体而言，不论是其举办形式，还是邮展自身内容，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民国邮展受西方影响，最早由邮商们从西方人那里移植而来，这种新生事物吸引了国人的眼球，集邮家不断出现，他们又从西方人创设的集邮团体中受到启发，随着集邮团体的渐次出现，个人邮展虽有少量举行，但已不是邮坛主角，受到来自民间邮展的压力，邮政局也转变态度，举办了几场有水平的邮展，此风一开，各地也纷纷效仿。如果以10年为一个跨度，笔者据上海图书馆“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北京爱如生公司“申报数据库”等资料统计，1914年到1919年举办邮展2次，1920年到1929年4次，1930年到1939年9次，1940年到1949年39次。从邮展出现的频率来看，邮展无疑是呈递进式增加的， 20世纪40年代可谓突飞猛进。从邮展的举办形式而言，随着邮展的渐次举办，已不再拘泥于固有的套路，如军中文化列车附设的邮展就是在列车上举办的，“沿陇海平汉两路工作，陇海西至洛阳，东至徐州。平汉南至汉口，北达彰德”[48]，其展览既机动灵活，同时又扩大了邮展的影响范围。至于邮展的内容，仅就新光邮票会所举行的历次邮展所陈列的邮票等展品，已经是一次比一次丰富，纵向看整个民国邮展亦是如此。

2.就其展地分布而言，邮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南北分布很不平衡。笔者据上海图书馆“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北京爱如生公司“申报数据库”等资料统计，整个民国时期，南方：上海举办邮展8次，江苏的南京2次、苏州1次、无锡1次，浙江的杭州2次，安徽的芜湖1次，重庆5次，四川的成都5次、都江堰1次、宜宾1次、梓潼1次，湖南长沙1次、芷江1次，贵州的金竹1次，云南的昆明2次，广东的广州2次，香港3次，台湾1次；北方：北平1次，天津1次，山东的济南2次，河南的开封1次、郑州1次，陕西的城固1次，甘肃的兰州2次、天水1次、玉门1次，东北的长春1次。很明显，南方举办的邮展在次数、展地上多于北方，并且南方邮展集中分布于长三角地区和西南地区。究其原因，上海是几个重要集邮组织的所在地，对于长三角地区邮展的推广产生了一定影响；至于西南，因抗战的缘故，政府迁都重庆，集邮家、集邮组织自然也随之迁入西南地区，集邮的风气得以传播，邮展也得以渐次举行。

3.就其参与者构成而言，邮展局限于特殊人群。从邮展主办者来看，如昆明新光分会“其中有各机关公务员，银行界的大老板，各大学的教授，都是学识很高尚的知识分子”[49]。再如个人邮展举办者李超然是任教于四川大学的园艺专家，另外像梓潼邮展的主办者吕大维“原供职于川陕公路工务处”，这些人或是政府人员，或是知识分子，或是商人。从观众来看，如天津邮展，“据该会负责人统计，当时观众约一千七百余人，学生占百分之五十而强，商界有百分之三十，其他百分之二十未注明职业，大概是津市名闺和社会雅士居多数”[15]。可见邮展并未能真正走入普通民众的视野。

综上所述，民国邮展中，个人邮展、团体邮展、官方邮展各具特色，形成了完善的组织运作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我国集邮事业的发展。同时民国邮展又有发展趋势上的递进性、展地分布上的区域性、参与人群的有限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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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本埠将举行盛大之邮票展览会[N].申报，19411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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