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视角下《论语》不同译本的分析

【摘要】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本文将互文性理论运用于分析《论语》的不同译本，论述了《论语》译本中互文性的特点，探讨了互文性理论在不同翻译典藏中的运用。

【关键词】《论语》：互文性理论：不同译本

一、《论语》及其不同译本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其思想和学说也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

《论语》不只在中国被奉为经典之藏，在世界上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有很多不同的译本。在《论语》的诸多译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有1861年的理雅各译本、1898年的辜鸿铭译本、1938年的林语堂译本、1950年的庞德译本、1996年的韦利译本、1998年的安勒哲与罗思文译本等。这些译本都对于《论语》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中，理雅各的译本有着最高的影响力；在中国人中，则数辜鸿铭的译文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文将用互文性理论对他们的英译本进行分析。

二、互文性理论与翻译

互文性，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于1969年提出，又称“互文本性”，“文本互指性”。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变形。在特定的文本中，总能看出其他的文本的端倪，比如题材、语气、篇章结构等，甚至包括文本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等精神内涵。简单来讲，“互文性”理论消解了作者的中心地位，新的文本不是作者凭空创作出来的，而是读者与其他文本及其所包含的世界进行思想碰撞，吸收，融合之后创作书写出来的。这也为读者的创造性阅读和书写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在翻译领域中，在作者、读者、文本及文本包含的世界之外，还多出了一个译者的元素。所以，翻译实践也是译者与作者、读者、文本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形成的一个选择与吸收、创造与变异的互动过程。期间不断出现某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增殖，甚至是不同程度的误读，形成一种“增益”或称“添补”的互文性转换活动，是合阅读与阐释之力造就的一种语言转换的实践活动。

在这种翻译实践活动中，互文性体现在三个环节上。译者首先是作为读者对原文本进行互文性阅读和理解，这是接受理论或文本的体现；接着，译者作为阐释者对文本进行互文性阐释，对文本的阐释要求阐释者自觉地、在更高的水平上运用互文性知识对文本进行解释；最后是译者作为作者对文本的互文性书写。此过程中间包含了不同的世界和文化背景，有时译者会做出主体性选择如“文化误读”和“文化过滤”等。

三、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翻译比较

理雅各和辜鸿铭都有着深厚的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汉英两种语言的功底，这充分保证了他们翻译中国儒家典籍的水准。理雅各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古典经典著作的研究功底深厚，翻译了很多中国古典巨作。他以“忠于原作”为己任，翻译作品力求忠实于原文。辜鸿铭是我国清末明初著名的文学大家，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英语的造诣甚至令英语本族人仰慕。他所译的《论语》、《中庸》，译文“别出心裁，只要可能，一概不用中国人名、地名”。为了使内容和思想易于被西方理解和认识，还广征博引西方的名句、典故参证注释，以“勾起读者原来的思路”。因此辜鸿铭的译文在欧洲广为流传。由于两人背景不同，翻译风格迥异，所以本节将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对他们英译本中的几处进行分析。

1.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里雅格：The　philosopher　Zeng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on　threepoints：——whether，in　transactingbusinessfor　others，Imay　have　beennot　faithful；——whether，n　inter-course　with　Mends，I　may　have　beennot　sincere；——whether　I　may　have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s　ofmy　teacher”

辜鸿铭：A　disciple　of　Confuciusremarked，“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0n　three　points：First，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tomebyo　thers，Ihavenot　failedin　conscientiousness；Secondly，whether，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ny　and　tru-stworthiness；ThUdly'whether　I　havenotfailedtO　practicewhatI　professinmy　teaching，”

这句话中，“子”的翻译应该是一个难点。“子”是中国古人对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的尊称，《论语》中出现的“子”大多指孔子及其弟子，如有子、冉子、曾子等。如此多的“子”，对外国读者来说理解很困难。辜鸿铭在其译本中将“子曰”中的“子”全部译为“Confucius”，其弟子则都译成了“adisciple　of　Confucius”，其他众多人名中，也保留甚少，大都采用了省略或解释的处理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语》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他会用西方文化中的相似人物来诠释。例如，他把颜回比作耶稣的门徒圣约翰，注释为“the　St.Johnof　the　Confucius　gospel，——apure，her-oic，ideal　character，the　disciple　whomthe　Master　loved”；把武王注释为“thewarrior　king　or　the　conqueror：the　Sol-omon　of　Chinese　history"，比作基督教文化中的所罗门王，等等。辜鸿铭采用这种翻译方式旨在凸显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共性，而这种对中西两种文化共性的寻找就是互文性的一个表现，在目标语文化中寻找互文标记，利于读者产生共鸣。而这里，里雅格将曾子译为“The　philosopher　Zeng”，也是试图在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让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

从译文的结构上来看，理雅各是完全忠实于原语的语段模式直译，体现的是和源语的互文性。而辜鸿铭则采用英文中“概括一具体型”的语篇结构形式，即以一个语言成分为主干，带有若干个附属成分，主干与附属成分之间由一定的逻辑关系相连。这样的结构适合西方人的思维路线，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所以这里体现的是译者在做阐释时的译文与目标语的互文性。

2.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而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5》）

理：Thematersaid，“MaynotShunbeinstanced，Havinggoverned　effici—ently　with　out　exertion？　What　did　hedo？　He　did　nothing　but　gravely　and　re-verently　occupyhisimperial　seat，”

辜：Confucius　remarked，“The　an-cient　Emperor　Shun　Was　perhaps　theone　man　who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the　principle　of　nongovemment，Forwhat　need　is　there　really　for　what　is　cal—led　govemment？A　ruler　needs　only　tobe　earnest　in　his　personal　conduct，andto　be　have　in　a　manner　worthy　of　his　po-sition，”

“无为”，从道家的思想来说，意为人的行为要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儒家的“无为”强调“德治”，尧舜的德行齐于天，其德如风，能够自然而然的感化百姓，自然以治天下。二者的“无为”并不相同。理氏的翻译是对原文的直译，偏向道家的“无为”概念，是对儒家精神的一种误读；而辜氏译文是通过对爱默生的作品《English　Traits》中的“non-govemmentand　non-resistance”感悟后译出的，对于舜的“无为而治”解释得比较贴切，对舜的形象刻画也较符合儒家统治者的理想形象。两位译者对“无为”理解的不同及二人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了两人译出的结果不同。

3.…千乘之国……。

里：A　kingdom　of　a　thousandchariots

辜：A　State　of　even　the　first-ratepower

“乘”的读音是sheng，指的是古代用四匹马的车。在古代，一个国家拥有的战车数量是衡量其实力的重要标准。从互文性来看，两位翻译大家在原文本的理解上和阐释上都是准确的。辜鸿铭采用了归化的方法阐释原文，使目标语读者更容易理解；里雅格则采用异化手法将其直译为“athousand　of　chariots”，让目标语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两人无论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在这个关键词的理解和阐释上都体现了它与源语文化的互文性。

四、结语

理雅各和辜鸿铭两位大家在各自的《论语》译本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翻译风格。理氏译本主要保留了《论语》的原貌，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让译文读者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国及汉语文化；辜氏采取的则大都为归化手法法，把译本的读者放于首位，把源语的行为模式纳入了读者的文化范畴中来，旨在向读者展示儒家文化的深刻内涵。所以读者在读完两个不同的译本之后可能对中国的儒家文化产生不一样的感觉。然而无论是理氏异化的策略也好，辜氏归化的翻译手法也好，在对原文的理解、对内涵丰富的文化词的翻译及在对句式结构的处理上，都体现出了互文性特点。两位译者都试图要进入另一文化体系内，追踪互文性，寻找互文性标记，找到互文性标记所在的文本，以求准确地解读和传译原作中蕴含的社会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