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与大时代

【摘 要】胡适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在思想文化界、教育界、政界都曾经活跃过，尤其是在其年轻时期暴得大名得以成为士林之首，领导新文化运动为国人之导师。罗志田先生正是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其人生的前四十年，对其性情的形成、所接受的教育和为再造文明的预备作了精彩的论述。本文尝试理解著者将所述人物与时代环境相结合的写作方法，并就在读书时的收益之处作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胡适；语境；文本

从1891年到1961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胡适之。他从安徽绩溪走进十里洋场，从中国走进美国，再以一句“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开启其“国人导师”的历程。1891-1929由他暴得大名到在当时激进的风潮下显得“落伍”的阶段。在这个跌宕的年代，胡适的思想、学术、政治行为体现了文本与其时代语境之间和离不定的关系，罗志田先生《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择选这个时间断“无意全面地重新诠释胡适及其时代，不过重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史实，希望能为认识和诠释胡适其人及其时代做些微的补充”。[1]

语言上的深度键晓畅；结构上的推陈出新是罗先生匠心独运的地方。在对整本书的逻辑安排上跳出简单的年谱式叙述，在对胡适的成长环境、心境、思想、政治观念的论述中从未脱离时代背景，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结合但也没有磨灭人物本身的特性。

一、大时代―关于语境的分析

从语境与文本的角度对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分析也就是把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其时代背景想联系。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船舶的历史并不单纯是自身的历史，必须将它置于那些围绕着和支撑着它的其它的其他历史所构成的背景之中。” [2]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超越细节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种种力量是怎样结合的，它们是怎样交织和冲突的，它们的急流经常是怎样汇合的。必须在历史的总框架中重新捕获、重整安置一切。因为不论什么根本的困难、对立和矛盾，我们都应该尊重历史的统一―它也是生活的统一。

罗志田先生在对胡适进行介绍的时候先对其之所以能够“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首的背景进行了精彩的介绍。自近代以来在中国人心中国产的器物、制度再到文化一败再败，西潮夹杂着血泪汹涌而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罗先生看来这一趋势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被西方人改变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是从思想文化出发思考问题。从文化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并不代表承认自己的文化有问题，反而是一种自信的体现，相信自己的制度等方面是完善的，自己的文化可以解决现存问题。所以即便是元、清异族入主，却无人主张蒙古或满人的制度、文化要高于汉人。但西方入侵，诱导中国人逐渐改变固有的以“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转而相信器物与制度与文化的不可分，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既而逐渐产生了晚清之际“器物-制度-文化”这以认识过程。文化的可分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重要依据，正是中国人思想方式的转变，慢慢陷入一种“中学不能为体、西学难以为用”的状态之中。正是在这种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之中，造成近代中国思想界激进化。但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仍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就得思想典范已对现实无效而新的典范还为树立时“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3]。

二、“小”人物―关于文本的分析

罗志田先生在对“时事造英雄”的“时事”进行了分析之后，对胡适的自我准备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从其求学经历到成为“国人导师”开一代风气，从“再造文明的”文学革命到“有计划的政治”其中包括胡适的性格、志趣等内容。不是简单的按照一般年谱僵化的勾勒人物经历，在对人物自身作解说的同时顾及语境及人物思想的纵向联系。根据胡适“对不同人说不同话”的性格特点和胡适自认为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章更见其真的视角，挖掘为一般人所忽略的内容，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说“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4]

罗志田先生从胡适的求学经历看，先是从传统气息相对浓厚的绩溪上庄，受其父母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接受“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弟臣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免乎庸行”，以学人，以期作圣”的做人道理，[5]终其一生在“率性”和“作圣”之间徘徊，并养成了“爱惜羽毛”的习惯。走进上海，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再到中国公学，总是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后来的优等生，少年胡适的自信心一步步确立。考取庚款留美名额后。留学美国的七年是胡适自造的阶段，是他为国人导师之预备。归国之后胡适怀着再造文明的报复，从载道的文学工具――文字着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其中关于文学革命何以举国和之罗志田先生从运动的主要支持者――边缘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在北大的几年胡适以他截断众流的勇气树立新的典范，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对于政治一直抱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从刚开始的不准备谈政治到讲学复议政再到最后的投身政治，这与民初学人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变的不彻底有关。社会现实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与中国民初学人的士大夫关怀使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活跃于政界包括梁启超，只是由于形势所迫在政治作不下去的时候很多人又退回来搞学术，但终其一生与政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年轻时期就享盛名对胡适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像书中所提陈源所说：他给自己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作那个“胡适”应该做的事。[6]在罗志田先生看来在政治理念上，胡适是得杜威真传的，信奉科学方法，并且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理解。胡适作为一个骨子里德爱国者，表达他爱过情感的方式有些为人误解，作为一个虽看起来洋派的人，其安生立命之处却是中国传统的。他希望扮演一个“传教士”的角色，提倡批判精神，坚持做政府的“诤友”、国家的“诤臣”。

在对文本分析时罗先生就白话文运动对于边缘知识分子得论述很是精彩。胡适认为清末的白话运动有两个重大的缺点：一是认为前此提倡白话文的人，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但却不曾“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第二个缺点是清末提倡白话文的人，还存有“我们”、“他们”的心理。上等的士大夫明知道白话文可以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可是自己却瞧不起白话文，认为白话文只能用于无知百姓，而不能用于上流社会。[7]而他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大贡献，就在他把清末已蓬勃发展的白话文重新定位，将它的对象从下等社会或中下等社会，扩及到每个层面：将它的使用者从“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提升到大学教授和文学、艺术殿堂的守卫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白话文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文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白话不是只配抛给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8]清末仍然带着泥土味的白话文在胡适的往复辩难和大力提倡下，终于登堂入室。

除了胡适这个倡导者的功劳之外，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也与其支持者――边缘知识分子有关。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国内教育发展良莠不齐，出国留洋这自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成为精英知识分子。但相当一部分半新半旧的读书人向下失去了耕读教学之路，向上失去了仕进之阶，逐渐成为边缘知识分子。在这种上下两难的境地之中白话文运动增强了边缘知识分子的参与能力和地位，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罗志田先生就胡适本身为例分析了民初知识分子再从传统意义上的“士”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转换时，社会意义上的定位于心理意识上的不同步。中国的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对于眼前的国是必须有以因应。知识分子则相对要超然一些，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呆在象牙塔里完全不议。问题在于，读书人在社会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民初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意识要其新的社会作用，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其心态却在无意识中仍传承了士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总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民初知识分的许多行为在当时即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的，在今天看来也充满“矛盾”的一个根本因素。[9]古代的士是一种官僚体系的预备人群，同时也是中国接受知识文化的特定群体，所以可能自身的优越感和中国入世的文化传统给予其强烈的心理暗示，尤以“学而优则仕”为代表。科举既去有没有形成新的官僚养成体制，随着世风大开，并且由于识字工具和媒介的增多，现代刊物的出现使得政治话题日益公开，在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之时，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之时分子逐渐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