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对基层经济发展影响

一、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条件现状

(一)农村青壮年人口减少,乡土人才流失严重。由于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存在着较大的比较收益差距以及农村的发展前景、发展空间有限,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数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部分人无论从体力上,还是从文化素质方面看,都根本无力来承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重任。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无法有效贯彻到基层农村中。可以说他们繁荣了城市,却留下了一个寂寞的乡村。由于流失的几乎都是农村中的“精英”分子,文化素质较一般农民高,这使得培育新型农民几乎变得更加困难。而且,由于当前农村常住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规模的急剧缩减,乡村很难开展一些集体活动,留守农村的人口也显然很难支撑农村长远的治理和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人口瓶颈突显,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危机。

(二)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收入甚微。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他们为家乡带来了一笔可观收入,也改善了农村的生活质量,但是这种“输血”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成度上繁荣了农村经济,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而且,在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整体不高、技术水平要求低和现代科学经营理念缺乏,农村的生产仍然比较落后。首先从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来看,农村土地产权不全,压抑了农民经营和投资的积极性,使得我国农业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其次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方面来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使得农村土地经营分散,小块土地经营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再次从农业生产技术条件方面来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不利于技术进步,难以提高农业经营的技术含量,从而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最终导致农户小规模生产对先进农业技术的天然排斥。在我国广大农村,多数农户往往偏重于劳动投入型,导致先进农业生产技术难以推广和应用,农业生产装备水平难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难以获得顺利发展。

(三)农村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落后,不适应现代文明生活。由于传统习俗的惯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仍有一些农村地区处于孤立和封闭状态,严重缺乏与文明的公共生活习惯和现代文明的互动,精神生活档次不高,社会娱乐设施落后,农民闲暇生活贫乏而单调。农村的脏乱差现象依然比较严重地存在,科技环保观念缺乏。现实中在农村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精神寄托的有形设施、文化组织和无形的精神正在日益的衰落和消失。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现存文化站文化中心及各类文化基础设施简陋,大多已经超过其服役年龄,老化情况严重。[1]此外,农民对待文化消费依然持保守态度,对待新生事物接受较慢,创新意识不强,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生活格调难以提高,富含知识性和艺术性的文艺活动难以进入农村,城乡差距较大。农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只有得到较大的改变和提高,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新型农民培养的目标。同时,农民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民主监督意识不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遇到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很少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要不通过私下调解,要不就是一味的忍耐。当然,这与我国农民不学法、不懂法以及过去“冤死不告状”的旧观念有关,也与诉讼成本较高和一些地方司法不公有关,农民不信法、不用法、“惧法厌讼”。

(四)农村缺乏资金支持,发展面临困境。资金流向遵守效益优势的原则,哪里收益高就必然流向哪里,所以当前城市资金不但难以流向农村,即使是农村自有资金也难以留住,而不断的被城市吸走。农村发展资金的缺乏,导致关系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得到有效改善,路、电、水、气相关设施不尽如人意。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总量巨大,仅仅依靠国家财政投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其中大部分仍然要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2]这当然与我国当前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业务单一、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和管理粗放等原因有关,同时与农民工的收入投向也有很大关系。所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和农民工工资相关保障的完善,如果能够动员返乡农民工将资金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的话,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二、农民工具备的潜在优势

(一)农民工人数多,形成了庞大的新型农民人力资源库。目前,我国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已达相当规模,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3年为1.1亿,2004年为1.2亿,到“十一五”期末,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由于农业的季节性和传统节日的原因,农民工群体表现出了流动的周期性,他们大多数几乎每年总有一段时间会回到家乡,在此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所接触过的、经过自己一番吸收加工的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内容带给了农村居民。他们的这种载体作用不仅表现在实物形态,更重要的乃是生活观念层面。[3]如此规模的返乡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必将组成庞大的新型农民人力资源库,他们的回流将会有效改变乡村建设缺乏中坚力量的状况,将会极大的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

(二)农民工见多识广,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农民工职业变换和务工地点变换比较频繁,流动性较强,这有利于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在城市化的长期熏陶下,对城市的先进文明和公共文化接触比较广泛,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对科学经营管理的方式和方法也有所了解。鉴于此,返乡后,在农业种养殖中,他们容易运用科学和技术进行生产和经营,善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方法和观念进行大胆尝试;在农村各项改革中,也能主动学习,深刻理解中央关于农村的各项惠民惠农政策,并积极参与和给予大力支持,有利于中央各项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农村社会的治理和发展;农民工由于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生活知识,他们了解城市的很多东西,具有经营理念。这将有助于他们返乡更好的发展,而且在农村比较崇尚“能人效应”,一旦返乡农民工成功返乡,必将在群众中引起“鲶鱼效应”。

(三)新一代农民工占主体,生活和消费方式有城市化倾向。据权威部门调查发现,16岁至40岁的青年民工,即“第二代农民工”占了总数的90.83%。他们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较远的人生职业规划,有较强的维权意识,而且更加注重自我尊重,可塑性强。他们挣钱回家只是目的之一,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自身价值,更多人意识到自我发展、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注重消费结构的合理性,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和文化消费档次。特别是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后较好的生活环境中,从小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报刊广播和影视的影响,他们的行为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现代化。[4]返乡后,这些文明气息将会在农村广泛传播开来,有助于提升农村的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的消费模式。

(四)农民工收入提高,资金实力相对优越。在农民进城务工政策出台以前,农们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大农业——农业、畜牧业和林业,收入结构比较单一,收入水平也比较低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2010年2月做客凤凰网《大政经》栏目时指出,进入新世纪以后,10年的时间,农民收入结构的本身变化是非常的明显,过去都认为农民主要的收入应该来自农业,从现在的情况看,已经说到了一个临界点,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去年是5153元,这其中来自于真正所谓农业、畜牧业、林业,大农业这一块的收入大概就是50%,还有40%是来自于工资性收入,就是打工,有的是进城,有的是在乡镇企业,还有10%来自两块,这是新的概念,一块叫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些房子出租,存款的利息,财产性收入大概不到4%,还有6%多一点,叫转移性收入,就是政府给的各种补贴等等,现在的收入结构,我说今年是个临界点,可能到明年,来自农业大概会降到49%,50%以下。[5]从中可以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民相对于在家务农的农民收入要高出很多,资金实力相对比较优越,他们的资金投入将会有效弥补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缺口。

三、农民工对于改变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条件的思考

由于制度、经济、素质和城市发展壁垒导致农民工无法实现城乡之间的顺利转移,必然产生大量农民工返乡问题。[6]农民工返乡将会给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所以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要把返乡农民工作为培育新型农民的人力资源库,要做好宣传和引导,积极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提供有关支持和扶持,促进农民工的优势转化。

(一)创造环境,正确引导农民工的财力和智力资源回流。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里留守的常住人口为“三、六、九”人员,即“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人”等妇、幼、少、老、弱、病、残。这部分人无论如何也成为不了新农村建设的主角。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在城市打拼过,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且见多识广,眼光长远,又有一技之长并且富有激情。所以农民工输出地政府需要为返乡农民工的作用发挥创造良好环境,增强对农民工返乡的吸引力。诸如可以通过创办农民工创业园、发放小额贷款、提供技术支持或者税费减免、土地政策优惠、创业培训、工商登记、信息咨询、人员招聘、信贷优惠等帮扶政策为他们返乡创业创造一个好的平台。如此一来,既可以给当地财政带来收入,又可以解决部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当然,鉴于以前的历史教训,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工作可以做,但千万不能一哄而上、“逼民创业”。同时,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召开农民工座谈会或者组建农民工协会、网络博客等方式,听取农民工对家乡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征求农民工建设家乡的“金点子”,鼓励农民工为家乡建设做贡献。[6]

(二)完善政策,择优广泛吸收返乡农民工进入村级“两委”班子。大量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村村级干部队伍不同程度上存在人才流失、学历偏低、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年龄老化、后继力量不强等问题,使新农村建设失去了主力军。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走过的地方和从事的职业较多,阅历丰富,市场和商品观念深入内心,创新意识和激情饱满,权利和法制意识较强。同时,农民工对政治参与的热情较高。农民工在外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农民工返乡,将外地的文化传播给了当地的农民,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和文明的融合,扩大了农村的开放程度,改变了输出地的社会生活,加快了输出地的社会变革过程。[7]鉴于农民工的一系列潜在优势,流出地政府应该统筹考虑,制定合理政策,大力宣传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意义,支持和鼓励素质高、群众反映好,有经济和市场头脑的返乡农民工参加竞选。择优吸引农民工返乡进入村级“两委”班子,将会有助于带动广大农民群众共同致富,加速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进而稳固我们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如在今年的全国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很多农民工不惜高额路费和几番周折专门回村参与村级干部的选举工作,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其中还有一部分农民工主动参与村级“两委”人员的竞选,这种现象令人鼓舞。

(三)针对性开展培训,提升农民工的技术和能力水平。我国农民工人数较多,而且增长较快,虽然整体上素质较高,但是仍有一部分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和就业能力需要提高。所谓针对性的培训是指创办个人企业的能力培训和关于农业种养殖的技术培训。但是,鉴于部分农民工有创业激情而无创业能力以及新一代农民工对农业知识接触不多、缺乏了解,针对性的培训就成为了提升农民工的技术和能力水平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当地政府应一方面要对有培训需求、创业意识、思想活跃,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农民工进行创业观念、创业准备、政策法律、企业管理、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企业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培训,不断给他们“充电”,激发其自主创业的信心和激情。[8]另一方面要对渴望农业种养殖的农民工进行培训,鼓励返回农民工参与农业产业化开发,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农民从事规模化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及流通经营,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农村活力;可以组织他们到企业或者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和锻炼;可以邀请专家,组织技术力量,对其进行现场指导;可以帮助建立种养殖协会,提高组织程度;可以提供政策性专项扶持基金、农民工创业贷款担保资金、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服务。

四、小结

由于经济、政策、自然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工向“候鸟”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仍然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鉴于农村经济发展条件现状和返乡农民工自身具备的诸多潜在优势,如果找到返乡农民工与农村人才需求的结合点,返乡农民工群体将会组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庞大的新型农民最有效人力资源库,对此充分利用的话,将会有效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各项进程。