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林纾文化变译的再思考

［摘要］在以源语为导向的传统翻译评论中，林纾的翻译因其“不忠”而常常成为批评的目标。本文将从操控论的角度，将林纾的作品纳入历史的文化的宏观视野中去进行考察，指出其特殊翻译现象是意识形态、诗学因素操控下而产生的文化变译现象，力图证明变译现象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林纾 操控论 文化变译 意识形态 诗学

［中图分类号］I1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105-02

林纾，作为中国晚清享誉盛名的翻译家，翻译西洋文学作品的第一人，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许多翻译家和学者都曾评述过林纾和他的翻译作品。在传统翻译理论模式中，林纾的充满增译、删节、改写等的翻译，被认为是不忠实于原文的，可是他的译作却在当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文化冲击，这种特殊翻译现象该如何解释呢?在一定文化语境影响下，林纾的这种“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要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2002)，其实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翻译活动――文化变译（卞建华，2005）。操控学派代表人之一勒菲维尔（2004）认为翻译具有双重功效，既是文化改写，又是文化操纵，“操控”和“改写”揭示了译入语文化对于文学翻译的制约和利用的文化性质。本文拟从操控论的角度，将林纾的作品纳入历史的文化的宏观视野中去进行考察，对林纾的“文化变译”现象进行探讨，对影响其翻译行为的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进行分析，力图证明译本中增译、删节、改写等变译现象存在的合理性。

一、勒菲维尔的操控论

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众多翻译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操纵，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之一Lefevere认为：“翻译就是对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的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社会以特定方式发挥功能”（Lefevere，2004）。改写泛指对文学原作的翻译、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写，即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的创作。二是诗学方面的改写，即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达到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使其能切合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体系。作为操纵的改写，在本质上应该被视作一种文化上的必然。因为译者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翻译的，翻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在不同时代和环境下，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都会在符合历史文化环境的规约下，采取相应的增，删，缩，并，改等变通手段对文本进行操纵改写，使其译作中所包涵的文化底蕴有效地渗透到另一文化之中，以期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

二、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文化变译

意识形态是一种隐形的、不可避免的存在，它覆盖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影响与制约着我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看法。Lefevere把意识形态描述为“被某一特定社会和时期接受的见解和看法而形成的概念网格，读者和译者借此贴近文本”（Bassnett&Lefevere 1998）。在一部翻译作品的形成过程中意识形态总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原文本进行一定的操控改写，使之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在翻译进程中，尤其在社会动荡的时期，意识形态就可能成为影响翻译的关键因素。林纾的文化变译策略就是意识形态操控影响下的产物，为了消除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抗译性，使其译作易于被接受和传播。翻译变译手法的采用使林纾摆脱了文本限制的条条框框，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结合时代文化背景，结合他自己的个人意图创作性地作用于文本。

（一）林纾的爱国情怀

19世纪末的中国已是强弩之末，民族存亡令人堪忧，如何强国保种，成了有志之士日思夜想的主题。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系列的事件给予林纾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经历民族深重危机的爱国知识分子，林纾意识到翻译也是拯救改革社会的重大武器。他在“不如归”的前言中这样写到：“纾已年老，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郭延礼，1998）。在“黑奴吁天录”中，他把小说推荐给各读者并陈述道：“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薛绥之，1983）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林纾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他译书的目的就是救国，启民智。与小说译作的文学美学功能相比他更注重译作的意识形态和实用功能。如在“黑奴吁天录”原文第四章中有一段对奴隶聚会场景长达十二页之多的描述，这是奴隶们宗教聚会生活快乐的一面，但在林纾的版本中，林纾把这段描述缩成了一句话“一日傍晚，汤姆为邻人延饮，宾主歌呼，方极酣嬉。”(林纾，1981：13)。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散播基督教义用之作为奴役国人的文化武器。原文的描述正是对这种宗教聚会场景的描述，如果这段文字照搬译过来的话，必然会削弱奴隶们生活的悲惨与痛苦，于是林纾选择将那段冗长的宗教聚会场景缩成简短的一句话，以此警醒广大的读者不要受传教士误导，同时激发国人的反抗精神和爱国情怀。

（二）林纾的文化意识

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文化体系，有其不同的文化伦理价值观。译者在翻译时对原文本内容的解构必然以本国文化伦理纲常为基础。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泱泱文化大国，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林纾本人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学习，他坚信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推崇三纲五常，忠孝礼仪。林纾在翻译表达阶段为了减少文化碰撞和摩擦，适应读者的文化审美规范，进行了一些调节。比如他把小说的题目都改成以“孝”命名。把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改译为“孝女耐儿传”，哈葛德的“蒙特祖马的女儿”改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等。在“吟边燕语”中凡是涉及西方修道院或神庙，修道士或修女的叙述 ，林纾都毫不犹豫地改成了尼庵、庙、祠、祠宇、道流、老尼等中国道家或佛家学说。而对于一些有违礼教的地方，林纾一般采取改译或增译。在《环证》中 ，普司丢和伊母事实上已秘密结婚，但林纾改译为“婚约已定”，主要考虑到中国传统中的“礼防”，反对未正式结婚就同居。在《珠还》中，蒲希密亚国王波立克生受邀请到好友西西里国王利翁替司宫里做客，王后也参与招待，因为涉及情节发展林纾无法略去，遂增译为“意两国联合，与王又少年同研席，通家之谊，礼防遂不为阻”(吟边燕语，1981)。林纾用改写、增译的变译手段以儒家道德范畴阐释西方文学与风俗人情，使中国读者在“共性”上认同西方人伦风俗(杨联芬，2003)。这种文化的变译表明了他的良苦用心。

三、诗学操控下的文化变译

意识形态不是影响译者翻译手段和策略的惟一因素，诗学是另一重要因素。诗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文学技巧、文类技巧、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其中，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译者作为译语文化群体中的一分子，其翻译活动必定要受到所属文化传统诗学观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心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因而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就会作用于翻译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晚清时期小说翻译大多采用文言翻译。因为文言是官方使用的书面言，而白话文则地位低下，不被士大夫和读书人所看重。林纾选择文言翻译外文小说不仅是他本人的选择，更主要的是时代诗学的选择。当时许多集大成之作都用文言体史传写法，林纾的《吟边燕语》中的20个故事在叙事方式上都进行了改写和述写，先将书中主人翁的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讲述其事迹，是典型的史家之笔。其次在中国传统的小说中，对人物的刻画主要通过对话和人物的行动，而不是人物的描写。林纾采用缩写的变通手段，浓缩了原文中一些不符合中国传统诗学的西方人物肖像描写、心理刻画和情景描写，使译文变得更加简洁。譬如，在“块肉余生述”中有一段对医生温和性格的详细描述，原文有一百多字，但林纾把它简化为16个字。“黑奴吁天录”第三十章中对苏珊的将近二百字的心理活动描写林纾把它删减为“二人心绪起落，一息百变”。林纾通过改、缩、删、述的变通手段使之符合主流诗学观，迎合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使译文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四、结语

通过将林纾的翻译活动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审视后，我们发现译作中的文化变译现象是意识形态，诗学因素操控下的产物，使译者的翻译行为受译语文化的制约，译者为了使自己的译文被读者接受，从而对翻译作品进行操控处理，灵活的变通手段有效地解决了由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以及语言本身等因素造成的翻译障碍，译出了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译本，使译文有所作为。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不应该用同一标准来评价某一翻译作品，要考虑它所处的历史文化时期，因此在不同时期对翻译进行重新审视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对历史上的翻译作品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Bassnett &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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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ssnett,S.&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C],2004.

[4]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5]卞建华.对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J].上海翻译,2005.

[6]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7]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8]林纾.黑奴吁天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9]林纾,魏易译.吟边燕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