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改革经济隐患凸显

综合经济增长、就业水平、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等四大指标来看，我个人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总量过热的问题。但我国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始终要把就业放在宏观调控诸指标中最突出的位置。

第二个标志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是个新特征。比如钢材的数字，尽管我国总体的钢材消耗量超过了全球的1/3，但我国人均钢材消耗量仍然差得很远。中长期来看，我国钢材消耗总量还会大幅度上升，对消费潜力要估计充分。

国家发改委是做中长期规划的，他们制订的到2010年汽车产能的计划，今年就将超过；而钢材消费量明年就会超过。所以总体上来说，在重化工业阶段，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的消耗要进行重新估计，并对投资的增长速度要保持理性的合理的准确的判断，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对这一轮经济增长“会不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国家统计局的、姚景源和我都认为目前不具备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基础。

1998、1999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中国工业化进入第二个阶段：即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化主要解决住和行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城乡居民住房、轿车和建筑业的领先增长，当然还有城乡基础设施，也包括以此带动的一些能源、原材料、冶金、造船、重机等行业的高速增长。

短期经济增长均衡性矛盾突出

对于下一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从短期来看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其中隐含着几个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没有被有效率的分配，或者说没有被公平分配。即“二八现象”，我国所创造的80%的利润被20%的人所分享，可以更加极端的说，3%～5%的人口分享了经济成长的40%～50%.其他的，例如农村人口就相对贫困。现在农业产出占GDP的份额只有15%，但农业所维持的人口占全国60%.农业吸纳50%的劳动力。也就是说，15%的经济承载着总劳动力的50%，承载着总人口的60%.可以看出，这是突出的二元结构的矛盾，所以这对下一阶段经济的增长会造成影响。这也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启而不动的主要原因。

第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值得高度关注，包括对人民币从中长期来看是否该升值的问题。因为目前在经济学上所有的判断人民币应该升值的观点，都是基于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做出的判断，而这里面没有包括我国的服务业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如果把这些因素算进去，人民币究竟应该升值还是贬值这是个还需要重新评价的问题。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主要反映在银行的质量不高的资产负债，以及政府垄断定价所形成的一种低效率运行的特征上。

我们注意到，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占了主导地位，而传统业务中85%以上的利润来自于存贷款息差，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都是存贷款息差。而现在国务院为保证四大银行能够稳定上市，制定了垄断性的存贷款利率，这种高息差的后果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的低效率银行间接融资体制。

我国的息差已经达到国内外都罕见的高度。国际上平均的息差是1.5～2个百分点，北美比较高，是2.5个百分点，中国是5～6个百分点，再加上存款上面封顶，贷款可以上浮70%，所以存贷款利率的实际息差要远大于法定息差。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在调控中为了保护商业银行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中长期利益。

第三，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还没有很大的改变。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延续了一种粗放型增长的格局。所以许小年教授有一个很合理的判断，叫做“老周期下的新增长”。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这里有个很简单的数据比较：从2002年4月到2004年3月，在两年的时间里，全国信贷规模扩张了5万多亿元，而我国从1952年到2002年3月底，50年的时间里总共贷款才11万亿元。所以这5万亿元信贷出笼后，全国到处都是工地，出现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期货热，就只差股票热还没热起来。但股票肯定会热，因为资金从产业收缩的时候，就会流向股市，而现在产业投资的机会比较好时，这些热钱都流向产业，包括炒钢铁、木材、煤炭、水泥、焦炭、电解铝和部分有色金属，炒作后的结果跟1992年、1993年的情况非常类似，这说明银行自身的一种冲动。

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上，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而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尽管还是讲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是积极的，两年贷出5万多亿元怎么也不能说是稳健的，而是一种过分的冲动，冲动加上结构性的扭曲尽管带来了短期的高涨和局部的热潮，但会产生长期的不良后果。

如果要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我觉得应该进行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把贷款更多的投向能够创造就业的部门、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部门和服务类企业。

以上分析的是当前经济运行方面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当然还有其他问题，包括政府潜在的债务风险、包括我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全社会综合投资效率低下，这都是影响经济短期增长，从而会对长期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去年下半年至今所采取的一系列紧缩措施，下半年会初见成效，但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怎么也会在8%以上，所以全年平均下来看，实现9%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在经济增长稳定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加快改革步伐，这里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果改革不推进的话，将使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潜在增长率降低。

中长期经济发展面临三大安全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安全问题，我想应该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共性问题和中国作为转轨国家的特有问题两方面来把握。

涉及到经济安全的第一个问题是资源安全问题。从共性问题上看，中国面临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安全问题，包括：资源安全，包括粮食、淡水、石油、铁矿石，国家发改委列举的45种矿产资源中，我国有20种存在安全问题。可能这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都会面临的问题，所以这是共性问题，不用过分担心，但要高度重视。不是缺了就没有了，这些资源多数是可贸易商品，但其中有技巧，比如如何规避价格风险。

例如石油，我国今年进口原油可能会超过1亿吨，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但我国在世界的原油定价机制上和油价形成中都少有话语权。石油期货、石油价格被美国、日本为主导的资本和一些欧洲资本所掌握。

我们建议应允许国内大的企业进行套期保值的交易，同时在国内建立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让别的国家也来关注你的国内市场的价格变化，在国际商品市场主要产品价格形成上要有发言权。以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没人看，但现在美英期货经理与交易商也开始关注中国期货市场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有没有资源的问题，日本人均资源比中国匮乏的多，不照样成了发达国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而充足地拥有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而是要在贸易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安全问题，即资源安全问题。

第二个安全是产业安全，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产业空心化以及拉美化倾向的讨论是最近很热的话题，担心过度开放会使中国产业都控制在国际资本手里，如轿车业。

中国资本项下还没开放，如果逐渐开放，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外资控股会越来越多。很显然的道理，制造业的利润很大部分给了跨国公司。还有我国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中国电力、中国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包括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这些所有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确实存在产业安全问题。

比如阿根廷，在经济危机爆发半年前，经济根本看不出任何先兆，整个银行系统以及加工制造业都有较大的外资倾向，使经济突然间爆发了危机。所以中国有没有出现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值得研究。

特别是对开放度的把握，我觉得有必要慎重一点，至少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是毫无必要的。也许在改革开放前10几年还有必要，比如三免五减，所得税从低，那么到现在已经到了深度开放的时候，已经加入WTO，而且人家已经对政策优惠不看重的前提下，超国民待遇就毫无必要了。

第三就是金融安全。之所以把它单独列于产业安全之外，是因为二战后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90%以上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而古典意义上的传统经济危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以经济危机为先导或者说以金融危机为突破发的。

2007年是国内银行业的大限，2007年1月1日后，国外银行可以开展本币业务即人民币的存贷款业务。也就是说国内银行的低效率、落后技术、脆弱的财务资产负债状况会经历更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存在20年高增长的可能性，但对金融领域是否能稳定重构需要高度关注，要看是否能实现平稳转轨，这其中也包括商业保险与社保体制效率的提高。这三大点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增长存在四大负面影响

我国作为转轨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矛盾特殊性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我国转轨经济阶段的存在。渐进式的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我把它所造成的问题归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处于无序状态，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我国是混合经济，既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在很多调控领域是计划，有的说是行政+计划+市场+地下一起在调节中国经济运行，其结果是导致中国整体效率的低下。资源配置扭曲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效率的低下，单位GDP的能耗5倍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前一段时间研究了40多个工业化国家的资料，分析了100多年的历史数据，做时间序列的分析。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的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由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导致我国连城市新增人口都无法吸纳，致使中国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现在高校的很多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这实际上不是大家的过错，这就是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造成的。

第二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不能带来就业的增长。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改革的不彻底使我国承受的代价越来越大。从1995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是负的，不仅不吸纳新的劳动力每年还裁减在业人员，在减员增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我国所有的资源包括银行系统和中央财政系统，包括地方财政系统的所有资源还在集中地向国有企业注资。银行系统这5万多亿元的贷款中有2/3贷给了国有企业，也就是说有3万多亿流向了一个总体上没有就业增长的部门，贷款就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

其二，我国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和合理的转移支付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不均衡的增长特征，这会对中国的中长期增长形成挑战。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拉大，这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有比较大的关系，所有省市的个人所得税主要依靠的是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在支撑，而先富阶层和企业家所缴个人所得税远低于其收入水平，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其三，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落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做到全面就业，一定的失业是正常的，但是关键是要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个人账户上的钱自己无法支取，形成社保体系个人账户的空转，潜伏着很大危险。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够，下岗职工，农村无职业、无土地、无收入的“三无”农民，城镇的中低收入阶层没有充足的社会保障，所以社会矛盾冲突加剧与社会保障体制的覆盖面不高、资金来源不够有很大的关系。

其四，对中长期经济发展形成挑战的就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滞后，这种严重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2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GDP翻了两番还多，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这是世所公认的，但是生产关系的调整相对滞后，包括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问题、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垄断与放松管制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理顺。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削弱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功能，增强他们的社会服务功能。由于大量参与投资，以及养了一个庞大的公务员阶层，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甚至比建筑业企业拖欠的民工工资还要多。下一阶段应重点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否则政府肯定要保护银行的利益，因为四大银行提供大量的税收。

从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必须加快改革，竞争性行业必须彻底的市场化。中国原油市场的内部分工没有达到改革的预期效果，反而联手形成寡头垄断。不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打破垄断，中国经济会遇到大的麻烦。加快改革的同时，要依据加入WTO的承诺有序推进开放，总体上来看，开放有利于提高竞争。

上述四大问题是转轨经济中所特有的现象。转轨比较快的国家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像垄断现象在东欧除了个别产业，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的经济在市场配置方面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一段距离。

六大举措化解经济隐患

第一，加强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如果在农村还不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会越来越大，因为消灭贫困的惟一的途径就是受教育。这是全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经验。我认为中国现阶段应该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不是就业岗位少，关键是政策的协调。如果中国可以做到让高中以上学历的人都就业的话，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20年翻三番也没什么问题。

第二，解决非均衡增长，建立起有效的国民收入转移支付体系，否则有可能出现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动荡。

第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强化技术标准，改变经济考核指标，把教育、文化、卫生列为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重点内容，不能用GDP一俊遮百丑。

第四，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在中国外汇储备充足的情况下，应该鼓励企业到世界矿产比较丰富的地区投资，推进中国资本的海外发展战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的控制，采取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立足于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创新和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加快结构调整，培育经济自主增长能力。推出相应的技术标准，限制过热行业的投资。如果强制命令银行不准给予房地产、水泥、钢铁和电解铝这三大行业贷款，还是计划经济的模式。而通过制定技术标准，比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控制企业的投资比用计划手段要好得多。

第六，加快金融体制的重构，推出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利率期货，外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重要产品期货都应逐步推出。我国在全球初级原材料消耗的增量上占有很大份额，铁矿石增量的60%、钢铁增量的2/3都在中国，如果这么大的增量，仍对全球定价没有话语权的话，那是一个悲哀。

另外也要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金融风险，包括我国的原油期货。当然仅仅有金融创新是不够的，还要有金融体制的重构，这是重中之重。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体制重构并举，来回避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风险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